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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30 11:52:0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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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浅谈佛教遗存中弥勒形象演变体现的佛教中国化
作者：高雅婕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05期
摘 要：文章综述了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各阶段佛教遗存中弥勒形象的演变，并浅谈其演变体现的佛教世俗化、中国化。 关键词：佛教遗存;弥勒;佛教中国化
在阅读宿白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时，笔者曾注意到南北朝时期不同的佛像内容选择，“南朝佛教造像突出无量寿佛和弥勒佛，而当时中原北方流行释迦和弥勒菩萨等形象”。但笔者不甚明了弥勒菩萨和弥勒佛究竟有何不同，分别象征什么，并且印象中的弥勒佛均为笑容满面的大肚和尚形象，与石窟壁画中所见的弥勒形象大为不同。为解除疑惑，笔者搜集、阅读了相关文献。本文浅谈佛教遗存中弥勒形象演变体现的佛教世俗化、中国化。 弥勒图像源自古印度，在汉译经典中“弥勒”也译为“慈氏”，是梵文Maitreya的音译名。现存汉文记载最早的佛教经典《中阿含经》卷十三《说本经》：“佛告诸比丘。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当有佛，名弥勒如来。”称弥勒为未来佛，即弥勒是释迦授记的“一生补处菩萨”，将于未来承释迦正统成佛。与弥勒相关的艺术题材有弥勒上生兜率天为菩萨，并为天人说法;弥勒兜率天下生阎浮提，出家、修道、悟道、成佛，龙华三会度众生说法;弥勒决疑等。其中弥勒菩萨示现于兜率天说法常与佛涅槃形成固定的造像组合，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中常规的圣像设计。从形象上看，此时的弥勒菩萨多为面生八字须的男性，佩平项圈、长项链，戴耳饰、手镯等装饰物，可能模仿了当时上层权贵的装扮。动作有半跏思惟形，站立手持净瓶或结跏趺坐，右手屈举于胸前施无畏印、左手置于腿上、手指夹提净瓶，以及交脚而坐、手作转法轮印。 而后佛法西来，考古证据如莫高窟第275窟的主像，形象及画法都有很浓的异域色彩。但炳灵寺第169窟第6龛的弥勒菩萨，形象虽为承自犍陀罗的站立手持净瓶，但画法为中国传统的线描平涂色彩技法，体现了佛教遗存的本土化。此外还有出土于武威、敦煌等地的14座北凉石塔，其中12座完整石塔均为七佛一弥勒菩萨造像绕塔分布，表现了敦煌民间基于功利性需求的杂密信仰，希望借造塔供奉得七佛保佑，借弥勒托生净土。除此之外，塔上还刻有道教的八卦，可见佛教传入初期和道教方术的杂糅。捐建石塔的多为平民，其造塔目的大多为报父母之恩，并祈愿自己及亲人成佛，可以说是出于儒家之孝道，完全不同于印度。可见此时弥勒形象代表的弥勒信仰已不全是宗教信仰，还有从功利需求出发的世俗化特点。
及至南北朝，弥勒信仰流行，此时除《弥勒下生成佛经》外《弥勒六经》业已翻译完毕，奠定了“上生”“下生”信仰的基础，并推动了造像风潮，“立其像，可在命终时来迎其人，须臾得往生”，利用了信徒对转世到弥勒净土的渴望。考古发现的此时期弥勒形象可分为两大类：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一类为菩萨装弥勒，头戴宝冠、项戴璎珞、呈交脚而坐的交脚弥勒像，或以手支颐的半跏思惟像，多见于北朝，如龙门石窟的35尊弥勒像大多为交脚弥勒菩萨，反映对弥勒“上生”信仰的重视，响应北方重禅修的风尚，希望“往兜率咨弥勒”，求得弥勒菩萨说法决疑;另一类为佛装弥勒，头梳螺髻，多为站姿或结跏趺坐，还新出现了倚坐之姿，如栖霞山第5、第10、第12、第13、第15窟，表现弥勒“下生”信仰的流行，多见于南朝，反映人们对弥勒下生成佛后世界安宁的向往。李裕群先生指出倚坐之姿并不见于弥勒经典，作为弥勒特有的坐姿始于何时，是否与法显“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有关，目前还不确定。除了佛像形态，佛像的服装也由印度式通肩披或右袒式大衣变为中国式的褒衣博带，面容的刻画逐渐趋向本土化，讲求秀骨清像，不再深目高鼻，眉眼更加柔和，也没有了犍陀罗式的八字胡，是佛教世俗化、中国化在弥勒形象上的体现。
