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8日上映一周以来，动画电影《大鱼海棠》让国产动画再次成为热点话题。“赴你十二年之约”“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好作品可以看”——在片方的“情怀”式宣传之下，《大鱼海棠》被寄予厚望。然而，在其正式搬上大银幕后，票房可观，口碑却毁誉参半。一半是期待，一半是失望，落差之间，《大鱼海棠》与“优秀国产动画电影”这一称号失之交臂。即便如此，《大鱼海棠》所引发的种种讨论却引人深思。
显然，《大鱼海棠》正是试图凭借“中国风”来跻身“优秀国产动画”的行列。可贵的努力和探索足以让其摘取“良心之作”的头衔。在动画电影行业，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动画电影和以吉卜力工作室为代表的日本动画电影，一个构筑了庞大的童话世界，一个横跨儿童与成人观影群体，对动画电影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许多国产动画对以上两种模式进行拙劣模仿，粗制滥造的创作让观众频频失望。而《大鱼海棠》在吸收国外动画创作与制作优点的同时，饱含了中国动画人的匠心。创作团队在国画、敦煌壁画中捕捉中国传统绘画独有的特征，反复推敲一只凤凰或一团火焰的运动轨迹，影片中一个3秒钟的镜头制作周期长达一个月……可以说，该片在美术创作上追求细腻与精致的匠心，正是国产动画所稀缺的。此外，符合电影工业逻辑的制作流程与生产机制，也为影片注入了大量的现代元素。
然而，精美的画面却不是成为“优秀国产动画”的全部理由。上映后，《大鱼海棠》的剧情与人物引发了井喷式吐槽。整部电影引经据典，精致的美术场景仿佛为观众打开了一扇绮丽大门，但人物与剧情却没有呈现出更深刻丰富的世界，这导致片中众多文化符号都变成了浮光掠影，甚至被批评为“华而不实”。
“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大鱼海棠》与“优秀国产动画电影”失之交臂的原因，或许可以在《庄子》中找到答案。影片立意的“中国风”只停留在美术审美的层面，剧情与人物都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东方哲学。观众对《大鱼海棠》的深层期待，或许是鲲鹏展翅九万里逍遥自由的世界观，或许是《山海经》《搜神记》等志怪作品所记载的中国式魔幻故事，更或许是一个具有中国性格的人物的情感与心路历程。相比之下，虽然1964年的《大闹天宫》和2015年的《大圣归来》都是对孙悟空这一角色进行再创作，但人物的内核始终是《西游记》中孙悟空所表现出的侠义精神、反叛精神。这种传承与诠释，让观众的情感诉求和文化追求都得到了回应。如此说来，《大鱼海棠》对传统文化的解读程度与对优秀国产动画的追求，正是“水浅而舟大”的关系。
在《大鱼海棠》引发的关于国产动画“情怀”的讨论，让人不禁想起“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氏兄弟。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资金、技术双重匮乏的环境下，万氏兄弟依然创造出了中国动画史上的多个第一。日本漫画家手冢治虫也是因为受《铁扇公主》的影响才提起画笔，开始动画创作。万籁鸣曾说：“要使中国动画事业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必须在自己民族传统土壤里生根。”在中国电影市场高歌猛进，资金充足、技术上升的当下，这种“扎根精神”或许有助于动画人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国际的融通中，走向优秀。
近日，一张安徽桐城交警开出的“空白罚单”在网络热传。收到此张罚单的是一名外地车主，起因是违章停车。这张罚单上并没有填写扣分与罚款，而是交警手写的警告：“前面有停车场，下次注意。”此张罚单获得网友的热议，很多人为交警的“人性化执法”点赞，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最美罚单”。外地车首次轻微违法 只有警告没有罚款 新规源于此前作家网上质疑乱罚款。（7月27日 《北京青年报》）
外地车首次轻微交通违法，在桐城被开出“空白罚单”。有人称之为“最美罚单”，有人称之为纵容违法。当人性化和执法交织在一起时，到底是人性化居主导还是执法居主导，牵扯着执法的目的，也事关执法的效果。更重要的则是效果如何。当执法效果深入人心的时候，罚单是什么形式，可能并不重要。
桐城开出“空白罚单”，是事出有因的。最开始是源于桐城的一位作家网上发文对桐城交警的一次深情告诫。交警不该成为开罚单的工具，开罚单不是目的，而是应该引导人们认识守交规、优化交通秩序。倾听民意，有错就改，使执法效果更具长远性，就是“空白罚单”开出的初衷。
在桐城开出“空白罚单”之前，有的城市的交警也有温情罚单的情况，如四川遂宁一位交警对短暂违停接病人的司机只是口头警告未开出罚单。山西太原交警任建刚也曾因“温情罚单”而为司机们所熟知和点赞。温情罚单，本质仍然是罚单，这既是执法的一部分，也是替当事人考虑的一部分。两者并不矛盾。这样，作为受处罚者认识到违法行为，执法效果也达到了，也照顾了当事人的特殊情况，收到的社会效果，往往比单纯开出一张罚单效果要好的多。
“空白罚单”，是人性化执法的载体，并不同于任性执法，更不是对交通违法行为的纵容。空白罚单，只是针对外地车辆的轻微违法，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且只针对外地车辆的首次违法行为。当温情执法提醒作用能够收到效果时，开罚单这种生硬的形式，就可以退居次位。
当然，“空白罚单”不是为交通违法行为背书。当外地车辆再次交通违法，桐城方面就会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罚。这样就会让受处罚者无话可说，其教训可能会更深刻。
交警开罚单，是交警执法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执法是为了首先让交通违法者受到教育，根本上则是保证所有交通秩序中的“人”，这既包括违停者，也包括其他违停之外，任何一个不特定的人。故此，空白罚单，是掌握了执法为民这个中心，最终的目的是捍卫良好的交通秩序，保证所有人依法平安出行。
