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闲适诗词艺术魅力

浅析白居易闲适诗词艺术魅力
作者：彭乐群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12年第06期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学语文教师在分析中国文人作品时常用到的术语，可是用其来分析白居易闲适类作品时笔者认为不免有失偏颇。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把自己的诗词创造分为四类：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然而仔细分析，除讽喻外，闲适、感伤和杂律实为一类乃闲适诗也。这三类作品，虽然在表现手法上各有特色，但在内容上却互为贯通，都是诗人在四十岁以后被贬江州司马抑郁不得志时书写内心苦闷的作品。

        那么是否白居易闲适类的诗作，真的只是其“独善其身”时的无奈叹息呢？

        首先，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来看。白居易主要生活在中唐年间。当时唐王朝已日渐衰弱，内则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外则回纥、吐蕃不断侵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白居易作为一个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其作品反映出来的思想内容也必定是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映。因此，就产生了他的作品中最具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讽喻诗、闲适诗。具体来看：

        当他在“勿轻直折剑，犹胜曲金钩”（《折剑头》）、“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勇敢的战斗，不怕牺牲，敢于直言上书时，却遭到统治阶级的贬官命运。正如白居易自己所说：“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杂感》）他只得满怀凄楚的心情离开长安。一种壮志未酬，却“穷巷途尽，爱莫能助”的心情油然而生，转而不愿意在污浊中随波逐流而寄情言志于山水之中。也就在此时，他“兼济天下”无情批判的讽喻诗，转而被“独善其身”的闲适诗所代替。但这种闲适并不全像史家所说的超然脱俗之闲适，而是诗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无可奈何的闲适。也是诗人清廉自洁，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的闲适之言，无声的呐喊之言！

        其次，从诗人认为文艺的社会功用在于——“为民”的文艺观来看。白居易认为文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辅察时政”“泻导人情”、“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他认为“为君”和“为民”是一回事。且明确提出诗歌必须为人民说话，反映人民的疾苦。也就有了他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观。他的诗不只是单纯的语言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其诗歌的内容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还体现了人民的心声，因而他的作品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由此，乐天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推向了“为民”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白居易才创作出具有较高艺术和社会价值的诗作。虽然他的闲适诗的批判锋芒不及讽喻诗那样直率、辛辣，但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传统手法的继承者，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无论其遭受到怎样的打击，现实主义始终是他创作的主要基调。

        然而，同样为现实主义继承者的诗人杜牧，神韵领袖王士祯却对白居易的作品大肆攻击，认为乐天的诗或为“淫言”（指《长恨歌》《琵琶行》）；或为“无神韵”。历代评论家对他的诗作（讽喻诗除外）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价值都予以彻底地否定。

        下面，笔者就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的白居易的作品及他同时期的同类诗作试做进一步的探究：

        一.书写坎坷遭遇 咏叹幽愁暗恨

        元和十一年，白居易遭小人排挤，被贬江州做了一名司马，照唐代官制，州司马是刺史下面的辅助官，实际上无事可干。作为一名急于“兼济天下”的诗人，白居易的心中充满了忧苦，然而“忧愤出诗人”，就在这郁郁不乐的岁月中，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唱绝千古的《琵琶行》。

        在诗中作者塑造了一位昔日欢乐的歌妓少女，而今忧愁难解的商人少妇的形象。诗人对于这个歌妓由欢乐而悲凉的身世遭遇不仅同情，更重要的是联系到自己的贬谪生活做对照，看起来似乎比拟不伦，实为诗人想借这个歌妓的形象深刻地揭露出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罪恶，同时也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失意的心情倾泄出来，以示抗议！

        诗人自己被贬谪在江州的寂寞生活，苦闷的心情，与琵琶女在感情上起了共鸣，虽然自己与琵琶女的地位不同，但是命运相同，都属于被封建社会抛弃的人物。诗人是在政治上被抛弃，而琵琶女则是在生活上被抛弃，自然使作者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这既是当时封建专制下清廉、正直的中国文人悲剧命运，也是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正是有了如此坎坷的遭遇，如此太多的离别与苦闷，诗人才能在残酷与失败中，冷静地思考，深刻地反思；以一句唱绝千古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向黑暗社会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二.借景抒情 借事咏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潜归隐后所描述的田园之趣，如此恬静、祥和，确实是一个真正隐者淡泊心志的真实写照。然而纵观陶潜一生，却是时而出仕，时而归隐。每一次隐逸，却又是每一次出仕的前奏。这实乃中国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儒道互补，仕隐相随，兼济与独善交替。白居易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流派的继承者，也不外乎如此，如唱绝千古的《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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