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批评与批评女性——清代闺秀的诗论

发布时间:2020-06-2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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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批评与批评女性——清代闺秀的诗论
周兴陆

【内容提要】 清代闺秀的诗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盲点。本文以男性论者对女性诗歌的批评为参照系,考察清代女性的诗歌批评。主要阐述三个问题:一、女性如何采用重释儒家文化的策略,突破“女人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束缚,确证闺秀诗歌的合法性。二、清代才女依然羁縻于“四德”之下,以“德”正“才”,敛“才”以合“德”。论诗高标合乎 “风人之旨”、“温柔敦厚”等原则,尊奉儒家诗教。三、女性诗学参与主流诗学关于“性灵”和“学问”的讨论。对“脂粉气”的规避,体现出在主流诗学中,女性的身份特征是遭否定的,女性论者的意识中也存在自我身份否定的现象。而在晚近时期,这种现象出现转机。

【关键词】闺秀 诗学 性灵 脂粉气

近些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显著发展,是传统女性的文学创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历史轨迹和特征愈益明晰,女性文学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愈益得到确证。然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除了一篇尚生疑窦的李清照<词论>外,各种“批评史”、“文论选”之类著述中,尚难寻觅女性论者的身影。是否闺秀女性对于文学理论问题集体噤声?是否文学批评史上本来就没有女性的思想言说?非也。若认真翻阅清代女性诗文别集、总集,其中不乏女性的文学批评文字,且时有深刻睿智的见解。本文立足于诗歌理论,以男性论者对女性诗歌的批评为参照系,考察清代女性的诗歌批评。
女性诗歌创作,代有其人。然其进入文学批评论域,是有一个过程的。宋代的诗话如《浩然斋雅谈》、《临汉隐居诗话》,仅有若干条论及女诗人;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将“闺秀”、“女冠”列于“衲子”、“外夷”之后,备体而已,聊胜于无。直到
出版著作如张宏生:《古代女诗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鲍震培:《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胡晓真:《近代中国女性叙事文学的兴起》,麦田出版社,2003;华纬:《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Wilt Idema and Beata Grant,The Red Brush: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2004;舒红霞:《宋代女性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王绯:《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薛海燕:《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文津出版社,2006;赵雪沛:《明末清初女词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李绍先:《古代巴蜀妇女的文学生活》,巴蜀书社,2009 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黄山书社,2010;毕新伟《晚清至民国的女性解放与文学精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晚明,公安、竟陵性灵诗学重性情、标才慧、尚清趣的审美倾向才将诗学视角转向闺阁,先后有江盈科《闺秀诗评》、锺惺《名媛诗归》、刘士鏻《闺秀诗评》、赵世杰《古今女史诗集》等评选闺秀诗歌的著述。发凡起例后,清代女性诗歌总集蔚然兴起。出现了邹斯漪《诗媛八名家选》、王士禄《燃脂集》、陈维崧《妇人集》、胡孝思《名媛诗钞》、周之标《女中七才子兰咳二集》、陆昶《历朝名媛诗词》、袁枚《随园女弟子诗选》、蔡殿齐《国朝闺阁诗钞》等男性编纂的闺秀总集。同时,女性编纂闺阁诗集也一时成风,出现了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王玉映《名媛诗纬》,完颜恽珠《闺秀正始集、续集》,王谨《闺秀诗选》,骆绮兰《听秋馆闺中同人集》,秋蟾女史《伴月楼诗钞》等选本。在诸多男性著者撰写《闺秀诗话》的同时,女性著者也开始撰述诗话,如沈善宝有《名媛诗话》十五卷,施淑仪有《国朝闺阁诗人征略》十卷补遗一卷等。当然,女性诗论多局限于评论女性作家,但也有不少评论,突破了性别限制而纵论列代男女作者。如嘉庆时期女作家熊琏的《澹仙诗话》四卷,论列诗人不限于闺阁,扩大到清代整个诗坛,对诗学基本问题也提出自己独立的认识。女史汪端评选的《明三十家诗选》,是继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之后的一部重要的明诗选本,对明代重要诗人和诗作多给予评论。此外,论诗诗、序跋、书信、笔记等文学批评体裁样式,在闺秀著述中大量存在。可以这样说,女性诗论有独特的问题关注,形成了自己的话语场域,同时对男性主导的主流诗学问题作出自己的反应,并从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妇女文学观。