交警执法当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空白罚单，作为处罚的一种形式，始终没有偏离法律要求这个中心。法律并不是没有温情的工具，执法更需有以人性化为参照。当做到执法力度与违法行为相匹配时，温情的空白罚单，反而会在轻微交通违法者心中引起反省，在社会上引起反思的共鸣，空白罚单的执法效果不是空白也就成为了可能。
近日，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袭人事件引爆舆论。据媒体报道，7月23日，一家四口在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自驾游，其中两名女子突然先后从车上走下，被躲藏在附近的老虎袭击，造成1死1伤。
随着监控视频的公布，舆论场也一步步走向撕裂。有人指责年轻女子在猛兽区下车属于“作死”“不值得任何同情”，但也有网友指出，在死伤面前动物园也要担责，管理漏洞的存在不应在口水战中被忘却。不管网友选择如何站队，到底谁该负责无疑是争论的焦点。
监控视频显示，园区门口和园区中均设置有风险提示的警示牌，当事游客在入园前也签订了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自驾入园要锁好门窗、严禁下车。就在女子下车时，园区管理车也发出了广播警告，并在女子被老虎叼走后几秒钟火速赶到救援。也正是基于以上这几点，不少网友认为动物园已经尽到了安保责任。虽然动物园是否有责还有待证实，但考虑到野生动物园的特殊性，呼吁再多改进一些安全保卫工作、再多增设一条安全防线恐怕都不为过。
面对一条生命的逝去和一个家庭的悲剧，老虎“同情说”还是动物园“连累说”都显得太过轻浮和冷血，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当事人漠视规则的行为视而不见。虽然下车原因至今不明，但当事者在猛兽区罔顾“珍爱生命、禁止下车”的警示擅自下车的事实是明确的。老虎吃人是常识，当事人不可能不明白，与其说她是无知无畏，倒不如说是我行我素，在她打开车门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规则。比如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进入建筑工地要戴安全帽，比如考试不能作弊、看病要排队、竞争要公平透明等。信守和遵循规则，让个体在社会系统运行中极大地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不可预料的风险，从而得到保护，同时也让社会秩序得以保障。但总有一些人觉得守规则是“迂腐”“刻板”“不懂变通”，甚至将超越规则视为“走捷径”“头脑灵活”，并以此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可是，结果呢？
或许无视规则确实能在某些场合提高个人“效率”，但伤害的却是公共秩序。过马路绿灯行红灯也行，可以让你行进得更快，但造成的结果就是路口经常堵成一团，甚至出现交通事故。作为规则系统中的一分子，一个人对规则的无视甚至践踏常常意味着对旁人的冒犯和对别人权益的侵犯，你没觉察到并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尤其是对一些技术规则来说，背后多是一些客观规律的支撑，违背规则就不免将自己置于对抗规律的危险之中。有的人总是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就算不遵守规则也不会有什么恶果，或者觉得惩罚不一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当灾难真的将临，也许一次就足以摧毁你的一切。
规则被无视必将导致社会失序，失序之下“安有完卵”？在规则被漠视和践踏的系统里，个人可能是加害者，但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受害者。对规则的遵守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也是最大的规则。生命的代价太过沉重，在喧嚣的舆论中，应该激起关于树立规则意识的波澜。
邓海建：好声音还在打官司，新歌声翩翩而至。说真的，虽然转椅变战车、华少变李咏，虽然剪刀手变中国星、“姐弟联盟”变“奶爸联盟”，虽然年年驻场的凉茶一罐都不在了，但很抱歉，我还是好声音和新歌声傻傻分不清。
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原来的味道，“说梦想”的导师，“讲故事”的学员，四张红彤彤的椅子，盲选与剪辑的节奏，如果这就是代表中国原创选秀节目的最高水平，估计很多人都要拜托请不要叫咱中国人。说真的，虽然节目流程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也不能在山寨的时候如此理直气壮还情怀满满。其实我想说两点：第一，如果是引进版权，那就遵章守法，花钱买平安。第二，如果玩原创，就别拿小聪明打酱油，学了那么久的日韩娱乐，也该毕业出师了。至于人家原版的要钱高啊巴拉巴拉的，怎么不说自己赚的盆满钵满？让法律的归法律，情感的归情感吧。
如果非要从综艺节目的角度来看新歌声，坦白说这只是好声音的变装版本，至于创新，恩，导师们的衣服是蛮新的。改头换面容易，洗心革面太难。新歌声的纠结，恐怕只有一个：既要搭上上几季的便车，又要寻找不被版权方找麻烦的变通之道。于是仔细看看，还不如原版的和谐呢。就像隔壁的小裁缝，买了阿玛尼的衣服，去掉商标，重逢几个线脚，就叫草根创新了？什么王者归来，什么赢得漂亮，差点以为这些帽子是送给奇葩说等网络综艺的呢。
这让人想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刚刚发布的《关于大力推动广播电视节目自主创新工作的通知》，核心就有模式引进管理问题。道理大家都懂得，问题大家都清楚，关键是谁来静下心来做模式呢？花钱买买买最省事，抄抄改改也不丢人，又没人打屁股，又没人刮鼻子，结果呢，但凡你能看得下去的，基本都是人家费心巴力捣鼓出来的。有人说，先当学徒嘛，再做大师傅。不过这话也不见得，当了一辈子学徒的，也大有人在。再说了，荷兰、韩国、日本人家已经形成了创意、制作、宣传、发行等环节为一体的产业链。因此，没有野心，没有内生力，没有规则感，学徒怎么能成为创客和工匠？《中国新歌声》怎么创新这个梗，真的是挠你千百遍也笑不出声了。
