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母文作者：简振雷来源：《北极光》2016年第05期
1997年5月15日下午三点，我接到老家的电话，说母亲永远地走了，就在前一天的晚上，我梦见一匹白马从遥远的北方飞奔而来。
她一生活了六十五岁。在我的心里，母亲没离开过我们，她一直活着，就坐在我的心头。一提起母亲，我的笔就禁不住在地上爬行。
据说母亲也有辉煌的过去，当过公社的妇女主任，受到过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先父结婚的初期家中的日子过得还殷实。我见过母亲在镇上乳品厂工作时和她的同事合影的的照片，那时的母亲体态丰满，梳着两只粗粗的辫子，面露自信的神情，我也见过母亲得过的一面锦旗，是用上好的丝绸面料做的，隐约可以辨认出上面的字迹。
自从我记事后母亲的命运就完全变了：我对于母亲最初的记忆便是母亲、弟弟和我合盖一个被，那时乡下还没有电，我们兄弟晚上起夜，我都要喊一声“妈，点灯。”于是熟睡中的母亲急忙醒来，从枕头底下掏出火柴盒，用大拇指往前一顶，从中取出一只火柴来，再轻轻地一划，我们的头顶一盏煤油灯便亮了。熹微的灯光照着兄妹熟睡的脸（父亲经常不在家）。解好手后，我便很难入睡，因为母亲睡觉打呼噜，白天太劳累了，夜里就睡得沉。我那时小，生怕母亲憋过去，接下都要叫醒母亲几次才能入睡。
大约有三四次，我亲眼目睹母亲坐在炕上一个人哭，眼睛红红的，说自己前一辈子杀了老牛，才使她的生活变得如此艰难。
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仗义直言，因揭发领导私分修筑松花江江堤民工的口粮而被免去公职，抄家武斗，全家下放到农村。我们成了村中没有劳动力的大户：到弟弟出生时，家中有十一口人：年近耄耋的爷爷奶奶；患肝硬化长期在哈尔滨住院的父亲；再加我们兄妹七人，大哥在武斗父亲时被吓疯，精神失常，时常发作抽搐，生活不能自理，经常走丢，其他哥哥姐姐都年幼无知，一家老小的生活穿靠政府救济。别人家有柴，我家时常无，一遇阴天下雨，母亲的这顿饭就很难做，常常要放灶坑里两只破鞋才可做好；别人家有米，有油，有盐，我家时常没有，米要借，油要买肥猪油来炼，没有盐的时候，母亲就用淹咸菜的咸盐汤子来炖菜；所住的房子下雨天总是漏雨；一家老小所穿衣服全部靠我的舅舅姨姨来救济，我是直到上大学的那一年才穿上一件按自己的身材买来的衣服。别人家有钱，而我家无钱，只有花钱的地方，没有进钱地方，我上小学五年级，两块钱的学费交不出。就这样的一个家庭，生活琐事全靠母亲一人支撑，母亲的艰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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