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庄子思想

论庄子思想

【内容摘要】庄子开启了中国的艺术精神，从而赋予道家哲学以崭新的现代意义。但如果我们要问;作为思想家的庄子，只是在人生修养、追求精神解放的不经意间，成就了其主体的艺术精神；而其价值又主要由其艺术精神来体现，如此，对其理论的评价未免有点轻重失当。就实质而言，庄子辞章之美，其能够在蒿目时艰的苦难中显发出艺术精神，首先是源于他思想的自由；或曰对思想自由的追求。史家陈寅恪晚年以考证文学而寄托自己的生命，何以要如此，因他一再强调：“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众所周知，庄子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为“逍遥的人生观”，要达到逍遥的境界，便要“无所侍”；第二是齐物论；第三是对君主制的控诉与绝望；第四是关于人生本质的探讨，庄子提出：人生本质乃是精神庄严之美。

【关键词】庄子；逍遥；齐物；批判君主专制；人生本质

【参考书目】中国社会思想史（谢遐龄 主编）、《庄子》九章（刘坤生 著）

逍遥的人生观

在《逍遥游》一文中，庄子淋漓尽致的表达了他“逍遥”的人生观。所谓逍遥，就是绝对自由，通过自己的精神修炼，使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无拘无束。他所求索的是像云霞般的生存状态。对自身自由的“绝对”，而对外界，则是持“相对”的态度，就是相对主义。简而言之，逍遥就是绝对自由与相对主义的统一。

《逍遥游》中所表现的逍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释。一便是“圣人无名”。他说：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1）出矣，而雀火（1）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2）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3）之，吾自视缺然（4）。请致天下。”总之，尧之所以自视差的太远，实是有道和无道的差别。而作为得道者许由，境界则更为超然，他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已，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庄子认为这种外在的功利、名声不是生命的真实内容和生存的真实目的。这种通过尧与许由的对比，便很形象的说明了圣人无名这一观点。

第二是神人无功。在这个观点中，庄子把生命的价值指出来了：“神化”。人本身就具备精神这个“神”，可以自我地去变化物质，精、气、神三者都是“心”的作用。换句话来说，“心”可以使自己生命的功能超神入化。“神化”了以后就可以做入世的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事一件，最后再出世。如黄帝平天下以后，在鼎湖乘龙而上天，入世而后出世。透过远古时候的神话，证明我们中国人始终把人的生命价值提高到两个阶段：一是做入世的圣人，人可以做到入世的圣人，这是入世最高的文化价值；然后由入世的成功，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成为出世的圣人。宇宙间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神化的功能，可惜我们自己的智慧不够，把这个功能丧失了。

第三是至人无己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由于心灵的自由而不受物欲之害，从而无为而逍遥。至人无己，是指达到至人的境界是需要忘我的，这里的我是自我，属于后天人格部分，需破除我执，方能见得自性，和佛教有相似性。

齐物论

“齐物”的观点，也是庄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概括的来说，庄子认为任何事物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由此而衍生出来的观点有顺应自然的思想和一往平等的思想。齐物论是庄子进一步基于道之本体意义而提出的自己对于天下万物的看法,概括地说就是使“万物齐同于道”。当然,庄子在其中也隐含了许多形而下的分析,比如他对于生死、物我、是非、小大等概念的理解。

庄子重视的不是因为自己以言说的方式反对言说而遭到别人的质疑,而在于教化人们,使其可以从道之本体的层面领会到言说的无意义,从而达到使万物齐同于道的理想境界。当然,庄子也十分明白自己进行这项工作的难点所在,因为世人都是有偏见、争是非之人,他们的认知方式总是局限于狭小领域而不能自拔,所以庄子认为首先要使人们看到超越是非世界的可能性,继而提出超越的方法和效果,这正是第二种理解即齐物论的主要内涵。用以下三个观点可以阐明庄子的“齐物”观点。

1.物我之分。物我之分是导致万物不齐的最根本的一个分别。 《庄子秋水篇》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在这一段精彩的辩论中,惠子正是基于物我二分的立场来反驳庄子的。他认为人的快乐的情感和鱼的快乐的情感是不相同的,人是不可能领会鱼的,因为鱼仅只是人之外的物而已;退一步说,人即使可以感受鱼之乐，那也是一种移情作用,其基础还是物我二分的概念。