最近，网红沈某某在光大银行上海分行门前拍摄的一组大尺度照片在网络上疯传。人们原以为这是光大银行的营销或者炒作，如潮的质疑声涌向光大银行，抨击其策划低俗营销。对此，光大银行迅速发表声明作出回应，称“从未与沈某某开展任何形式的宣传合作，相关照片均为当事人自行拍摄，与我行无任何关系，我行对相关虚假报道及恶意传播行为表示严厉谴责，同时保留追究相关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光大银行不幸“躺枪”，网红却以“炫底裤”的恶俗方式霸屏。网友们搜出了这位女网红的“黑历史”：她通过在微博、微信朋友圈不断发布大尺度照片，打造自己的“知名度”，甚至宣称自己要“进军资本市场”。这次“撩拨”光大银行，大概和她曾经炒作自己“受邀参加某基金公司路演”而获得“金融圈第一女神”的称号有关。
一路无底线的炒作，却能尝遍甜头，这是当下一些网红的真实写照。网红为何能火？曾有知名网红如此辩解：“我是网络红人，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诚然，没有网民的力捧与推崇，网络不可能自行产生“红人”。当下网红有多红？有报道称，在网络直播行业，顶尖的网红月收入可达70万至80万元，几乎全是网友的“赠送”和“打赏”。网红甚至影响到一代人的择业取向，同样有报告称，作为跟随互联网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95后”敢于尝试由互联网所催生的各种新鲜职业。在他们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排行榜中，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主播职业。
我们不否认，当下有很多素质良好、形象健康的网红。作为一种经济现象，“网红经济”的存在并非不可容忍。但是一些网红为出名不惜挑战公序良俗、挑战社会道德底线。恶劣低俗的炒作加上商业营销的合谋，知名网红往往在年轻网民中成了“成功”的象征。很多年轻人都朝着网红狂奔，丝毫不在乎到底有没有跑偏。
网络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的空间，每个人都应该珍重自己表达和交流的权利，甚至可以利用网络这种渠道打造自己的形象。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此次恶劣事件为例，可知“网红文化”已呈现严重病态。谈及网红，很多人在内心常常会和“三俗”画上等号。
既然如此，网红为何还有如此大的市场和生存空间？美国作家保罗·福塞尔在《恶俗》一书中曾指出：“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它过于造作、矫饰、突兀，不知羞耻和妄自尊大。它背叛所有人类历史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智慧和直觉。”都知道恶俗有损格调，但恶俗有时候却可以成为“潮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应用复杂化，这种复杂为人们的“迟钝”创造了条件，以至于兜售“恶俗”让人见惯不惊。
遏制网络恶俗传播，有赖于监管部门的监管，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借助公共力量，努力营造有助于公众高品质、高格调健康生活的网络沃土。有品位、有格调的受众多起来，就可以有力抑制恶俗化趋势。
近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和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数字阅读工作委员会共同发起了《网络文学行业自律倡议书》，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创新精神贯穿于创作生产过程等多项倡议。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红袖添香、晋江文学城、掌阅文化、大佳网等全国50余家重点文学网站共同签署了倡议书。
《网络文学行业自律倡议书》的发布，是基于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文学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是网络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它标志着中国网络文学在主流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从论坛贴吧走出，经过18年发展，网络文学今天已经成为文学艺术原创力和想象力的重要来源。网络文学及其IP延伸产业，在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份额越来越大。据统计，2015年，约43%的中国网民阅读网络小说，人数多达2.97亿，最走红的网络作家拥有数百万粉丝。很多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动画片和电子游戏。截至2015年年底，由网络文学作品转化出版的图书5002部、改编电影515部、电视剧568部、游戏201部和动漫130部。同时，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正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文章标题所言，“网络小说成为中国的文化力量”。