唐代弥勒菩萨像数量减少，交脚弥勒菩萨几近消失，弥勒多以倚坐式佛的形象出现，这可能受高僧义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有关，其中记载了弥勒下生之后的美好景象。人们对弥勒成佛后美好世界的向往以及高僧的推崇等因素，使弥勒下生信仰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同时造型上极盛弥勒大佛造像，可能是与弥勒下生经内容相应，即弥勒以大佛姿态下生阎浮提，引导大众开悟。如敦煌莫高窟的北大佛（第96窟，高38米）和南大佛（第130窟，高26米）、炳灵寺石窟大佛（第117窟，高27米）、樂山凌云寺大佛（高71米），均呈倚坐姿。这一方面是佛典所求、信仰所致;另一方面也必不可少统治者的力量支撑，可能与武则天命人撰《大云经》称自己是弥勒下生有关。仅龙门石窟在武则天时期的弥勒造像就大幅增多且较前期高大，如惠简洞高4.25米，本尊弥勒佛高3.1米。除了数量、规模空前绝后，造像组合上武则天时期的弥勒佛由独立开窟发展到以弥勒居中的三佛，不同于云冈石窟以释迦为中心的过去佛、现世佛、未来佛的三佛造像。摩崖三佛龛的中尊为倚坐的弥勒佛，左右两侧有二结跏趺坐佛，足见为了呼应武则天弥勒下生说法而凸显弥勒佛的特殊地位。服装上以褒衣博带为主，佛像面容也更加女性化，“菩萨如宫娃”，完全脱离犍陀罗佛像的雄武男性形象影响。武则天执政时期“女性化的佛像层出不穷”，可能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加以美化，类似云冈北魏昙曜五窟依照皇帝的形象造像，可见佛寺和皇帝像供奉活动结合古已有之，佛教世俗化一直存在并逐渐发展。综上，统治者对佛教的决定性影响力可见一斑，“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中国佛教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远大于印度。且宗教与政治关系复杂，如武则天自称“弥勒下生”，一方面借助了佛教弥勒信仰为其上位造势，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佛教弥勒信仰的发展，佛教繁荣的前提是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实际上佛教被统治者利用的同时，统治阶级也利用其作为颠覆统治者统治的舆论工具，如唐玄宗开元年间就出现了利用弥勒下生发动的起义，为其衰落埋下了祸根。
北宋之后，弥勒诸形象均转变为布袋弥勒，学界一般皆以“布袋和尚”契此为依据。弥勒形象转变为布袋弥勒是基于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及世俗文化的发展，其形象及出处还体现了禅宗的影响，代表了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中国化。这样的变化给弥勒信仰带来新的生命力。介于上述起义者的“弥勒下生”旗号，弥勒信仰一度失去政治优势被打击到近乎灭绝。但因形象异化为亲切的布袋和尚之故，弥勒信仰得以重新融入世俗生活。除了见于石窟造像，布袋弥勒形象还广见于民间艺术作品、民间供奉小像、吉祥配饰等。人们重拾弥勒信仰依旧是出于功利需求。如果说信仰弥勒菩萨和弥勒佛是出于对往生兜率天和净土的向往，信仰布袋弥勒就是对现实的祈愿，希望其带来美满生活，保佑平安。弥勒形象及图像组合上亦完全中国化，大肚能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容，头圆耳垂，布袋表示生活富足，与童子组合甚至还代表了对生育繁衍的重视。这与最初传自印度的弥勒之象征迥然不同，是中国人思想、观念与心理的物化，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体现。
从犍陀罗风的弥勒菩萨示现于兜率天说法，到南北朝自行选择分化菩萨装弥勒与佛装弥勒，再到唐代倚坐弥勒佛的盛行，最后变为世俗化的布袋弥勒，佛教中国化始终是弥勒形象变化的内因。虽是从佛教遗存出发，但本文的考古论据并不充分，需要查阅更多的资料，如果能实地考察则更为直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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