一.“<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
——闺阁吟咏的合法性论证


男人学诗、作诗,似乎是天赋的权力和义务,是无须证明的。而女性的文学表达权,却需要去努力争取。中国传统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形成了多重的性别意识形态,剥夺女性的文学表达权力,压抑女性的艺术创造能力。而女性文学意识的觉醒,则须从破除这种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开始。
对妇女艺术创造能力的压抑,与儒家思想意识形态的确立是同步的。自汉代始就出现了女性尚德不尚才的观念,班昭《女诫》论“妇德”说:“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尽管魏晋至唐代,对女性才情有不同程度的肯定,但是妇“德”之重要,远远高于“才”之上,至明代甚至出现“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论调,“才”和 “德”成了对立的关系。这种“才德”观成为主流社会压抑女性创造才能的伦理依据。黄本骥<茶香阁遗草序>忆其先兄花耘
训诫女儿黄葆仪曰:“女子之德,不在能诗,且能诗而享厚福者少。”戒之勿学。黄本骥也因为葆仪少亡而感慨“为女子者,固不必能诗,凡有才而欲享厚福者,皆当引吾兄之言以为戒”。在黄本骥心中作祟的是女性“福慧无双”的观念,从这种观念推演出“闺阁能诗,率多薄命”(雷瑨《闺秀诗话》卷一)的宿命,据此而忌讳女子作诗。甚至女性自身也接受这种观念而自我贬抑。周浣月<与姊书>云:
陈眉公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吾姊娴笔墨,工诗文,可称绝世。以妹言之,虽则绣虎嘉名,实非祥鸾本色,戒之慎之。
浣月姐姐擅长诗文,在妹妹看来,这不是女人的本分事,应该慎重戒除。即使是一些擅长作诗、已驰骋才艺的女诗人,也难以摆脱主流观念的浸染,而遭遇内心矛盾的煎熬。如季兰韵<读书>云:“竹素性所耽,也知非妇职。”梁兰漪自十三岁开始学诗涂鸦,然一生历尽坎坷,至晚年时决意弃砚废书,学仙学佛,毕此余生。查昌鹓<学绣楼名媛诗选自序>云:“至声韵之学,往往见猎心喜。然不敏未尝能作,且以非女子事,辄不敢为。”艺术创造作为人类的一种天生的心灵需求和才能,然而对于女性,这种才能却被世俗的观念压抑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样,男权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支配性的主导观念,也主宰着女性的思想。在这种观念下,女性是“只工刺绣不工诗”,身心局限在女红、酒食、井臼等琐务“本分”,艺术的天赋和才能多遭抑制而任其枯萎。
女性创作的勃兴,首先需要破除压抑女性才艺展现的种种男权文化观念。这种思想动力一方面是来自于晚明的“性灵”文学精神对个性自我和本色性情的尊重。江盈科撰《闺秀诗评》和锺惺编选《名媛诗归》无不是由于“性灵”文学思想的启示,另一方面是来自满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新鲜的妇女观。当汉族女诗人还不失矜持,猬缩于“无才便是德”的男权压迫下而慨叹“天地无情薄女流”时,满族女性则在更自由地享受创作的乐趣。百保友<自嘲>云:
笑我诗成癖,推敲意自怡。闲时吟弗辍,午夜卷仍披。研露圈《周易》,焚香读《楚辞》。何妨呼獭祭,乐此不曾疲。
佟佳福晋<自述歌>云:“年来无事勉为歌,自笑无文语句多。不是闺中闲弄笔,聊将心事记吟哦。”轻松明快,不似汉族女子那么婉媚幽怨。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更是唱出“吟咏由来闺阁起”的响亮口号。她的<题冰雪堂诗稿>云:
①黄婉璚:《茶香阁遗草》卷首,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 静寄东轩辑:《名媛尺牍》卷下,清刻本,。
季兰韵:《楚畹阁集》卷三,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527页,凤凰出版社,2010
陈华:《题韫兰诗草后》自注,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附录,红香馆道光十一年1836)刻本。
百保友兰:《冷红轩诗集》卷上,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