网络文学的主流化意味着网络文学的作家、网站管理人员和网站编辑，都肩负着越发重要的社会责任。倡议书中提出网络文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内在核心；需要永远保持创新能力，不断出现优秀作品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贯要求，作为中国文学事业一个新的、重要的、生机勃勃的组成部分，日益主流化的网络文学自然应铭记文学创作的价值与使命，不能逃避文学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网络文学主流化的过程是不断克服其发展弊病的过程。无须讳言，我国网络文学发展迅速的同时，其品位不高、抄袭模仿、粗制滥造和片面追求点击率等不良倾向始终存在。而网络侵权事件也屡见不鲜，某网络文学公司称，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已向侵犯版权的网站投诉约11万次，并对侵犯其权益的网站提起数百起民事诉讼。这些发展中的问题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和综合治理的水平能力，对于网络文学的策略措施、规章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到位。2015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申明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指导办法，增强了网络文学创作者和网站、运营商、出版商等环节的法律法规意识。《网络文学行业自律倡议书》是《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有益补充，它更多地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发出倡议，呼吁网络文学行业从业人员提升自我规范、自我净化的意识。
行业自律往往是一个行业发展成熟的标志。主流化不仅意味着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和社会影响，更意味着越来越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这既要求网络文学作家在艺术上精益求精，要求网络文学编辑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把好文学品质关，也要求各方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形成有助于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制度和生态环境。
网络文学的主流化趋势和传统文学期刊的回暖势头，为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提供了利好条件。文学界当借此东风，以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和精品化进一步推进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年收入过亿元、单片酬劳超千万元，已不再是影视界奇闻。最近一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如懿传》，号称男女主角片酬合计将超过1.5亿元，足够拍一部高规格电影。
演员片酬疯涨，是这几年影视圈久攻不下的命题。明星天价片酬该不该管？该怎样管？笔者认为，明星天价片酬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超级明星现象”，简单地出台最高工资管制（如演员“限薪令”）恐难奏效。政府不必直接进行“工资限制”，但可以通过强化片酬征税实现再分配公平，限制演员经济“寻租”等手段来进行矫正。
“超级明星现象”是指少数杰出人物（如超级明星）在其从事的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并拥有暂时的垄断权力而获得巨大市场份额和超出个人禀赋的高额收入的社会现象，在文化、体育等创意产业最为明显。产生“超级明星现象”的市场通常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市场上的每一位消费者都想享受最优生产者提供的物品，二是生产这种物品所用的技术使最优生产者以低成本向每位消费者提供物品成为可能。影视明星或者体育明星拥有巨大的公众魅力，同时电影的拷贝或电视播出的成本较低，往往成为这种现象的主角。
“超级明星现象”的市场效率尚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率的；但多数学者认为，过度的“超级明星现象”是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从我国电影市场来看，虚高的片酬已导致电影票价高企，且电影产业仅靠“看脸经济”很难获得可持续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试图用演员“限薪令”等行政或立法的方式来规制超级明星的工资额。首先，演员片酬存在一定的工资自发调节机制，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原则，如果明星天价片酬的决策最终导致制片方亏损，自然就会调低片酬。其次，如果用立法等方式来限制片酬，不仅无法精确确定符合市场的片酬水平，最终还会模糊正常情况下社会资源的配置。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无计可施、无所作为了。政府虽然不应进行直接的“价格管制”，但可以通过其他市场手段进行合理合法的管制。首先，强化二次分配来规范“超级明星现象”。我们不必对初次分配过多干预，以免影响效率，但完全可以通过征税或引导明星发展公益事业等方式实现再次分配的目标。其次，以市场手段调整明星“天价片酬”导致的市场失灵现象。例如对商业大片和小成本影视制定不同的税率；利用补贴、财税等政策保证中小成本影视剧的生存空间，保障公众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再次，坚决打击演员凭借某种特殊地位进行经济“寻租”。例如影视公司通过股票向演员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导致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以及某些非理性、侵犯第三方利益的广告赞助行为等。最后，构建健康影院市场。坚决打击基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不良行为，比如炮制“虚假票房”“粉丝造假”等假数据、假口碑欺骗潜在投资者和观众。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欢乐颂》《亲爱的翻译官》，网络剧《余罪》《老九门》均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带动了影视行业新一轮的文学改编热潮。然而，这些作品播出后褒贬不一，不少读者观众因为影视版本与原著出入较大而不买账。实际上，几乎所有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视剧都会或多或少地遭遇“作者不乐意、读者不满意”的情况，进而引发争议、纠纷甚至官司。那么，文学改编如何才能求得读者和观众的“最大公约数”，画好文学和影视的“同心圆”？
