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平路1号，上海老洋房里的金融世家
东平路1号，这座位于今日上海衡山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内、占地三亩多、楼高三层的老式花园洋房，应该在1920年前，席德柄一家人就住在里面了。因为根据他儿子席与文的回忆，自己是1919年5月在这里出生的。这一年，席德柄才27岁左右，离他开创自己人生的大事业，还有一段岁月的距离。他此时能住在这里，完全是祖辈的庇荫。席正甫汇丰传奇席德柄有个很牛的爷爷——席正甫，是晚清四大买办之一。除了席正甫，“四大买办”其他几位分别是唐廷枢、徐润，还有那位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当时的西方人跑到神秘的东方来做生意，难免会人生地不熟，这往往会造成一种后果——水土不服。所以他们需要中国人充当帮手，为他们或采购或管事，也就是说，为他们在中国做生意充当“二传手”，否则他们就会处处碰壁。于是，康白度（葡萄牙文Comprador的意译，原意是采办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就这样出现了。严信厚的宁波前辈穆炳元就是靠当买办发了大财。他原是清军的一个小头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成了英军的俘虏。英国人把他征集到英舰上打杂，并有心栽培，教其贸易方法。随着英国人在上海大举登岸，为其充当翻译和总务的穆炳元便派上了大用场，承担并包揽了中英在上海的一切外贸交易。姚公鹤的《上海闲话》载：“无
论何人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穆炳元也充分利用自己这一优势，在华洋交易中巧取豪夺，积攒成巨富，一跃而成为上海的头号闻人。这种经历难免让人艳羡。看上去，给洋商当买办像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就像今天很多白领都梦寐以求的一份外企高薪职位。但是，别忘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面对外敌入侵，民族情绪也一直在反弹的过程中，尤其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以一种极端的表现将其发泄出来。所以，那时为洋商打工实在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很容易就会被贴上一个一辈子都洗不脱的标签：汉奸。这个标签似乎已成了买办们的“原罪”。骂他们汉奸，不仅仅是仇富行为，而且已经成了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加上他们帮助洋行贩卖鸦片，这更让买办的身份和地位染上了负面色彩。曾国藩曾不无嘲讽地称买办为“奉洋若神者”。除此之外，“极而言之者将买办、通事、娼妓、流氓列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这也是唐廷枢、徐润愿意放弃自己在洋行的高薪工作，在李鸿章的召唤下，1873年到轮船招商局主持工作的重要原因。他们从洋行跳槽，绝不是从“外企高管”到“国企经理人”那样简单，里面无疑充满了民族感情的考量。这种感情在唐廷枢的就职宣言中显露无遗，他这样大声疾呼：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之利全归中
国自身所有，岂非更为优越？客观上来说，买办也是中西方贸易交流的需要。当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以一种强势的面目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并将中国纳入世界商业轨道之后，简单的排斥不仅没有效果，反而让自己显得很“粗暴”和“盲目”。事实上，唐廷枢、徐润在轮船招商局的成功，也得益于他们在洋行的锻炼。更多的人也因此把当买办看成“借洋鸡生蛋”的过程。等自己有了本钱，再跳出去单干，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他们在摆脱洋雇主之后，努力发展自己的老本行，最后成为洋商的主要竞争对手，乃至成为巨商。这些大买办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也落入了买办之手。就在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之后一年，同样在上海的席正甫，凭借自身努力和借助亲戚之力，终于成了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这两种相反的选择，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名声。在唐廷枢盛名日隆之时，席正甫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这段传奇不仅关系个人，也关乎其整个家族。更重要的是，它也关乎整个“苏州洞庭帮”。传统商业文明的艰难转型洞庭帮中的“洞庭”不是湖南洞庭，而是江苏苏州的洞庭，它是太湖七十二峰的组成部分，分为东山和西山。所有面积加起来，只有不到200平方千米的地方。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山区，耕地稀少，若想活路，不去经商，又能如何？事实上，当年的徽商也是这样被逼出来的。较早把洞庭商人当作一个群体