《国风》、《周南》冠四始,吟咏由来闺阁起。漫言女子贵无才,从古诗人属女子。诗人世每谓多穷,我道穷时诗乃工。请看后世流传者,多在忧愁愤激中。 “与汉族社会相比,满族社会对女性的各种约束相对较弱,尤其是满族家庭的女儿,在家中养尊处优,并有相当的接受教育和出行社交的自由。”清朝满、蒙联姻形成皇族阶层,其女性观对整个社会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在清代关于闺阁诗歌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大量置疑、反抗“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观念的理论文字。吴文媛<女红余绪自序>曾说她年幼时祖父诫曰:“不必墨舞而笔歌。”但吴氏后来笔歌不辍,还吟到:“试看巾帼刚强,偏多奇女子;漫道衣冠文绣,未许秀闺人。”乾隆时期的女诗人王贞仪,是一位个性鲜明、富有思想的女诗论家,饱才情而崇气节,当时就被目为“闺中狂士”。她在<上卜太夫人书>里说:“其足异者,唯今世迂疏之士,动谓妇人女子不当以诵读吟咏为事。夫同是人也,则同是心性,六经诸书皆教人以正性、明善、修身、齐家之学,而岂徒为男子辈设哉?”<德风亭初集自序>:“噫嘻,剑头一吷,聊用自娱,犹之鸟之鸣春,虫之语秋,言所欲言而已。覆瓮无憾,登选非荣。毁我誉我,不妨两任之。”她<题女中丈夫图>为闺阁女子吐气,体现出清代的新型女性观:“当时女杰徒闻名,每恨古人不见我。……伏雌缩猬徒自惭,壮情往复怀芳姞。……始信须眉等巾帼,谁言儿女不英雄。”(《德风亭初集》卷十二)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思潮,至晚清时与外来思想文化合流,促成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其中,女诗人和教育家施淑仪提出“女人亦具独立人格”的光辉思想。清道光时期的女诗人恽珠编辑《国朝闺秀正始集》,因为黄道周、祁彪佳殉节明朝,故不录二人之妻蔡玉卿、商景兰诗。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凡例》辩驳说:
不知著述乃个人之事,与夫无与。两夫人能以文学美术传世,不为两公忠节所掩,正女界绝大光荣。……恽氏当日未明男女平权之理,以为妇人从夫,自应不选;今既认女子亦具独立人格,故仍从甄录。
当然,由于传统封建意识形态的顽固力量,女性意识的逐步觉醒,既非一蹴而就,也非直线上升的,其中有曲折迂回,甚至有生命的代价,但总体趋势是前进的,女性的人格平等意识逐渐觉醒,女性的艺术创造意识日益自觉。
清代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精神禁锢,解放女性的艺术创造潜力,从诗歌理论角度来说, 男性、女性论者采取这样几方面的策略:
(一).是“依经立论”,根据《诗经》中多女性篇章,来为女子创作正名。自古以来,女子善怀,发为吟咏,圣人不删,足以确证女性诗歌的正当性。这是当时正视和尊重
那逊兰保:《芸香馆遗诗》卷一,清同治十三年(1875)写刻本,。
周虹:《满族妇女生活与民俗文化研究》,第2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524页。
王贞仪:《德风亭初集》卷四,慎修书屋1914年校印本。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1698页。

女子创作的论者的共同认识,其中女诗人之“班头”袁枚所论颇具代表性。《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云:
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
又,袁枚<题骆佩香秋灯课女图>曰:“后妃即是能诗者,何必男儿始读书。”(《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四)同时如潘奕隽的<吴中女士诗钞序>,稍后如秦焕<名媛诗话序>、李国瑰<安徽名媛诗词征略序>等都以《诗经》收录大量女性诗歌为女性诗歌创作确立合理性依据,甚至得出“诗固妇女事也”的颠覆性结论。
同样,女性诗人也据此而维护才女抒发性灵、发挥才情的权力。方静云有一绝句云:“闲吟风雅啸余时,谁道诗非女子宜?不解宣尼删订意,二<>留得后妃诗。”陈静宜<大江东去·题名媛诗话>吟云:“灵气常锺闺阁内,《三百篇》多妇女。” 薛绍徽<题闽川闺秀诗话后>云:“千古<关雎>是艳谈,闺闱吟咏更何惭。”对此问题阐述最直接明了的,是王贞仪。她在<陈宛玉女史吟香楼诗集序>里说:
<国风>之作,大抵妇人女子居其半。太史采之,贡于天子,复择其至善者,以列于乐官,用之邦国,用之乡人,而行于天下。<关雎>之美后妃,<葛覃><卷耳>之作于后妃,其它诸侯之夫人、大夫之妻,以及闾阎之闺阈,咸有篇什。迄今读其诗,犹然想见其政教之隆兴出乎风化之贞淳,并有以见性情之温柔敦厚焉。汉魏而降,名姝代不乏人,观其所存者,虽不能若乎古,而亦莫不发于情,止乎礼,盖风人之亚也。(《德风亭初集》卷一)
尽管至道光年间,依然还有如陈光亨之类迂腐之士在埋没女子的才情,压抑女性的艺术天,依然有许许多多弱女子因此而束身女红,俯首酒浆;但是依经立论,肯定和张扬女性作诗的合法性,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强音。
(二).诗词亦属“妇言”,与儒家妇教所谓“四德”并不矛盾。所谓“四德”,据《周礼·天官·九嫔》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然班昭《女诫》论“妇言”曰:“妇,不必辩口利辞也。”似乎辩口利辞不如温顺木讷,附加了深重的束缚。然清代的女性却巧妙地将“妇言”解释为诗词创作,将诗词创作纳入“四德”之内。如嘉庆年间的甘立媃<咏雪楼稿自序>里说:“予幼从父受书,闻先大夫训词,以为‘妇德’首‘德’次即‘言’,‘言’非口舌出纳之谓。人各有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则诗即‘妇言’之见端也。”恽珠<闺秀正始集弁言>说:“昔孔子删诗,不废闺房之作。后世乡先生每谓妇人女子职司酒浆缝纫而已。不知《周礼》九嫔掌妇学之法,‘妇德’之下,继以‘妇言’, 汪嫈:《与儿妇夏玉珍言诗引》,《雅安书屋文集》卷上,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②陈光亨《跋名媛诗话》:其女儿“敦蕙生数龄,即好弄笔墨,余以其女也,不甚教之”。见王英志编辑:《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566页。
甘立媃:《咏雪楼稿》卷首,道光二十三年(1843)半偈斋刻本。