文学艺术是影视艺术的母体，文学作品是影视作品的重要源流。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剧不胜枚举，据统计，80%以上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改编自文学作品，文学改编也曾帮助中国“第五代”导演创作出多部经典影片。近年来，随着影视产业市场化的深入和网络文艺的兴起，文学作品改编再次成为行业热点，电影《寻龙诀》、电视剧《琅琊榜》、网络剧《盗墓笔记》等一批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影视作品借助原著积累的人气取得了较高的票房、收视率、点击量，使得文学作品成为投资方竞相追逐的“富矿”，文学改编成为创作者纷至沓来的“捷径”，影视创作呈现出明显的“泛文学化”趋势。
不少文艺理论家都对文学作品的影视化改编做过系统论述，其中以电影理论家杰弗里·瓦格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将文学改编分为移植式、注释式、近似式三类。移植式是指影视作品对原著进行忠实的、完整的图解，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和思想。例如20世纪末拍摄的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电视剧，基本上能够尊重原著，客观地还原文学作品。注释式是指围绕原著的某个人物或截取某条情节线索重新结构故事，但不必展现原著的全貌。例如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同莫言的原著相比，对其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了删减和突出，对部分情节进行了放大和集中。近似式则往往借用与原著大体接近的剧情架构或人物设置，通过自由化的改编对原著进行大幅度调整。例如电影《东邪西毒》《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作品，与原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
坦率地讲，文学作品改编可能是条捷径，也可能是个大坑，改编过程中“一言不合”便可能引起原著作者或读者的不满。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文学和影视分属于不同的艺术系统。首先，从艺术语言上看，文学作品使用的是文字语言，诉诸读者的抽象心理；而影视作品采用的是视听语言，诉诸读者的具象感受。这就意味着影视作品要将无数读者脑中的主观想象凝结为所有观众眼前的客观存在，要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确很难做到。其次，从创作方式上看，文学写作是个体创作，仰仗作家个人的苦心孤诣；而影视制作是集体创作，需要团队的协同合作。不少影视作品偏离原著，实际上是由原作者与主创团队间思维方式的差异、创作观念的冲突以及沟通过程中信息的衰减所导致。再次，从接受形式上看，文学阅读是非即时、非线性的过程，而影视欣赏常常是即时的、线性的。这种鉴赏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作品常常需要回应读者深层次的审美需要，相对而言，影视作品则满足着观众浅层次的消费需求，二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美学鸿沟。除此之外，把一部文学作品搬上银幕或荧屏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不同媒介间的互动与转换不仅仅是艺术上的事情，势必需要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复杂问题的求解。
面对这一系列棘手的矛盾，影视创作者不能受制于人，也不能为所欲为，文学创作者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撒手不管，双方应当在把握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加强沟通、保持合作。改编不是争锋和博弈，也并非退让与折中，而是在寻求一种满足必要条件、符合当下状态的再创作、再优化。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不是彼此迁就，而应是相互成就。
日前，一家媒体刊发调查报道，指出现在农村小学的硬件建设提高的同时，学生却越来越少。乡村小学“减员潮”加速席卷全国，农村父母普遍的做法是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送到县城或者更好的城市里读书。
农村家长的这种做法不过是再次反映了教育领域的一个老问题：教育资源不均衡，众多家长不甘心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起跑线涉及整条教育“跑道”，比如它会直接影响孩子就读初中，进而影响孩子的中考乃至高考。很多地方实施划片招生办法，理论上农村的小学生会升到镇上的初中就读，而县城的小学生会到县城中学读书。这使得农村孩子从小学就“逃离”农村的动力更为强大。
