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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三首》山水田园诗歌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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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三首》山水田园诗歌简介
萌芽阶段
《诗经》和《楚辞》作为秦汉前诗歌的两座高峰，虽有大量自然景象描写，如“关睢”、“桃花”（《诗经》）“薄荷”“挚鸟”（楚辞）等，它们或者是作为比兴之媒介，或是作为比德之物，本身并不具审美的价值。诸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写景佳句，也只是作为人事活动的一种背景而出现，起得是艺术媒介的作用，自身还不是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在《诗经》、《楚辞》所经历的漫长年代，还没有出现一首专门描写自然山水为主要内容的诗篇。两汉数百年，乐府五言诗，特别是铺采摛文的辞赋，已有了较多的自然风光描写，在对象领域较之《诗》《骚》无疑深广了许多，但是，在强调人伦之用的儒家思想影响下，汉诗中仍未能出现山水之作。
只是汉末建安时期，曹操写了一首《观沧海》，这才算是曲终奏雅，为汉以前诗坛献上了唯一的一首完整的山水乐章。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胸怀一统天下的伟大气魄，途经碣石山，登山观海，兴之所至，作《观沧海》。自此，沧海，作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铭刻在文学史册上。鲜明逼真的描写，构勒出沧海吞吐日月、囊括星汉的壮阔画面。自然环境作为审美客体，作为诗歌摹写的对象，这是一个大胆的开创。全诗不加作者主观抒情，只作客观描写，在魏晋之前绝无仅有。魏晋之前，诗歌的内容都是与人本身有关的生存、欲望、政治、战争等等，自然风光还是未被人识的一块天然璞玉。出现的时代
真正将自然山水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诗人以自然山水为题材写诗，则始于魏晋六朝，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
魏晋六朝，既是一个干戈纷扰，政治紊乱的时代，又是经学衰落，玄学盛行，思想开放，人性觉醒的时代，走马灯似的王朝更迭和杀夺，人命危浅、朝不得夕的恐怖和悲哀，使得许多具有觉醒意识的诗人，包括公卿身份的诗人，产生了“膏火白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焉足赖”这样的认识。他们为了全身远祸，不得不离开动荡的政治，藏身匿迹于山泉林木之间，希企逸隐之风一时大炽。这样特殊的社会条件和风气，将诗人带到一个新的天地，看到了远离嚣闹的都市和政治风波的自然山水之美，并有了“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审美新发现，于是，他们苦闷的精神和悲愤的感情，便在这足以娱情解忧的青山绿水间觅得了可以寄托和安放的处所。
魏末晋初诗坛，山水诗已逐渐增多，在嵇康、张华、左思、郭璞等人的诗篇中，便出现了“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沉。（左思《拈隐诗》）。“寄言之德，托意玄珠”的玄言诗，其触发媒介也都是山水景物，以自然风物为阐发玄理的契机。山水诗又经过了五言诗的曲折经历，到了晋宋时代，终以陶渊明、谢灵运这两位大诗人的

出现，而在诗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盛世时期
山水诗形成以后，虽然它在不断寻求外部空间的开拓和内部体制的完善，从而在各个不同时代，而有了新的风貌和姿态，但是，道释玄禅的人生情趣和艺术精神，却始终贯穿于山水诗的发展中。
随着唐诗繁荣局面的到来，山水诗出现了丽日经天的壮观。王维与孟浩然等继承了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传统，形成了一个与边塞诗派交相辉映的山水田园派。在唐代诗人中，没有哪一个人没有写出自然山水为题材的诗篇。如：《野望》、王勃《山中》、陈子昂《度荆门》；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水》；王之涣《登鹳雀楼》；杜甫《望岳》、《江村》、《登高》；韦应物的《滁州西涧》；顾况《过山农家》；张继《枫桥夜泊》；戴叔沦《苏溪亭》；储光羲《钓鱼湾》；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孟郊《游石龙涡》；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大林寺桃花》《杭州春望》；刘禹锡《巫山神女庙》；柳宗元《渔翁》《江雪》；李贺《巫山高》；杜枚《山行》；李商隐《乐游原》；温庭筠《商山早行》……唐代诗人中以山水诗闻名的人很多，但能代表山水诗成熟的，主要还是孟浩然、王维、李白。
山水田园诗到了宋代以后，虽在运用诗化的语言抒情、状物、写景、叙事方面，有行文不拘一格，使人耳目一新之作，但山水诗的境界上子已远远比不上唐朝。
宋初山林隐士林逋、魏野、潘阆、诗僧九僧等多用五言近体发长林幽壑之思，孤高野逸之趣，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律联佳对。梅尧臣、苏东坡、王安石、陆游等大诗人在山水诗方面都多有造诣，而真正在山水诗方面开拓新路的是杨万里和范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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