‘言’固非辞章之谓,要不离乎辞章者近是。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叙>就说:“方今世异,有识者咸言兴女学。夫女学所尚,蚕绩、针黹、井臼、烹饪诸艺,是为妇功,皆妇女应有之事。若妇德、妇言,舍诗文词外未由见,不于此是求,而求之幽渺夸诞之说,殆将并妇女柔顺之质皆付诸荒烟蔓草而湮没?微特隳女学,坏女教,其弊诚有不堪设想者矣。”
(三).才、德关系新论。是否“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少论者直接对这种“才德论”提出置疑。雷瑨《闺秀诗话》卷九云:“俗以女子无才为德,然则有才者岂尽无德耶?苟有才而善用其才,则画狄教书,熊丸课读,人称重之;若有才而误用其才,则帘间密札,月下琴心,人非笑之。盖女子在贤不贤,不在才不才也。”本来“才”“德”两相妨的矛盾,通过一“贤”字得到化解,所谓“贤”就是善用其才。苕溪生说:“世称女子不宜有才,似也。然无才者尽贤淑耶?……余则谓长以才者必有情,深于情者必有德,故才实不可少。”(《闺秀诗话》卷三)才与德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有才方有德。
(四).有些女诗人总结实际创作体验,大胆肯定诗歌创作的积极心理功能。乾隆时期的女史王佩华对诗歌心理功能的论述,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彩之笔。她在《愿香室笔记》中论读书说:
诗之为道,乐足以抒写,闷足以排遣,躁足以断退,倦足以驱除,病足以消减,懒足以振作,岂独吟弄而已。古者,乐以鸣豫,射以正志,舞以通节,数以知方,皆性情志体大有关系之事。今无此教,舍诗何为?调和血气,收摄精神,静坐抽毫,大是妙境。
传统女性生活局限于闺阁一室之内,空间狭小,没有丰富的社会交游和功名仕途来展露才气,寄慰生平。而玩味诗词,足以排闷抒怀,不失为颐养情志的好生活。这也是传统“乐教”“诗教”的题中应有之意,无可厚非。其实闺阁诗歌,并非是无所事事者闲展笔墨、浪施才情,多数都是可怜女子的泣血之讴,寄予多少辛酸和悲苦、不平和无奈。甘立媃着有《咏雪楼稿》五卷,据其<自序>,“第阅世久,其间送往事居,值骨肉变故,离别死丧,及身历险阻困顿危难,不敢告人,而实有不能已于言者,一一寄诸讴吟,写我心已尔,言我志已尔”。施淑仪年未三十,其夫南平先生殁,二男此前亦夭折,屡遭变故,据陈崈《传》记载,她“茕茕在疚,莫可告语,则一以胸臆中抑塞无俚、凄清激楚之情罄写之于诗。其音噍以杀,其言哀以思。自是而夫人之诗格一变”。和男性作家多奉和酬酢的违心之文不同,女性作者如甘立媃、施淑仪,诗歌是其生命的印迹,也是其安慰苦难、抚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弁言,红香馆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 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卷首,宣统三年(1911)刻本。
“画狄教书”,欧阳修母亲用草秆在地上写字教儿子。“熊丸课读”,唐柳仲郢母为其子和熊胆丸,以尝苦汁提神。
王佩华:《愿香室笔记》内编,太仓图书馆1921年刻本。
王蕴章:《燃脂余韵》卷首,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181页。

平创伤的生存方式。叶小纨所谓 “伤离哭死贫兼病,写尽凄凉二十年”,正是为闺阁女性的文学生活写照。
总之,这种种策略虽然并没有突破儒家思想而藩篱,而是采取重释儒家文化的方式,但是在儒家伦理文化内部确证了女性诗词创作的合法性,是儒家文艺思想自身的一个发展。


二.“温柔敦厚风人旨,今见闺中第一流”
——闺阁吟咏的道德高标


清代才女虽然能够摆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伦理束缚,舐笔濡墨创作诗词,但是她们依然羁縻于“四德”之下,以“德”正“才”,敛“才”以合“德”。似乎为了避免予人以浮薄佻达的印象,才女论诗时往往格外地正襟危坐,端着架子说大话,拿儒家“风人之旨”、“温柔敦厚”之类的话头来论己衡人。创作是顺着笔性走,因此诗风难免靡丽骀荡;而立论须考虑世风,瞻前顾后,因此论诗多是堂正端庄。当男权主导的儒家文化的 “温柔敦厚”之类“诗教”原则在明清时期的主流诗论里被宽松阐释时,女性论诗却依然衡此伦理原则为至高的诗歌标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说,被统治阶级一旦接受并内化了统治阶级所灌输的一套意识形态,它可能比统治阶级更为顽固坚定地去维护这套意识形态。移用到性别诗学上来看,清代女性诗学对儒家诗教的尊奉,便是如此。
这当然有男性诗学的道德压力的因素。康熙年间刘云份编选《唐宫闺诗》的选取标准,很典型地标出男性论者的视野对女性诗人的道德衡量。据费密的<>,刘云份分此书为上下二卷,为女性诗人列品第,“其完妇人之行,则诗载上卷为正。其失妇人之行,则诗载下卷为余。妇人既完其行,是庶人之妻与妾也,贱也,而其诗不得不为正。妇人既失其行,是后妃与贵人之妻妾也,贵也,而其诗不得不为余。此固人志之无有不同者矣”。品第的标准不是妇人的贵贱,而是德行的“完”与“失”。为什么刘云份要如此衡量呢?费密接着说:“刘子取人志之无有不同者,定唐之妇人以为妇人之规。使凡为妇人者,皆安顺守身,退然深静,上之不敢乱国,下之不致污俗。”衡古以论今,品第古人,正是为当时的妇人树立闺范。乾隆年间胡孝思辑《本朝名媛诗钞》,自序说,是集所录诗“得温柔 叶小纨:《病中检杂稿付素嘉女》,《闺秀正始再续集》卷四。
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直言”:“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讳者。”同样沈德潜虽提倡“温柔敦厚”诗教,然在二十卷本《重订唐诗别裁集》里对于白居易的讽喻诗也颇为肯定。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552页。