农村与城市教学质量的差距毋庸讳言。《中国青年报》刊登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的一份调查指出，农村教师第一学历毕业院校主要为中师和师专，而“985”和“211”高校毕业生只占调研样本的2.46%，即使省属重点本科高校毕业生也只占5.50%。虽然教学水平并不能和学历完全画等号，但这至少意味着，农村学校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针对农村教师，提出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其中就有拓宽农村教师的补充渠道，增加教师的待遇等举措。笔者的一位亲戚是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据他介绍，现在同级别的农村教师待遇已经和城里相差无几。
但这时候，农村教师也面临着和学生们类似的问题。城市的生活环境和职业机遇，显然要比农村更多，对城乡教师而言，这是账面工资之外的隐形福利。笔者那位亲戚举了一个例子：农村里基本没有办辅导班的，但县城里基本没有不办辅导班的，对很多教师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诱惑，很多有门路的教师，都会调到县城的小学去。
农村小学面临的教育问题，其实是一个系统性难题，它关乎政府对农村的教育投入，也关乎农村和城市在经济、生活环境等一系列方面的投入。可以说，农村小学的“空心化”，是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一个缩影。传播学上有一个“知识鸿沟”理论，认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会最终体现在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消弭这种差距，仅仅靠拉平政府在城乡教育投入上已经不够。要想吸引更多、更好的教师人才留在农村，投身农村教育，需要政府部门投入更多，让农村教师有更多获得感。
“感谢，每天早上7点45分左右，停靠南京静淮街的829路公交车司机”。近日，正在家中坐月子的窦女士特意发了一条微博，想要感谢一位素不相识的公交司机，在她怀孕期间，每天为行动不便的她等上约半分钟，让她心里暖暖的。（7月17日《现代快报》）
在讲究效率、追求精准的现代社会，争分夺秒成为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紧了发条的匆忙步履，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时间就像一个紧箍咒，裹挟了许多人的喜怒哀乐。不少司机患上了“速度烦躁症”，对他人不耐烦、对自己不耐烦，一切费时间的事情都会引起心理上的烦躁甚至愤怒。稀缺而清新的“多等半分钟”，见证了一位公交司机的善良和责任。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变迁，让人与人之间缺乏了一些社会联结纽带，也让麻木、冷漠等不良社会心态有了生存空间。面对素不相识的孕妇，这名公交司机对她的遭遇有着敏感的反应能力，当孕妇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朴素人性中的善良与责任，“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的意识 ，共同成就了“多等半分钟”的动人图景。
没有说过话，也没有打过招呼，孕妇和公交司机依然可以完成互动。面对大肚子的孕妇，已经有了孩子的公交司机联想到妻子怀孕期间出行不便，通过“多等半分钟”来传递善意和关心。面对公交司机的“多等半分钟”，孕妇心领神会，用发微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与谢意。 这种双向的符号互动，让我们见识了“柔软的力量”。
在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当下，“多等半分钟”并不能为公交司机带来好处。脱离了利益上的权衡与算计，宁可每天多花些时间也要让孕妇出行更有安全、更有品质。这样的“柔软的力量”，不仅切实地裨益了孕妇，也让她感受了来自陌生人的关心以及这个世界对新生命的善意。
新生命的诞生，是一个痛苦并快乐的事情。生育下一代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也是女性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在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生育成本社会化渐趋成熟，生育成本社会化离不开公共部门、用人单位和公众的多方参与，“多等半分钟”说到底也是生育成本社会化的一种体现。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使在陌生人社会，每一个人的举手之劳，依然可以点亮并温暖别人的世界。对善良和责任的坚持，对共同体意识的回应，“多等半分钟”的成人之美，让人与人之间多了一些信任，让社会充满更多的温情。
“吃亏是福”这句话，表达的大概是世界无二的中国式心态。不过一些时候，我看到了“吃亏是福”的另一种表达，那就是：如果你不吃亏上当，那我怎么来享福得利？
在学生暑期打工维权难的新闻中，吃亏一方是数名高校学生，占便宜一方则为南京娃哈哈饮料有限公司。按照合同，去南京娃哈哈公司打工的大学生们，他们原本可以拿到3000多元薪酬，但企业最终以他们的身份是大学生为由，按实习对待，仅发给他们1000多元生活补贴。
既然维权无果，似乎也就只好以“吃亏是福”来自我宽解。这四个字也正是出自此条新闻的网络跟帖之中。吃一堑长一智嘛，若能吃亏必少是非，不得不惊叹，这种文化在今天依然有如此大的生根能力。但到底为什么，总是穷学生们在吃亏，总是“血汗工厂”们在占便宜？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校大学生打工被侵权并不是个案。一项以142名有打工经历的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遭遇过交押金、被中介欺骗、拖欠克扣工资福利、拒付工资、超工时加班、拒付加班费等侵权。报道指出，大学生被侵权现象较为普遍，原因有大学生自身社会经验不足，对《劳动法》了解不够，维权意识薄弱等方面。劳动部门对在校大学生侵权投诉不予受理，导致他们维权无门。
谁能想到，大学生们去打个工，也得全副武装！谁又能想到，劳动部门监理劳动市场许多年，“血汗工厂”依然存在，让人对企业信用都产生怀疑。但除此之外更让人黯然的则是，哪怕大学生们在社会经验、法律知识、维权意识方面真的全副武装了，最终似乎仍架不住“维权无门”这一个结局。我看大学生打工被侵权现象，这才是让人真正让人欲哭无泪之处。而既然大学生打工者总归都是要被侵犯的，那么又何苦指责他们有种种不堪？
