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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 - 李斯有感

发布时间：2012-09-14 15:38:4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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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记——李斯有感

李斯相秦，用他的“鬼点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第一，比如统一文字，秦国小篆成为国家通用文字，再比如焚书坑儒，烧掉除医、工之外一切书籍，杀光天下儒生。应该这样看，始皇帝的千古功绩，有一半得算到李斯的头上；同样，嬴政的万世骂名，也有一半是这位相爷出的坏主意所招来的。而这样一位风云人物，最后却被“腰斩于市”，所以，李斯这个人身上很有故事性、戏剧性，历来是人们谈论的热点人物。

蓝弧在《读史札记》中（载《常熟田》2006年第2期）也浓墨重彩地谈到了李斯，他以《李斯死得其所》为标题，充分表达了对李斯的情感与评价，在这篇文章中，蓝弧以自己的观点和笔法解读了司马迁的《史记*李斯列传》，认为“作为‘人臣’，沿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沿着经榜济世的路子往上走，李斯可谓登峰造极！”他从楚国蔡县的一个小公务员通过游说秦王，辅助秦始皇成就了霸业，自己也位及人臣之首，然而李斯最后却被“具五刑，论腰斩咸阳市”。蓝弧认为李斯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后世2000多年封建专制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

不错，李斯的最大功劳是他辅助秦始皇成就了霸业，而他的悲剧也正源于这一点——因为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制之前，正是中国历史上称为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是中国的思想最开放时期，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诸子）们最活跃的时期。李斯是楚国人，但他可以选择效力秦国，和他先后同处于战国时代的苏秦、张仪、商鞅等纵横家们也都在列国王侯贵人间奔走，选取门庭投靠，在当时，朝秦暮楚不以为耻，晋材楚用是佳话，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就连孔子、孟子这样的大家，也周游列国，只为推销自己的学说。然而，李斯辅助秦国成就霸业后，也结束了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因为帝王只剩一个了，用当今市场经济的话语来说是买家少了，知识分子的学说远远供大于求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知识分子，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剩下的只有士大夫们相互倾轧，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而主子则可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后世的士大夫或者说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个个都被腰斩，但他们都成了被挖走思想的奴才。李斯好象为世界、为秦国编了一个圈套，这个圈套在戕杀了无数生命后也把李斯自己套了进去，就连他死时所受的“严刑酷法”，也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李斯在秦始皇去世后，怕公子扶苏继位后重用大将军蒙恬而失去自己的臣相之位，就在奸臣赵高的威逼利诱之下，篡改秦始皇的遗诏，令扶苏、蒙恬自尽而立胡亥为太子，结果李斯仍被赵高离间，终没有得到胡亥的信任而被借故腰斩于市——李斯真是咎由自取，死得其所！

蓝弧在文章中认为“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从一开始就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后人认为李斯没有独立人格是对他苛求了。这样的分析是否道理？让我们还是回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的自由的，知识分子独立性的缺失按理应该是伴随着专制统治的出现而出现的，因为专制政治的特点，就是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既不允许有自己的看法思想，也不允许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有，便是“不臣”，就要翦除。秦帝国建立后，李斯建议秦始皇“焚书坑儒”，消灭异端，就是专制政治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明证。然而值得玩味的倒是“中国文明具有注重世俗的特性，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成为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自的哲学学派。”（1）。所以，应该看到，不是说到了封建社会科举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才信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而是早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诸子百家们就都以自己的学说被统治者接受为终极目标，诚如蓝弧在文中所说：“（当时）政治家和‘诸子’并无太大不同，‘诸子’只是兜售自己的政治学不成功的那一部分，如孔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都是；‘政治家’就是那些兜售成功且有机会实施自己理论的人，他们都属于‘士’这一阶层”。看来，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缺乏独立性，一方面有其制度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其文化上的原因，制度上的原因是其被动地被专制政治取消独立性，文化上的原因则是其主动地依附帝王。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它应该象啄木鸟一样，对社会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病加以针砭，以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然而中国文明在进入阶级社会后，没有出现象雅典文明中那种开放的、民主的、自由辩论的元素，而是慢慢走上了封建专制之路，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两千多年，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其长期形成的无形桎梏，甚至至今仍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使一些人走不出李斯的怪圈。

在《李斯死得其所》一文中，蓝弧将李斯与当时的纵横家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自己既定的政治理念，他们将自己的‘荣华富贵’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的确是一群极端自私自利的而偏又出类拔萃的人。”的确，李斯正是因为觉得当一个小公务员太卑贱，才向老师荀子学习帝王之术的，荀子的帝王之术就是法家理论，而“法家人物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他们关心的是改革社会，以加强他们所奉事的诸侯的力量，使诸侯们能进行战争，用武力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要用国家的军事力量予以清除，而人民群众则需被强迫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些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因此不可宽容待之。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由法律加以详细规定，法律是专为促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制定的。指导统治者行为的不应是受儒家学者赞美的仁慈和公正等传统美德，而应该是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需求。” （2）

从史实上来看，秦孝公3年，孝公采用商鞅变法（法家治国理论），国力迅速强大，112年后，秦始皇又采用了李斯的法家理论，统一了中国，可以说，正是法家理论的推动，使秦国的GDP迅速得到增加，秦国由此崛起于战国群雄。

然而法家理论从另一方面看是缺少人文精神的，他只关心国家利益或者说帝王利益而不关心人民的死活，因此秦的暴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秦帝国也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就被推翻了。而儒家思想则与之相反，孔子提倡“仁义道德”，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是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因此蓝弧在《读史札记》中赞美晏婴、孟轲，而认为李斯等纵横家心中“没有人民、没有祖国，在其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也没有良心”，应该说，这是法家理论的局限性，或者说，后期的李斯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家人物，而是丧心病狂的小人，他建议的“焚书坑儒”，“严刑酷法”“使中国历史上商鞅、韩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经营的法家，不仅没有成为一种根基于人性关怀的学说制度，而是彻底沦落为帝王之术，”（3）他自己也因为伙同胡亥、赵高篡改秦始皇的遗诏而沦为一个政客。