和平,不愧<><>者。至若调近香奁,句裁伪体,则概屏而弗录,非敢擅为去取,要求有当作者”。男性选者基于社会主流思想以“温柔和平,不愧<><>”为权衡女性诗歌的标准,同样,女性也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内化这个标准,作为自己创作和批评的法则。 再看女性自己的闺阁诗选。清初顺治年间的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以人存诗”,取径较宽,<自序>虽谓“诗媛之关于世教人心,如此其重也”,然“诗之高绝、老绝者存之,幽绝、艳绝者存之;娇丽而鄙俚者,淫佚而谑诞者,亦存之”。至道光年间的恽珠编选《正始集》,其所选汰标准是“择雅正者付之梨枣,体制虽殊,要不失温柔敦厚之旨。……以性情贞淑,音律和雅为最” (<例言>。恽珠在《闺秀正始集·弁言》感慨诗教之失云:“独是大雅不作,诗教日漓,或竞浮艳之词,或涉纤佻之习,甚且以风流放诞为高,大失敦厚温柔之旨,则非学诗之过,实不学之过也。……凡篆刻云霞,寄怀风月,而义不合于雅教者,虽美弗录。”如此醇正苛刻的选诗标准,在清代男性选者那里也不易见到,与沈德潜编选《国朝诗别裁集》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女性诗人闺阁学诗,接受姆教,其教旨也较男性为严。浙江绍兴祁姓望族,多闺阁才人,祁彪佳妻商景兰,媳张德蕙、朱德蓉均解诗书。商景兰<示媳书>训诫儿媳云:
焚弃笔墨几三十年,偶于儿子案头见《琴楼合稿》,乃武陵张槎云所作,槎云才妇而孝女,故其诗忠厚和平,出自性情,有《三百篇》之遗意,反复把玩,不忍释手,因思槎云之才知,汝辈能之;槎云之孝,汝辈能之;槎云之才之美,槎云之孝之纯,汝辈共勉之。
张槎云之诗,据王端淑<与夫子论槎云遗稿书>,“律体诸作,高老庄重,不加雕琢,真<>之余音,‘四始’之正格也”。商景兰以张槎云才德之纯美为模范训诫儿媳,可以想见当时闺阁教育之一斑。被时人尊为“女中儒士”的歙县汪嫈重视子女的诗文教育。她的<闺训篇>说:“德厚才自正,才华本经术。……偶尔歌咏志,无邪协诗律。敦厚而温柔,朴雅去雕饰。”<与儿妇夏玉珍言诗>又说:“大抵诗寓规劝,隐合‘思无邪’一言,乃不虚所作。”汪嫈<文论示四侄学庠、侄孙国楷>标“文以载道”论,对韩柳文章都不免有遗憾,希望“侄辈读孔、孟之文,精思而默会之,可以见道矣,何事它求哉!”据汪嫈<跋晴山四叔父遗稿后>,她的四叔父“诗学极深,诗教极严,如曹操、阮籍辈逆党之诗一概弗录。”汪嫈接受这种严正的“因人论诗”观念,又传授给她的门人。在<答门人徐玉卿淑>里,汪嫈论曹操、曹丕、曹植诗说:“此种篡弑逆臣,本不足挂诗人齿颊,况其诗无真性,不独少君人之度;非若陈思天才,爱君恋阙,有真性情,能超越七子上也。”真的是 胡孝思:《本朝名媛诗钞》卷首,凌云阁乾隆三十一年(1765)刻本。 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凡例,清音堂康熙六年(1667)刻本。 静寄东轩辑:《名媛尺牍》卷下,清刻本。 静寄东轩辑:《名媛尺牍》卷下。
⑤单士厘辑:《闺秀正始再续集》卷一上,1912年活字印本。 汪嫈:《雅安书屋文集》卷上,道光二十四年(1844)刻本。

