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人的庐山会议告密者到底是谁？

惊人的庐山会议告密者到底是谁？

高卧故园 乌有之乡 2010-3-30

读史书至庐山会议一段，掩卷而叹自古坏事皆小人也。庐山会议上有人诬告之史实见于下文，只是两说有些出入，根据王任重日记为周惠、李锐二人，根据周惠回忆为李锐夜闯美庐（网文，非正式出版物），孰是孰非？总之是有人告密的。当年的告密者李锐如今成了凤凰等座上客了，据闻还是毛泽东研究专家，我想来很佩服专家，会告密的专家就更要敬仰了。诬告一般是难以让人相信，但是如果加之以赌咒发誓，加之以添油加醋，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一、王任重日记中的告密者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

二、中顾委委员周惠回忆“真实的李锐”（网文，非正式出版物）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

　　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李锐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是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周惠认为，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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