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的《雷雨》

第六章  曹禺的《雷雨》

一、生平及创作概况
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生于天津，原名万家宝，字小石，在清华读书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曹禺”是他在1926年发表小说时第一次使用的笔名。
曹禺的戏剧人生：
文明戏的观众，爱美剧的业余演员，左翼剧动影响下的剧作家。
——孙庆升：《曹禺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曹禺作为文明戏观众的历史，是从母亲（继母）的怀抱里开始的。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在清朝末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与阎锡山同学，1909年初回国，辛亥革命前（1916）任黎元洪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获中将军衔，曾任宣化府镇守使、察哈尔都统等职。母亲薛氏出生于商人家庭，生下家宝后三天因患产褥热病逝。曹禺曾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单而寂寞的”。薛氏胞妹薛泳南成为家宝继母，始终把家宝看作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并终身未生育。曹禺的继母喜欢看戏，他从小就跟着继母看了很多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
　　曹禺是爱美剧的业余演员，但他作为业余演员的历史，则早在“爱美剧”出现之前就开始了。1915年，5岁的曹禺由表兄刘其珂作家庭教师，读诗背经，并开始与小同学演戏编戏，但没有上过正规的小学。1920年结束私塾学习，进入天津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并开始接触莎士比亚等外国作家的作品。“爱美剧”作为一个运动，出现在1921年以后。
　　1922年进入南开中学二年级学习，与靳以（章方叙）同学，并成为终身好友。1923年开始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呐喊》和郭沫若的《女神》。1925年，15岁的曹禺正式加入南开中学文学会和南开新剧团（这是我国话剧界较早的剧团之一，由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张伯苓创建于1909年，周恩来曾是其中的活跃分子）的活动，开始了他的演剧生涯。
　　1926年开始在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上连载小说《今宵酒醒何处》，第一次使用笔名“曹禺”。后陆续在《南开周刊》、《国闻周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杂文，以及莫泊桑的翻译小说等多篇。1927年他还参加了丁西林、田汉和易卜生剧作的排演。
　　曹禺作为左翼戏剧运动影响下的作家，虽然是1934年以后的事，但在1928年，曹禺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就开始了《雷雨》的构思。他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两次投考协和医学院都未被录取。同年夏天，曹禺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但他对政治经济学课程不感兴趣，1930年暑假专程去北京报考清华大学。9月，曹禺与八位同学一起转入清华大学，插入西洋文学系二年级就读，广泛涉猎西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课余还常常与巴金、靳以去看京剧。年底，与钱锺书等人一起成为《清华周刊》编辑。
　　1933年，23岁的曹禺开始写作构思了长达五年的剧本《雷雨》和毕业论文《论易卜生》。曹禺参加清华大学留美考试，未被录取。毕业后去保定明德中学任英语教师。年底生病回京，病愈后回清华研究院，专事戏剧研究。1934年1月，由郑振铎主编，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创刊，巴金在靳以那里看到《雷雨》后，主张立即发表，7月，《雷雨》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当时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而引起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好评。1935年，由东京帝国商科大学的中国学生郑振铎译为日文，由留日学生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于4月27日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郭沫若看后立即撰文《关于曹禺的〈雷雨〉》，大加赞赏。8月17日，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作国内的首次公演（也是该剧第三次公演），立即引起轰动，著名京派戏剧家兼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发表《〈雷雨〉》一文称：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1934年9月，应邀去天津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1936年5月，在巴金等到人的鼓励和催促下，开始创作《日出》，白天为女师学生上课，晚上埋头写作，6月至9月开始在《文季月刊》第1-4期上连载。1936年，在曹禺尚未写出第二部作品《日出》时，《雷雨》即作为《曹禺戏剧集》（第一种）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此，《日出》不仅是巴金的期待，也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日出》发表后，由萧乾主持，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邀请了当时文坛上各种派别的几乎所有大家，包括茅盾、巴金、叶圣陶、沈从文、靳以、李广田、朱光潜、杨刚、荒煤和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中国通”谢迪克等，进行了两次集体讨论，盛况空前。为一个剧本，整个评论界如此迅速、如此兴师动众，在中国话剧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1936年8月，应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邀请，赴南京任教，讲授“剧作”、“西洋戏剧”和“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等课程。11月，在南京导演话剧《镀金》。1937年4月至8月，《原野》在靳以主编的《文丛》第一卷第2—5期上连载。
　　1938年初，随剧校迁往重庆。10月，与宋之的合作改编《全民总动员》（原剧为宋之的、陈荒煤、罗烽、舒群集体创作的《总动员》），当月公演，轰动重庆。1939年春，随校迁往江安。暑假期间，创作《蜕变》。夏末去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即《全民总动员》）。初冬率剧校师生赴重庆演出《蜕变》，蒋介石看后下令禁演。1940年秋开始创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辞去剧校教职，夏，到重庆唐家沱，创作改编巴金的《家》。1943年8月，为创作历史剧《李白与杜甫》作准备，与友人赴西北旅行，回重庆后以此行的感想创作表现大后方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矛盾的《桥》。1946年，与老舍同时接到美国国务院邀请，经上海赴美讲学，并两次会见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1947年返回上海，后进入上海文华影业公司任编导，写成电影剧本《艳阳天》，自导演。1948年底，到香港。1949年初经中共地下党安排经烟台到北平。
1949年7月参加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1951年自编《曹禺选集》，对《雷雨》、《日出》、《北京人》作大量修改。同年任《剧本》、《人民文学》编委。1952年6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专演话剧的国家剧院）成立，任院长。同年，为创作以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主题的剧本《明朗的天》收集素材，1954年开始创作，1956年获“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剧本、导演、演出一等奖。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历史剧《卧薪尝胆》（后改名为《胆剑篇》），并就剧中的若干史料问题请教沈从文，沈从文回长信详细叙说战国时期吴越社会各方面的状况，后又对该提出修改意见。1962年8月，在北戴河度假期间开始创作《王昭君》。文革期间曾先后被纠斗、在北京人艺剧团和宿舍看守传达室。1973年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被安排在北京话剧团工作。1975年参加第四届人大。1978年北京话剧团恢复原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再次任院长。同年8月，为创作《王昭君》去新疆，并完成初稿，载《人民文学》当年第11期。1996年12月13日逝世。　
　　　　曹禺一生写下了14部剧本（包括改编和合著）：
《雷雨》（1934）、《日出》（1936）、《原野》（1937）、《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著、根据《黑字廿八》改编，1938）、《蜕变》（1939）、《正在想》（根据墨西哥作家约瑟菲纳•尼格里剧本《红丝绒的山羊》改编，1939）、《北京人》（1941）、《家》（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1942）、《柔蜜欧与幽丽叶》（根据莎士比亚同名话剧改编，1943）、《镀金》（根据法国作家拉毕什喜剧《迷眼的沙子》改编，1943）、《桥》（1944）、《明朗的天》（1954）、《胆剑篇》（原名《卧薪尝胆》，与梅阡、于是之合著，1961）、《王昭君》（1979）等。
　　其中，《雷雨》、《日出》和《北京人》被称为曹禺的“三大杰作”。这三部作品再加上《原野》又称曹禺的“四大杰作”。《雷雨》、《日出》、《原野》也被称为曹禺的“生命三部曲”。
　　从《雷雨》到《原野》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阶段。其总的特点是“熟悉生活，但不写身边琐事；善于构思，但不墨守成规”。三部作品都是悲剧，但结构方式和风格特点各不相同，《雷雨》以情节结构的曲折复杂取胜；《日出》以日常生活场景的深刻展现见长；《原野》以象征手法和传奇色彩的运用别开生面。三部作品也都有着共同的主题，即揭露中国社会的封建性和黑暗性。
　　从《全民总动员》到《桥》是曹禺创作的第二阶段。与上一阶段相比，现实性明显加强，《全民总动员》、《蜕变》和《桥》都直接以抗战的现实为题材，并塑造了具有高尚品质的正面人物形象。《北京人》在题材上又回到了从前，曾引起一些人的误解，认为又“唱起了他悲哀的旧调”，但实际上正是作家关注民族命运的结果，它不仅保持了作家创作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内在一致性，而且还代表着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在当时，巴金和老舍等作家都有类似的作品问世（如巴金的“生活三部曲”《憩园》、《第四病室》、《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作家选择“北京人”作为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代表，以工人代表远古北京人，以曾皓、曾文清等代表现实中的北京人，而以袁圆、愫芳代表未来的北京人，在“远古、现实、未来”的比较中形成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对以北京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士大夫文化进行了批判。《家》保留了原著的基本情节，但主角由觉慧改为瑞珏，描写了她与觉新以及梅小姐的之间爱情婚姻悲剧。
　　从《明朗的天》到《王昭君》是曹禺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虽然作家一直在不断地努力，这些作品在发表的当时也受到很高的评价，在当时也的确是水平较高的作品，但由于没能充分表现出作家自己的艺术个性，也受到当时要求作品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创作主流思潮的影响，都没能超过他以前几部优秀作品的水平。

