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考人数下降录取比例增长20%

2020年高考人数下降录取比例增长20%

4年考生下降140万录取比例增长20%

录取比例海南吉林超90%陕西山西垫底

2012年高考报名人数下降至900万人左右，是2008年以来连续下降的第四个年头。与2008年最高峰时的1040万报考人数相比，已经减少了约140万人，但录取人数仍然连续增长，从2008年的近600万，增长到2012年的近700万，高考录取比例也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趋势，从2008年的57%，跃升至2012年的75%以上。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的高招调查报告，考生的下降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我国在校中小学生连续下降，10余年来已经下降了近1亿人。2008年是18岁适龄人口的拐点，随后快速下降，从而带来高考报名人数的直接下降。同时，因为出国热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分流了一部分高考考生。从2007年开始，出国

在考生下降的同时，虽然已经停止了大规模的扩招，但高校招生计划任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招生计划从2008年的600万，增长至2011年的675万，2012年如增长3%，也将达到695万人，增长近100万人。

在这一增一长的剪刀叉效应下，高考计划录取比例也连年快速增长，2008年为57%，2009年为61%，2010年达到69%，2011年为72.3%。但中国教育在线根据2011年23个省市自治区招生部门公布的数据统计，因为弃考，放弃填报志愿等因素，2011年这23个地区的实际录取比例已经达到78.7%。与80年代初相比，增长10倍以上。

调查显示，2011年，全国实际录取比例超过85%的地区已经达到10个，两个省超过92%，分别是海南和吉林。不仅北京、上海，历史上考大学比较难的山东等省市实际录取比例也超过了85%。

录取比例徘徊不前放弃上大学人数上升

虽然考生下降，录取计划增加，但很多省市在录取比例快速增长多年后，最近两年开始出现徘徊不前的现象，值得关注。

上海高招录取率从2006年起就维持在85%左右，北京也在近年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些省市根据生源情况适当下调了本地的招生计划。但越来越多的上线考生放弃填报志愿现象应该引起注意。比如这些地区的高职高专录取分数已经降至150分（满分750），即按百分制换算，仅仅20分。但仍然无法完成招生计划，或者被录取后，不报道率大幅上升。陕西省2012年已经开始对去年被录取而不报到的考生采取“最后录取”的惩罚性措施，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

据统计，2011年全国各省市都有没有完成计划的现象。过去以上大学难著称的山东，在2011年就出现了二本一志愿缺额近2万个，967所院校生源不满，几十所院校遭遇零投档，最后高职出现了4.2万的生源缺口。

为了应对专科及高职高专生源匮乏的难题，各地纷纷增加本科招生比例，尤其是发达地区。如上海，本科招生比例已经超过60%，比落后地区高出一倍。河南的本科招生计划、本科比例也在3年内增长了10%。但专家认为，但这一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随着生源进一步减少，本科也将遭遇生源挑战。据安徽教委2010年的统计，本科不报道率已经超过10%。

有大学不愿意上，说明考生与家长越来越理智。容易上大学了，或者说大学不用考了，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这时，家长考生就会考虑是否还需要上大学，有什么用？对此专家表示这是一件好事情。“这种现状必然会敦促学校从过去的文凭工场中走出来，需要考虑自己的办学定位，自己的特色，真正的全面提高质量，让考生于家长愿意选择。”实际上，目前各个省市都有一些就业情况好的专科或高职学校录取分数高于本科学校的现象。

另一方面，这一现象也将直接导致高校生存危机，因为体制原因，中国高校对学生学费收入的依赖程度很高，一旦生源不足，高校的倒闭将不可避免。目前一些民办高校已经陆续关门，高职高专也已经岌岌可危。

北京上北大的机会是河南的46倍，上海上复旦的机会是河南的95倍

各种加分政策备受批判录取制度的科学难敌公平考验

上大学容易了，甚至不用考了，“注册制“入学，客观上为教育的各项改革创造了条件，但实施起来，任重道远。

2012年两会前夕，山东高调宣布，非山东籍考生2014年起可在山东考大学，旋即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教育部随后宣布，2012年底前，全国各地都必须出台异地高考政策。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也公开表示，最难的，是在上海、北京。

这一政策之所以备受关注，实际上背后是高招政策中的不平等，背后有一个倾斜的分数线。因为高校布局的历史原因，以及其他因素，北京、上海考生少，但获得的高校招生计划却非常多，尤其是名校。如2011年，北大在考生大省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每万名考生中录取不到一个人，但在北京高达32.6人。

2011年，北大在7.6万考生的北京投放计划248人，在85.5万考生的河南录取60人，两者相比，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46.5倍。而这还不是最夸张的。复旦2011年在6.1万考生的上海录取340人，在85.5万考生的河南录取50人，两者相比，上海考生生上复旦的机会是河南考生的95.8倍。

同样，在改革一试定终身的问题上，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将遭遇公平的考验。“教育规划纲要“对高招改革明确了清晰的路线图，但在实施中，必将遭遇艰难的挑战。比如录取制度，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改变以分数为标准的思想。其实从80年代起，为调整只看分数造成的偏差，教育部就启动了保送生制度。后来又出现了一些与此思路相似的加分政策，如学科竞赛，体育、民族等。但根据教育在线的调查，超过90%的考生家长建议取消一切加分，原因是造成了不公平。2011年，四川获得加分资格的考生中，有93%是因为少数民族身份获得的加分，这一极端的数字背后，说明民族身份的水分不小。而民族身份的取得，不是教育部门能管理并决定的。同样，给了优秀运动的加分照顾，但同样无法保证相关部门给予认证的二级运动员完全真实可靠。

同样，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考试社会化”，这一改革方向同样存在理论上科学，实施上艰巨的困难。在目前的严防死守下，试题还屡屡泄密，如果一旦变成考试社会化，试题的泄密范围程度，有可能出现失控的局面，高考的公平性将遭遇严重危机。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42ca8591cb91a37f111f18583d049649b660ef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