或许有关部门自有其不予受理的理由，因此如有必要，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考量。但在此之前，同样需要从弱者权益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来提供必要的救济。2008年南京市发生过一起在校大学生务工受法律保护的案例，最终以学生身份并不限制大学生作为普通劳动者加入劳动力群体为由，宣判用工单位败诉。中国固然不是判例制法系的国家，但是对于弱者的权益保护，想来中外并无差别。因此我只想知道的是，在生硬冷漠地“不予受理”之前，劳动部门是否穷尽了一切可能的调解及救济办法？
别让“吃亏”成为大学生们走向社会的第一课，别让“吃亏是福”成为弱者的自我慰藉。很难想象，一个每一个人都是从“吃亏”开始理解社会的社群，最终可以不走向一个互害性的社会。同样很难想象，一个总是以“吃亏是福”来自我消解的劳动者群体，最终可以成为快乐积极的劳动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的自我保护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府乃至国家作为庇护者的角色，到底为谁而设，法律以及制度又怎样来为弱者提供必不可少的正义感及安全感。（杨耕身）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不能缺失对孩子们的尊重。没有尊重，便谈不上教育，至少不是科学的好教育。
但在现实生活中，家长不够尊重孩子，老师不够尊重学生的现象却屡见不鲜。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少跟师长缺乏对孩子们的尊重有关。对孩子贬低、讽刺、挖苦、否定、打击、呵斥、独断、狂风暴雨般地批评、虐待、体罚……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儿童和青少年怎能健康成长，又怎能有个性、有趣味地全面发展？许多孩子成长中悲剧事件的发生，很多是一直没把他们当“人”看，对孩子的教育中“尊重”严重缺位。
比尔·盖茨小时爱顶撞父母，被父母称做“爱争论的小男孩”。从11岁起，更是与母亲冲突不断，甚至经常冲着母亲大吵大闹。家长怀疑他心理有问题，去找心理医生咨询。心理医生告诉他们说，这正说明比尔想爆发一场反控制的“独立战争”。心理医生建议减少对比尔的生活干涉，充分尊重他的自主性，并共同研究了教育孩子的策略……后来的盖茨，大家都知道了。假如，盖茨的父母不听从心理医生的话，不改进家庭教育，不去学会尊重，而是依然打压、贬低、挖苦他的奇思怪想，不给他自主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盖茨。
尊重，意味着跟孩子讲平等。师长只有树立了跟孩子平等的思想，才能学会尊重孩子。这要求家长遇事能多跟子商量，要讲民主，尤其避免常见的越殂代疱或粗暴干涉。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要跟学生平等交流，多倾听、尊重学生意见，保障孩子自由发言权，允许奇谈怪论，要避免居高临下、权威式、命令式教育教学行为。孩子在人格、权利上本有的尊严必须得到保护和尊重，如果大人不能平等对待儿童、不尊重他们的权利与人格，必将损伤孩子的身心健康。
尊重，意味着让孩子独立。师长应该懂得孩子是独立的个体，在家庭和学校中他们都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即使孩子还弱小稚嫩，但他具有和成年人一样的独立人格。孩子是父母的，但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学生是老师的，但学生不是惟命是从的机器。只有确立了孩子的独立地位，父母才会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建议而不命令，指导而不包办。只有尊重学生的独立性，教师才会呵护并发展学生独立的个性，这样的学生才是现代社会需要的创造性人才所应有的素养。
尊重，意味着对孩子包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自会有缺点或犯错误，孩子犯错时不要一味指责，更不能辱骂，应该以慈悲、宽大的心胸去包容，跟孩子一道分析犯错的原因和改进的办法，鼓励和相信孩子一定能改正。可现实中，我们常见到一些家长、老师面对孩子的错误，总是反复地无情嘲讽、过于严厉地批评，甚至出现体罚现象。这样做不仅孩子错误改不了，还贬损了儿童的人格，伤害了孩子的自尊。那些极其逆反、对立情绪严重以及“破罐子破摔”的孩子，与长期我们教育的不宽容、不尊重大有关系。
家长是孩子的父母，还应是孩子的朋友；教师是学生的良师，也该是学生的益友。独立、平等、包容才会赢得朋友。尊重，会让师长的爱趋于更高境界；尊重，会让孩子更健康地成长，会让教育更人文更美好。
给孩子穿打补丁的衣服到学校，竟然被老师责令“整改”，言之“丢了学校和班级脸面”？近日，南京市当地的化龙巷论坛里的一则网帖让围观的网友震惊，争议之声四起。被视作俭朴象征的“补丁”，如今竟然和“脸面”挂上了等号，部分网友开始议论起这则网帖的真实性。教育专家表示，给孩子进行俭朴教育的方式其实远不止“补丁衣服”。（12月29日《扬子晚报》）
孩子的衣服不慎破了一个洞，家长给打上一个补丁让孩子继续穿，并且认为这是勤俭节约的表现，结果孩子没啥意见，学校的老师却有意见了，老师认为孩子穿这么破去上学，是给班级丢脸，同时也会招致其他同学的耻笑。这件事被家长通过网络曝光以后，一时之间围观者众，公说婆说，莫衷一是。
对于补丁衣服，相信多数60后、70后的中青年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那时候经济条件差，百姓生活水平不高，一件衣服往往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最后必然是补丁摞补丁。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同龄孩子都穿这样的补丁衣服，所以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对于现在的孩子，喜欢在穿着打扮上晒名牌，搞攀比，穿补丁衣服是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中这位家长能够说服自己的孩子穿补丁衣服上学，其实是一种教育上的成功，确实有利于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值得肯定。
