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读后感800字

余秋雨散文读后感800字

　　导语：秋雨对梦想的初衷，对历史的感悟。更是由于他对人类历史的重视。他追寻的心中的“阳关雪”，他对对待敦煌文明隐没的遭受蹂躏的过去不再如别人所云的那样将罪过归咎于一个无力回天的王道士。历史的失落该有历史的更深层的本质的。历史的源远流长也正是因为它有令人悲痛的过去。有了老人的睿智，有了儿童的心情，方有正视历史的勇气。

　　曾经读过余秋雨的许多散文，而让我时时不能忘怀的一篇就是《垂钓》了。《垂钓》是余秋雨夫妇在海参威的见闻，情节十分简单。一胖一瘦的两个垂钓老人，因为自己的喜恶，胖老人在钓绳上“挂了六个小小的钓钩”，每次下钩不到半分钟他就起竿，次次都会挂着六条小鱼，他忙忙碌碌地不断下钩、起钩，从来没有落空，落日余晖的时候，总是快乐地满载而归;瘦老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的钓钩只有一个，而且“硕大无比”，即使没有大鱼上钩，他都倔强地端坐着，等着“暮色苍茫”了，“瘦小的身影还在与大海对峙”。

　　两位老者不同的性格追求，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胖老人归去的时候已是盆满钵满，快乐的“脚步如胜利者凯旋”。瘦老人虽然“用背影来鄙视同伴的浅北，但他毕竟鱼桶空空，一个人在暮色渐浓的大海边寂寞地等待，孤独地守候!

　　余秋雨在散文中说道”一个更加物质，一个更加精神“，”一个是喜剧美，一个是悲剧美“，”他们天天在互相批判，但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人类“。的确，人类在演绎故事的时候，皆因为不同的人生观而丰富了结局，让旁观者更觉况味无穷。

　　也许有人认为胖老人是追求物质而胸无大志，随遇而安，浑浑噩噩地过着小鱼生活的现实主义者;瘦老人则是一个追求完美、志在高远、锲而不舍的理想主义者。然而，从生活的角度而言，我对胖老人的做法是报以赞许目光的。生活追求需要积极向上，却要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智慧，不容许有盲目和好高骛远的侥幸心理，胖老人十分明白自己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钩小滩浅，他不妒忌瘦老人钓钩的”硕大无比“，也不去打击他的执着，即使在”提起满满的鱼桶走了，快乐地朝我们扮了个鬼脸，却连笑声也没有“，怕的是惊扰了瘦老人的钓鱼梦，他的这份平常心，使得他非常快乐。也许，他一辈子都钓不上大鱼，但是在他面对的领域里，他，的确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胜者。

　　瘦老人无疑是许多人认为的完美形象，他的身上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壮士之美。他的钓鱼钩”硕大无比“，可谓大矣，”在他眼里，胖老人忙忙碌碌地钓起那一大堆鱼，根本是在糟践钓鱼者的取舍标准和堂皇形象“，”夕阳照着他倔强的身躯，他用背影鄙视同伴的浅北，瘦老人是唯大鱼不钓的，他在浅浅的水域里等待大鱼上钩，俨然一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情形，他在苦作者：钱毅伟苦地单相思久久不愿上钩的大鱼之余，却没有实际地分析自己所处的客观条件，倘若他向大海深处更进十米、二十米，或许就有机会拥有胖老人意想不到的收获，“硕大无比”的钓钩上挂着他梦寐以求的大鱼儿。只是，他自视清高，鄙视胖老人的满载而归，却不曾想付出哪怕一点点智慧和艰辛!他的盲目执着在浅浅的沙滩边显得格外苍白，让观者体味到他的孤独和单保。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客观条件，一味盲目地追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目标，那种孤单寂寞的对峙并不能显示崇高，唯有不断地充实自己，发现自己，脚踏实地的面对和解决，才会象胖老人一样，面对人生自如地下钩、起钩，而且次次都是满满的六条活蹦乱跳的鱼儿，撞开人生的一扇扇希望和快乐之门!

　　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小资的时髦风气，并带出了文坛一阵风潮。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带来的文化狂喜，可以从他散文集的发行量上得到证实。

　　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余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赞赏的。在我的记忆里，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获》杂志连载，而后被不断地出版、转载、报导，成为中国各大城市的重要畅销图书，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和杂志上，与鲁迅和林语堂的作品一道成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一时间，大有不读余文，羞谈文学之风。果真是这样吗?让我们以他的《文化苦旅》为例，看看历史和文学在这里是怎样结构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的看到作者采用的话语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王道士以他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作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如“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即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作者的无限钟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运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那么，在当时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陆、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场化的包装上存在着“媚俗”过火的问题。它太过矫情。再以“王道士”一文为例，由于爱 “宝”心切，作者竟打算给道士“下跪”，而为了敦煌经卷的一次亏本的“出口贸易”，作者想为此“大哭一场”。这种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于，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之中，一方面则试图向大众或市场寻求最大限度的认可，这两者最终发生了统一。没有任何一种统一比这一种看起来更为古怪。

　　与诗歌相比，中国散文在其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诗歌与小说的话语残渣，堆积在文学史的边缘，成为每个时代主流话语的底衬。长期以来，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笔触为基本特征的“小散文”，尽管获得了城市市民的热烈掌声，其局限却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充满着阔大意象的中国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种日用文化缀品。这就为所谓“大散文”诞生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长“大”，需要更为“大气”的构架和运作。

　　在我看来，余进入历史和政治话语领域是一个错误。他旅行于一个他完全不能驾驭的领域，并陷入了阔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余文依托的那些陈旧的话语体制，正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里缓慢地崩溃。我们应该注意到，所有出现在这些怀旧书页中的言说都是一种挽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随风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传统。余文并未让历史向我们开放并成为我们的，恰恰相反，它显示了一个旧式文人的普通特征：屈从于陈旧的历史阐述和历史语法，同时又沉醉在一些细小的话语改造之中，而这样的文本无疑无法成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应当从这思想的迷津中彻底解放出来，散文应当终止这种紧张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伫立、安坐或躺的舒适状态。在一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散文完全没有必要成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轻小”应当成为散文的常态，而“娓语”才是当代散文的主流。无关乎深沉和浅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应如此。

　　初次接触他的文章，是语文课本上那一篇《信客》。读毕，平淡的语调，朴实的语言却描绘得如此生动，令我不经心生敬佩。专业点说，就是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余秋雨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我欣赏《苏东坡突围》。正如苏辙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正因为他太出色、太响亮，使得那些品格低下的谏臣有了嫉妒的目标。然后苏轼就被你一拳我一脚的批判，甚至贬损。八百多年前苏东坡先生的遭遇,本已尘封于历史之中,然而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对曾经攻击过苏东坡先生的人经行强烈的反驳。用词之尖刻，情绪之激昂，在文字之中尽显铺张。恣意汪洋的文采、率真自信的个性、乐观豁达的气质，都是我们对这位大才子苏东坡的认识。几百年来，其诗词文赋吟诵不绝，相传至今。我欣赏苏东坡先生桀傲不驯的个性，乐观向上的情感，却每每心痛其人生频频遭遇的坎坷。苏东坡是中华文明史上既不可遇又不可求的文化伟人，而他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正是促进他成为伟人的原因。这些，在《苏东坡突围》中详细又透彻的体现了出来。

　　余秋雨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结合。将历史写的活灵活现，把文化述的铿锵有力，引起我们反思。正如专家们所评价的 ，“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这，就是余秋雨。这，就是《余秋雨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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