让人难以想象,闺阁之内不是婉娈妩媚的轻松,而是如此冠冕堂皇的严肃,就是在男性诗学家的公共场合,我们也很难见到这种议论。
女性论者往往是自标高而衡人严。王贞仪的卫道色彩尤为浓厚,曾力辩学佛之非,并说:“大凡人之行一事也,无论巨细,必先求合于圣贤之道。”(<答表伯某> <答方夫人第一书>里,她发挥“文以载道”论,要求作文章“或忠烈,或节义”而可不朽。在<上卜太夫人书>里,对当时才女则给予苛严的贬斥,说:
默观目前子女士,多半有不守姆教,不谨矩,不端大体。或略识之无,朝学执笔,暮即自命为才女。盖以驽骀樗朽之姿,无间殊尤之物;目罕逢伟士正人,耳鲜聆端语肃诫。唯希慕声华,窃相仿效,学卓氏之风流,习赵姝之佻达;又或质鹪鹩而羽凤凰,盗无盐而为嫱、施,一专求乎脂粉靡艳之陋习。至于有柳絮之才,而罕<柏舟>之操;负舜华之,而多“同车”之行,固无论焉。仪盖未尝不悼叹耻恶之。 《诗经·墉风·柏舟》咏叹的是忠贞的誓言,《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则被朱熹释为“淫奔之诗”,王贞仪所论之末二句,就是耻恶有才无德的“自命才女”。此外,甘立媃<诗余小序>批评朱淑真的《断肠集》,“虽词也,非正也”。黎春熙<偶阅易安居士诗作此惜之>讥讽李清照之再醮:“风华跌宕笔花生,《漱玉》流传有定评。末路蹉跎谁负尔,少年才调最怜卿。桑阴莫唱<罗敷曲><笳拍>何关董祀情。不及茂陵秋雨客,<白头吟>尚寄心声。”显然是赏其才而惜其德。
女性诗论,置“德”为第一,远在诗才之上,而所谓的“德”,并没有多少新内容,往往就是是<><>教化、温柔敦厚等儒家诗学伦理。唐静娴<读闺秀诗有感>云:“苟非圣贤心,才重身已轻。”张淑莲<孙女辈学诗书示>云:“宣尼着明训,学诗本<><>。……立言贵衷德,师古宜执要。哀乐得其平,闺门起风教。” 梁承淑<与伯符论诗>云:“能关风教皆传作,未脱尘情少构思。”从这些吟咏可以看出,女性的诗论并没有在内容精神上走出传统儒家思想的藩篱,取得多少突破。甚至到晚清时,在外来文明的启悟下,男性诗歌在求新趋变时,闺阁诗论依然以不变应万变,拘守旧论,排斥新风。近代主持汉寿县立女学的女史黄易瑜,有<题海沤女士诗集>一诗,云:
独立平权并自由,放言高论震神州。 温柔敦厚风人旨,今见闺中第一流。
雷瑨《闺秀诗话》卷十五引此诗后论到:“挽近女教日偷,跅弛不羁者,率以欧化为借口。读此诗第一绝,可以愧矣。”据此,黄易瑜对“独立平权并自由,放言高论震神州”的近代诗歌咏赞新文明是有异见的,反而欣赏的是海沤女士之“温柔敦厚风人旨”,从中可以体会到女性诗论的精神束缚比男性诗论要深重,对新精神、新风气的反应要显得迟钝。

黎春熙:《静香阁诗存》,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刻本。


三、“娟洁扫除脂粉气,苍凉不似女郎诗”
——性灵、学问和脂粉气


明清“性灵”文学思想崇尚“童心”的本色纯真,认为后天的“道理”“闻见”遮障童心、滞塞性灵。从这个意义上说,闺阁女性的诗歌,发乎慧心、天机自动,就像民间歌咏一样,最具性灵。锺惺的<名媛诗归序>说:“今人工于格套,丐人残膏。清丽一道,鳷弁失之,缬衣反得之。”鳷弁,男人的皮冠,代指男性;缬衣,女人的衣服,代指女性。正如袁枚《随园诗话》卷三所谓:“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 闺阁女性,与饱读诗书的男性相比,虽“无知无识”,却能够葆此性灵,天机清丽。因此女性诗歌,于性灵为近。袁枚在当时广收女弟子,正是出于这一意识。如他题女弟子席佩兰《长真阁集》说:“字字出于性灵。”可谓莫大的鼓励。
袁枚的女弟子是“性灵”诗论的有力鼓吹者,因为“性灵”诗论为交游寡、阅历浅的闺阁女性从事诗词创作提供了理论的支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席佩兰<论诗绝句四首>二、三云:
沉思冥索苦吟哦,忽听儿童踏臂歌。 字字入人心坎里,原来好景眼前多。