那么相应的，学校老师以孩子穿补丁衣服是给班级“丢脸”为由致电家长表示“抗议”的做法，无疑就有失妥当了。即便老师担心其他孩子会因此事嘲笑穿补丁衣服的孩子，不便于公开表扬这个孩子，那么也至少不应该认为孩子穿补丁衣服上学是给班级“丢脸”。这说明这位老师在对待补丁衣服的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偏差。
当然了，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他们可能还无法深刻理解勤俭节约的含义，只会觉得自己穿补丁衣服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会显得另类，不合群，而其他孩子确实可能会嘲笑穿补丁衣服的孩子，对孩子心理上造成打击。那么作为家长，不妨采用一些智慧与变通的方式，比如市场上有很多专门用来给衣服打补丁的布艺卡通，给孩子缝补到破损的衣服上，不但不会显得难看，还有锦上添花的效果。而作为老师，也应该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告诉他们穿补丁衣服不是丢脸，不应该被耻笑，反而是一种值得弘扬的传统美德。
不管“男孩要穷养，女孩要富养”这样的“教育方法论”有没有科学道理，但引导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避免孩子养成奢侈浪费的坏毛病，对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之路都是有益无害的。
走在路上，坐在车里，大家都是低头摆弄手机的“低头族”，可有人却因此失去了生命。2015年12月29日晚，28岁的王某一边玩手机，一边在浙江温州平阳县鳌江镇厚垟村的河边散步。厚垟村四周河流环绕，村民沿岸而居。她经过的河道约四五米宽，水面距离路面不足1米，周遭都没有栏杆阻隔。因为水质不错，村民们平时都在河边洗衣服。因为她一直在看手机，没注意到河，一下掉了进去，再也没上来。（1月2日《现代快报》）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眼前发生，留下了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仅仅是因为低头玩手机而不看路，就酿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更何况，类似的悲剧并非一起，有“低头族”被车撞身亡，有“低头族”坠落而亡，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充当低头族之后，那么出现坠河而亡的悲剧就不可避免，这不是第一例，也必然不是最后一例，但能否吸取别人教训，才能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
自从智能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而移动互联又让拉近了世界的距离之后，低头玩手机就成为一种社会病。低头族则指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作“低头看屏幕”状，有的看手机，有的掏出平板电脑或笔记本电脑上网、玩游戏、看视频，想通过盯住屏幕的方式，把零碎的时间填满的人。长期低头的人危害性在于多个方面，身体层面则是容易导致近视、颈椎和腰椎等部分出现病患；心理的层面则是，低头族其实是手机依赖症的表现，此前，智联招聘曾发布一份针对28个主要城市白领进行的手机指数调研。结果显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智能手机自身功能的加强，白领在很大程度上被手机“控制”，近八成白领患上了手机依赖症。
患上手机依赖症之后，不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被手机所绑架，使他们对身边的人和事物缺乏热情，还会陷入自我设定的圈子内，而让自己变得与世界越来越隔阂，更可怕的是，当人把自己完全交给手机之后，其实也就意味着自己丧失了主动权，成为被手机任意摆布的工具。可以说，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没有手机就像缺胳膊少腿似得，浑身不自在。前不久，一个关于公众手机使用率的调查报告，有受访者认为手机比恋人还重要。
家人聚会，子孙们难得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却因为玩手机而让场面变得冷清，父母想说说“废话”都无人听；朋友相聚，给大家当面交流提供了机会，可是手机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远，最终演变为“无言的结局”。即便是夫妻之间，下班之后或者睡在床上，两人之间交流和谈话的时间越来越少，彼此各自刷微博、聊QQ、发微信、玩游戏，“低头”之后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沉默。手机上虚拟的互动越来越多，然而现实中的情感交流越来越少，人变得越来冷漠而麻木，现代人在智能手机之下，身体与精神实现了双重沉沦。
因而，若不摆脱手机依赖并改变“低头”的恶习，那么低头坠落的悲剧就无可避免，若是不能改变时下这种冷漠麻木的状态，那么人与人之间就会渐行渐远，每个人都如同“套子人”一样，难以在人际交流之中找到幸福。低头族坠河溺亡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每个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因而在为坠河悲剧而扼腕叹息之时，更要从自身开始进行反思，采取措施摆脱手机依赖，才能在抬头之余发现“路边的风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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