秦灭亡后，汉王朝“罢黜百家，独遵儒术”，儒家正是以他的人性关怀赢得了统治者的青睐，然而儒家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比如蓝弧推崇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应该说民本思想是儒学思想的核心，但它与现代民主思想有本质的区别，它宣扬的政治理念是“主民”而不是“民主”，在它看来老百姓都是统治者的“子民”而不是国家的“公民”。儒学的教育理念是要受教育者附首贴耳，唯命是从，儒学文化不重视人的自然个性，认为人性不是个性，而只是基于社会性的心性，人生的目标就是通过人性的修养来实现社会秩序，做努力统一于社会的人。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这里的“学”指修养，修养高的人去做官，以此作为百姓的楷模，（这个官包括皇帝，当然皇帝是替天行道，他们的言行楷模有周文王、武王等一代明君），然而由于缺乏监督机制，许多修养高的人做了官以后就腐败了，有的修养不高的人也混进了“干部”队伍，上梁不正下梁歪，整个社会风气就会败坏，最后造成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历史周而复始。最典型的要数明代，由于明初朱元璋杀功臣，废宰相、设内阁，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将朝政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这样一来，按照儒家观点，皇帝的责任也变得空前繁重，这对于开国之君，靠着他极强的使命感和权力欲，面对所有方面的事务压力才能撑得住，到了他的后代，就没那么敬业了，“晚明数代皇帝不理朝政，世宗中年以后就不见朝臣；穆宗即位三年也不向大臣发一句话；神宗从万历十七年后三十年只因梃击案召见群臣一次，连旬累月的奏疏，任其堆积如山，不审不批，把一切政事置之脑后，深居内宫，寻环作乐。”（4）皇帝如此，大臣们便也肆无忌惮起来，他们上朝时居然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而当权威和神圣消解后，人们便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个人意志和个性，于是举国上下，奢靡成风，最终国事糜烂，明代灭亡——儒家治国始终走不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周期律。

蓝弧在《读史札记》中还赞美齐王田横，田横自割其首送给汉祖刘邦、他的500将士不受招安集体自杀，读来让人回肠荡气，感叹不已。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正是因为他不象普通人一样苟活着，而是他活得有美感，确切地说，是有审美意义。这种美最后又被残酷的现实所毁灭，更让人心灵产生震撼，鲁迅先生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文学要歌颂的不是成功和失败，而是真善美，以此来引领人们的心灵向真向善向美。只是《田横》一文在表达这一主要思想的同时语言上颇多枝蔓，作者常常在叙述某一历史事实后用一破折号引出自己的感想，或者干脆边叙述边议论，这种夹叙夹议的方式并非不可，用得好，能扩展文章的内涵，但太多了，就容易伤害主题。因为主题本身仿佛一条汪洋姿肆的大河，如果枝叉太多，甚至枝叉大过了主干，就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读者看走眼，这一语言上的暗伤不仅在《田横》一文中有表现，蓝弧的这一辑散文都有这一通病，好在它们还没有严重到让人看不清主题的地步。

蓝弧在《读史札记》中还写到了汉初“忠义”第一人贯高，从当代的背景去看，作者是借贯高对社会存在的缺乏诚信提出了批评。而对史官记录“崔杼弒君”一事，蓝弧似乎是对史官和崔杼各打五十大板——崔杼以为他杀的是昏君，因此对史官秉笔直书“崔杼弒君”，认为是侮辱，因而杀掉史官，这是残忍；而史官们则前赴后继，虽然一个又一个被崔杼杀掉，但仍然直书“崔杼弒君”，这是愚腐——然而这篇短短的文章，承载的作者的思想不仅仅这些，文中写道：“各国史官都视真实为生命，比不得他们不仁不义的后代孽子孽孙，可以将历史随意书写，将‘事实’作弄成婊子的模样。”这已经在借古讽今了，当然读史札记借古讽今是非常正常的，也是读史的意义所在，应该说，这种借古讽今的话语在蓝弧的“读史札记”中比比皆是，有的地方点得恰到好处，但有的地方比如在写到崔杼的这一篇，尤其是在它的点评部分可以说反话连篇，火药味十足，这种语言杀伤力太强，不仅会伤及别人，有时还会把自己也带伤。

在有些人将“到此一游”或“南柯一梦”皆大书特书的“散文热”中，蓝弧的《读史札记》（载《常熟田》2006年第2期）以其字里行间对当代英雄精神的呼唤、人文思想的廓清和民本意识的张扬，不由得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散文易写难工，历史题材的散文，尤因爬格子外尚需钻旧书堆而倍加艰辛，常少有人涉笔。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历史题材入散文，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可惜蓝弧此次笔下的历史人物，都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土著”，未免有些让人遗憾，但其笔锋指向的领域，实在是值得文史作者们大可探索作为的。

历史散文是文学，不是历史，书写历史需要着力发掘或考证被遗落或被忽视的史料，纠错补漏，力图还历史本来面目。创作散文，则不同于单纯的古史钩沉，

其诣在抒怀古之幽情，或借历史酒杯，浇个人心中块垒。与历史教科书相比，历史散文显得更为气象开阔，并兼具历史厚重感和时代现实感。但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写作时因手头史料的或缺与所引史实时有误，出现缪误，自属难免，对此，读者不可苛求。当然，作者下笔时理应尊重史实，维护真实，如此，方能更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