风吹铁马响轻圆,听去宫商协自然。 有意敲来浑不似,始知人籁不如天。
儿童踏臂歌,出于童心;风吹檐下铁马(犹纸鸢),叮咚作响,实是天籁。诗亦如此,须出于自然本性,任机自动,称心而出。金逸<喜简斋夫子枉过里门奉呈>云:“格律何如主性灵,早闻持论剧清新。惟公能独开生面,此席愁难有替人。”(《随园女弟子诗选》)称誉其师并服帖其“性灵”论。
但,就像“性灵”论因为学之者滋生流弊而招致主流诗论的责难一样,一些女性批评家对“性灵”论也持有非议。汪端<论诗示苏孙侄>自注曰:“吾乡文体,士习随园,实始败之。” 汪端是嘉庆道光时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时袁枚女弟子遍布江、浙,故而她有此论。又据雷瑨《闺秀诗话》卷十六记载:有《冷香阁诗草》传世的南京闺秀张慧(字 锺惺:《名媛诗归序》,《名媛诗归》,明末刻本。 席佩兰:《长真阁集》卷四,扫叶山房1920年石印本。

澹如)“于袁简斋,则服其才而卑其品,尝谓人曰:‘使随园先生在,屈我为女弟子,其可得乎?’”当有人问及如何评论袁枚诗歌与诗话时,汪嫈答曰:“简斋大令诗脍炙人口久。学者恃天分,废学力,下笔空滑;矫之者,又排挤太过,均非也。”(<答门人徐玉卿淑书>)当袁枚“性灵”说的流弊日益暴露时,其在闺阁中的影响也逐渐缩小,更多的是反思和纠弊。
其实,袁枚并不反对书本学问,“性灵”之弊,是学之者之病。“性灵”和“学问”是相助,还是相妨?如何化解“性灵”和“学问”的矛盾?这不仅是清代主流诗学的问题,闺秀也参与到这个理论问题的探索中,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许在当时或后世,闺秀诗论并不为主流诗学所重视,但从女性文学批评史的角度看,不能不说是可贵的文化遗产。袁枚女弟子席佩兰<论诗绝句三首>之一云:
枵腹何曾会吐珠,痴又恐作书橱。 游蜂酿蜜衔花去,到得成时一朵无。
这是契合其师“性灵”说本意的。标举“性灵”,不是枵腹空虚,更不是“错把抄书当作诗”,而应该是如蜜蜂酿蜜一样,采得百家花,酿得一朵无,化书本学问为才情识见,蕴于意中,而不落言筌。和晚清时期的主流诗学一样,闺秀诗论也主张 “性灵”和“学问”两者并不矛盾,而可以相济为用。陈文述女弟钱守璞<题随园女弟子图>云:“性灵学问原无异,嗤尔蚍蜉撼树伦。”焦妙莲<日余吟草自序>曰:“笔墨非性灵,无以发其光。性灵非诗书,无以通其滞。”(雷瑨《闺秀诗话》卷八引)这虽然没有多少新意,但足以见得闺秀在努力融入主流诗学,参与探索主流诗学问题之一般。
闺秀诗歌,为清代诗学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女性诗歌的“脂粉气”,这涉及到闺阁才女的性别身份意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体制是有性别之分的。正如吴绮<众香词>所云:“诗求沉郁,抒壮夫磊块之思;词贵柔靡,写曼脸媌媱之态。”似乎诗是男性文学,而词是女性文学。而这种性别差异又不是对等的。文学史上,秦观把诗写得婉媚像词,落得元好问“女郎诗”之诮;苏轼把词写得豪放像诗,却逐渐得到认同,开出豪放词一派。既然苏轼、辛弃疾等人把词这种柔性文学男性化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那么闺秀才女把诗这种刚性文学女性化,写得带点脂粉气,又何尝不可呢?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清代诗学对于闺秀诗歌“脂粉气”的问题,颇有讨论,算得上是一个专题。
脂粉气,儿女情多,英雄气少,风格软媚,格局狭小,在主流诗学里一直是贬义。男性论者,如王嵩高说:“闺秀诗,总有习气,非调脂弄粉,剪翠裁红,失之纤小,即妆台镜阁,剌剌与婢子语,俚俗尤多。”雷瑨说:“闺阁诗即佳甚,亦多脂粉气,所谓‘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是也。”(《闺秀诗话》卷十)陈衍说:“闺秀能诗者,多未深造,以真肆力者少,脱不了女儿口气也。”(《石遗室诗话》卷三十一)“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作为男性诗作,自然过于软媚。闺秀诗歌,为什么一定要 《清娱阁诗钞》附录评跋,嘉庆十六年(1811)刻本。