2.死生之分。这一点在人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求生惧死之恋;而对于人之外的客观事物无所谓生和死,他们在人的眼里都是没有生死观念的浊物。在人的身上,生意味着生命的保全,死则意味着生命的消亡。而庄子在 《大宗师》一篇里提到的生死:“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善生即善死”,则从万物平等的角度抹除了生与死的差别。

3.是非之分。在人们有了知和言之后,就出现了是非之争。庄子在 《齐物论》里对这一现象有精彩的描述:大知闲闲,小知闲闲;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搆,日以心斗，才智超群的人广博豁达,而只有点小聪明的人则乐于细察、斤斤计较;合于大道的言论就像猛火烈焰一样气焰凌人,拘于智巧的言论则琐细无方、没完没了。他们在睡眠时神魂交构,醒来后疲于与外物接触、纠缠,整日里勾心斗角。人们终日争论的是是非非,在庄子看来仅仅是知而已,而知则是遮蔽道之本体的屏障。

4.小大之分。既然人们有了物我之分,并且总是乐于争辩是非,所以对于世界上的客观事物,人们就建立了一套评价标准:小大之分。主要体现为对事物的小用与大用的比对。 《逍遥游》中惠子对于大树的大而无用的评价就是一个例子。惠子说那个叫做樗的大树树干疙瘩盘结不符合绳墨的要求,所以木匠也对它不屑一顾了,真是大而无用啊!而庄子则以大树可以为人提供阴凉之地,使人怡然自得地躺在树下,并且还不会招来刀斧的砍伐为其大用。他跳出了世俗的绝对的小大观念,从相对的角度肯定了无用的大树。

对君主制的控诉与绝望

庄子的思想中包含着痛苦与无奈的实质，表明了入世的痛苦。他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当今之世，仅免刑焉。”

在由春秋之宗法贵族制度向诸侯混战局面的过渡中，社会激烈的动荡，各个阶层的人民都陷入在这种“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论语》），如洪水泛滥的灾祸中，这只能说是一个不幸的时代；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提到这一时期有郡县制的推行、井田制的废弃、履田而税等社会政治和经济剧烈变动的情况，而“贵族阶级渐次奢侈安逸，国际战争渐次扩大激烈”成为该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庄子作为一个思想家，面对着如此的局面和环境，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其进行批判和揭露；更重要的是如何能用道化的生活和智慧在这诸侯混战、“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黑暗中保全自己的人格和性命。庄子所进行的话语批判，其直接目标就是君主制，所以庄子在《人间世》中所表现出的无奈不是对人类生活的绝望和虚化，而是对君主制的无奈何绝望。

庄子对有为政治最根本性的否定和批判，是对“治”本身和统治者——君主所作的批判。在庄子看来，对社会的治理本身就是一种改变人类自然天性的活动，是出于功利目的来统治万物和钳制人性的。在《应帝王》篇中，庄子指出“有为”政治的态度是毁灭自然人性的大害：“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在政治上，庄子反对一个政权“有为”的治理，认为统治者的设立和存在是对自然人性的一种威胁和挑战，只会对人性的自然造成破坏。这种破坏既表现在“乱人之性”（《天道》），引起人性变异，使人类自身每况愈下，逐渐远离和丧失自然本性，同时又会造成“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在宥》）的局面，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庄子看来，俨俨然的君臣之分，惶惶然的君主统治，“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皆如同荒诞、短暂的梦境，这个结论和儒家、墨家迥然不同的原因在于庄子对人类的自然状态或人的本性的看法与墨子、荀子不同，他认为人在本性上不是贪婪的，而是自足的，或者说容易满足的，人类在自然状态下不是互相依存而又纷争不已的，而是和平地、独立地存在着的。在庄子看来，在大自然中，人是一鹤鹑，人是一堰鼠，是不需要“君人者”和“经式义度”的。

总而言之，从庄子哲学的对境来说，恢宏的气象乃表现于不以人类为中心（不拘限于人类），不以自我为中心（不拘限于自我），而能推及于广大的自然界。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方面表现出民胞物与的胸怀，另方面又呈现着艺术精神的和谐观照。很显然庄子取消了天地万物和我——客观和主体——的对立关系。这种主客一体的宇宙观，实为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和西方哲学主客对立的宇宙观，迥然不同。庄子不仅要打破主客对峙的局面，进而达到二而合一的境界，他还要进一步达致物我（主客）两忘境界。在这里，庄子充分表现出大艺术家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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