看待的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话说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作‘钻天洞庭’”。算来，有这一称法，当不迟于17世纪前期（明代天启年间）。尽管其只是中国地域最小的一个商帮，但在商业上的影响力还是让人们愿意拿其与徽商并称。而在这钻天洞庭之中，生意做得很好很出色的就有王、翁、许、席几家。此“席”，便是席正甫、席德柄家族，故称“洞庭席氏”，又因为主要是在东山，又称“东山席氏”。不过早期的他们，做的还是传统生意——经商、贩运、做买卖；主要商品是粮食丝棉、茶木典盐……这也是洞庭帮以及与之齐名的徽商共同的经营范围。帝国的朝代已更替了几个轮回，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还几乎是停滞不前。而中国的商人们，同样秉持着简单初级的勤劳勤奋的文化观念，小心翼翼地活着。中国的农业帝国文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在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商业文明之后，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于对抗中就一下子显得弱不禁风。虽然在184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仍是世界第一，但日后却是每况愈下。从这里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席正甫所效力的汇丰银行，1864年才在香港发起成立，次年在上海的分行才开始营业，但其很快就在中国取得了“金融霸权”，让中国的票号、钱庄都臣服于自己的脚下，成为自己的附庸。对比银行与票号、钱庄可以发现，这个西方的产物具有钱庄和票号
所不具备的现代性优势。比如，钱庄和票号在组织上和经营上是以家族关系、乡土关系及帮派关系为联系纽带，以血缘诚信为基础的，而银行则是股份制，大家靠契约关系团结在一起；钱庄和票号靠信誉存活，银行却需要抵押担保。靠信誉虽然能满足中国人虚无的道德感，但一旦遇到天灾人祸信誉破产，往往让钱庄或票号陷入泥沼甚至万载不复。银行需要抵押担保虽然很冷酷无情，但却能将自己的风险控制在很小的程度。更重要的是，钱庄和票号往往故步自封，只做汇兑、拆借生意，而银行却尝试将钱借给企业，甚至进行股权投资，让手中的钱变成真正的“资本”。正是因为看到银行有着不可替代的功效，加上外资银行在中国犹如“贪吃蛇游戏”似的，不停地吞下豆子，而蛇身不断变长，盛宣怀出于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担忧，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尽管“用人办事悉以汇丰为准”，但身为汇丰买办的席正甫并没有介入，席家既未投资入股，也无人出任要职。明里暗里，席正甫把中国通商银行当成了汇丰的竞争对手。但这并不影响他和自己的江苏老乡盛宣怀的友好关系。像席正甫这样成功的买办，需要维护好各种关系，处理好各种明里暗里的利益。事实上，他能在汇丰银行站稳脚跟，也正是因为善于经营中洋和官商关系。1874年，清政府面临沿海防务上的危机，打算向汇丰巨额借款经营海防，数额高达200万两白银之巨，这也是清政府第一次向外国银行借款。时任
汇丰买办的王槐山认为此事风险太大，于是求席正甫办理。其时席还只是汇丰银行里的小人物，王槐山此举有拿他“顶雷”的意思。但席正甫意识到，朝廷有求于汇丰，正是汇丰与朝廷建立关系的良机。在他的操作下，汇丰开创了政治贷款的先例，既得到了很高的利息，又搭上了李鸿章的关系，日后还多了位左宗棠。虽然左、李是政治对头，但他一个都不得罪。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代替已显颓势的山西票号，成为朝廷的金融合作伙伴。而席本人，也在王槐山因病辞返之后，顺理成章地坐上了第二任买办的位置。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绝大多数是由他一手经办。同时，在他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办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其获利之厚令人吃惊。这也进一步印证并彰显了银行比钱庄和票号更具有优势这一论断。这样的买办，显然再不是中央官员眼里深恶痛绝的“汉奸”，而是恨不得拼命拉拢的“金主”了。另外，由于席正甫在汇丰握有借款的签字权，上海当时的钱庄要想从汇丰借款以获得流动资金，就必须由席正甫经手，席正甫也因此布下了天大的关系网。席正甫能当上汇丰银行的买办，开启自己人生的传奇，其意义并不在于能为洞庭席氏赚下多大的产业，而在于他通过把控汇丰银行，进一步触摸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命脉。也正因为他的存在，洞庭席氏乃至洞庭帮有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可能，这也是
洞庭席氏能在中国金融业显赫百年的基础。日后，依赖垄断权力发迹的，既有以“以布衣交天子”而洋洋自得的盐商江春，也有“红顶商人”胡雪岩这样的徽商，但他们终因权力的翻转而渐趋式微。更糟糕的是，由于习惯依靠垄断权力获得大把利润，也让徽商早早丧失了进取精神，使得他们在面临大的变化时很难应对。从此，再也不见“钻天洞庭遍地徽”。这既是中国传统的商业文明的弊病，更是对洞庭席氏乃至洞庭帮的警醒。席正甫游走于各位高官之间，甚至在李鸿章保举下，接受了二品衔红顶花翎，成了胡雪岩之外的又一个红顶商人。或许在转型过程中，谁也不能免俗，与权力划清界限。但是，如果拿捏不好这个度，转型也必将功亏一篑。席氏兄弟的金融迷梦席德柄出生于1892年，他还有个大两岁的“堂兄”席德懋。说是“堂兄”，其实是同胞大哥。他们的亲生父亲是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字德辉），不过，席德柄后来被过继给了席正甫的五子席裕安（字燕宜）。席裕安还未结婚就去世了，未能留下子嗣。除了通过银行业务往来编织关系网络之外，席正甫还通过联姻，将关系网加深加固。席正甫弟弟席素恒的女儿嫁给了苏州王家老太爷王汉槎的儿子王宪臣，而席裕昆迎娶了王宪臣的姐姐。这种你嫁过来我嫁过去的儿女姻亲，捆绑起来的不仅是姻缘，更是利益。它们由此长成了盘根错节的参天大树，任谁都很难一口气刮倒。席正甫还有两个女儿，“长女适东山后山陆巷叶子坚长子叶蕃轩；次女嫁给了安
徽吴少山之子吴伯琴”。这样势力庞大的家族，在住房上肯定不会太低调。尽管不知道席德柄住进东平路1号的确切时间，但这座花园洋房大概是建于1913年。按照席家后人的记忆，席正甫的几房后人一开始是在英美租界居住的，后来才到法租界购置物业。从外面观察，这座花园洋房被黑色的雕花铁栅栏围住，衬着奶黄色的墙壁，红色的屋顶，在视觉上十分出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