脱离“女儿口气”?为什么一定要闺阁女子扯着嗓门说大话,挺起肌肉强用力呢?这些对“脂粉气”的批评,多是出于潜意识中的性别偏见,今天来看,难说是中肯的。
在这种主流观念的制约下,闺秀才女也多忌讳“脂粉气”。其实传统女性绝大多数无良师益友之取资,无名山大川之涉历,见闻局限于闺闱,才气陶冶于诗词,富天分而啬学力,因此“脂粉气”是传统女性诗歌的天性,是女性的身份表征。而事实上,在女性诗人的观念里,“脂粉气”也是贬义。席佩兰<题归佩珊绣余诗稿>云:“脱口定兼仙佛气,高情不作女郎诗。”汪嫈<论诗六首寄示徐玉卿>之一云:“一片清光渣滓净,无人知是女郎诗。”钱守璞<读小鸥波馆集题后>:“娟洁扫除脂粉气,苍凉不似女郎诗。”几乎在所有的“闺秀诗话”里,著者无论男女,“绝无脂粉气”、“健举”、“豪雄”等范畴都是对闺秀诗歌的褒扬。女性诗人要努力自掩身份,写出“不似女郎诗”。闺秀诗歌为什么要忌讳“脂粉气”呢?唐静娴一语中的:“多谢脂粉俦,立品防讥评。”(<读闺秀诗有感>女性诗歌,不论是创作还是批评,都不是独立的,都束缚于背后的妇“品”。这只能说明清代诗学中,才女作为“女性诗人”的身份特征是遭否定的,“才”女自己的身份意识是不自觉的。
就像五代北宋词多“男子而作闺音”的现象一样,清代女性诗歌也多“闺秀而发壮言”,在风格上自掩身份,而认同、靠拢男性诗歌风格。上文提到的王贞仪,袁枚品其诗曰:“俱有奇杰之气,不类女流。”(《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当时一位才女胡慎容的妹妹就批评王贞仪诗歌“太劲洁,不免失闺阁本来面目”,王贞仪<答胡慎容夫人>的书信里辩驳到:“至失闺阁本来面目,此又仪避之出于有心者。……迄乎时下,言诗者更多,漫无所志,唯专用攻苦之心于酬酢往来中,或有吾辈巾帼能工翰墨者,又喜斗竞于香奁浮艳。求其有先辈识见,涤尽柔媚之态,而相题成章,则百难获一。又何足尚论于魏晋以前之言乎?噫,有赋而无比,有颂而失<><>,‘四始’‘六义’阙如矣。仪方深以为病,正自愧不能尽去闺阁之面目,而不意令妹夫人之教余者反在是也。”当时还有一位许燕珍,作诗能“扫去脂粉习气”,得到王贞仪的褒扬,然而许氏为了扫除脂粉气而“矫造太过,摹仿太深”( 王贞仪<答许燕珍夫人>),又滋新弊。“集中多知人论世经济之言”的汪嫈,告诫儿妇,作诗须戒“香奁脂粉气,流溢墨楮”(<与儿妇夏玉珍言诗>。然江月娥<雅安书屋文集后序>里评汪嫈:“诗笔太遒,匪福慧相。”女性诗歌有脂粉气,不合正体;无脂粉气,匪福慧相:真是进退失据,何以立足!
其实,闺秀诗歌,因为作者生活阅历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风格,不可一概而论。如王贞仪,自幼学诗,十余年不稍惰。“及东出山海,西游临潼,而复历吴楚燕越之地,经行不下数万里”(<答胡慎容夫人>),甚得江山之助;加上她学殖深厚,年轻是就着《象数窥余》《历算简存》《筹算易知》等,她的诗歌脱掉女儿脂粉气而风格劲洁,那是很自然的事。反之,她有此阅历,有此学识,如果还忸怩作儿女呢喃诗,反而是违背自然本 钱守璞:《绣佛楼诗稿》卷一,同治八年(1869)刻本。

性、真实性情的。而大多数的女子,“闺阁寡交游,行不出里闬”,非得让她们脱离“脂粉气”去写出主题宏大、风格高古的作品来,那只能模仿古人,装腔作势,这是违背诗歌创作的本质和“性灵”文学的真精神的。
所幸的是,在清代和晚近诗学中,有些开明之士对女性诗歌的独特境界和风格特征给予正面的肯定。著名的女诗学家沈善宝曰:
诗犹花也。牡丹、芍药,具国色天香,一望知其富贵。他如梅品孤高,水仙清洁,杏桃浓艳,兰菊幽贞。此外,则或以香胜,或以色着,但具一致,皆足赏心。何必泥定一格也?然最怕如剪彩为之,毫无神韵,令人见之生倦。 棣华园主人《闺秀诗评》曰:
近人言诗,往往尚风格而不取性灵,甚至阅女子诗亦持此论,尤为迂阔。深闺弱质,大率性灵多,学力少,焉得以‘风格’律之?故予所录诸作,取其温柔袅娜,不失女子之态者居多。 王蕴章<燃脂余韵序>曰:
尝谓诗词之作,本乎性情。忽然而来,神与古会。空山无人,水流花放。臻斯境者,厥云上乘。女子之作,于金戈铁马之风、豪肉哀丝之奏,或稍稍漓矣。至若幽花媚春,子规叫血,赋景独绝,言愁已芜,班之香耶,宋之艳耶!美人香草,要为天地间必不可少之一境。
女性诗歌风格绮丽婀娜,正是花中卓异一品,自有其美,足以赏心;评选闺秀诗取其温柔袅娜,不失女子之态者;尊女子之作为天地间必不可少之一境。从这些零星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少数卓绝女性对闺秀诗人的身份意识有所自觉;女性诗歌的境界风格也得到一些男性论者的尊重。(《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七,见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467页。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2278页。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第6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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