二、外来文化对曹禺话剧创作的影响
　　话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中国现代的话剧作家在创作中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曹禺话剧的成功和他在后来创作风格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对外国戏剧的学习和借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曹禺在少年时代就接触到《圣经》，并经常跟着继母去教堂做礼拜，在大学时代还曾专门研究过《圣经》和“圣经文学”，大学毕业后还曾在河北女子师范用英文讲授过《圣经》，基督教文化对他的人生观和创作观都有相当的影响，在《雷雨》的序幕中就有在教堂做弥撒的合唱场面，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氛。曹禺开始文学创作的动机正是为了“劝恶从善”，他的前期创作也多是表现善恶较量的社会道德剧，《雷雨》是表现“迷惘人生的罪与罚”，《日出》是表现“灵魂的毁灭与再生”，《原野》是表现“人与人的极爱与极恨”，《北京人》是表现对“原始野性的呼唤”。而这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也都浸透了基督教的人文意识，如原罪情结、忏悔意识等。
　　第二，希腊悲剧的影响。曹禺在读大学时开始对希腊悲剧着迷，他的《雷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构思完成的。希腊三大悲剧作家都有突出的命运观，在他们看来，人的悲剧是非人力所能左右的，是不可知的命运造成的，因而希腊悲剧也称为“命运悲剧”。在《雷雨》中，世界的残忍和冷酷，人的盲目的挣扎，情爱不可避免地走向乱伦，特别是四凤自觉不自觉地重蹈母亲侍萍的覆辙等等，都表现了某种命运悲剧的因素。但希腊悲剧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内容上，还更多地表现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如结构上的集中严谨以及倒叙式方法，剧情设置和情节安排上蘩漪遭周萍遗弃后由爱而恨的报复等。《原野》的复仇精神也受到《美狄亚》的影响。
　　第三，莎士比亚的影响。有人说，曹禺从希腊悲剧中汲取的主要是激情和悲剧精神，而在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则是“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莎士比亚被称为“第一个把精神痛苦写到至极的作家”，他对人物很少作单一的或静止的描写，而是对其性格和情感作生动细致的描写，其人物大多复杂丰富，富于发展变化。因此，莎士比亚悲剧也称“性格悲剧”。《雷雨》的悲剧可以说直接与蘩漪的“雷雨式”性格有关，而曹禺笔下的许多人物（包括次要人物）都具有复杂而偏执的性格。此外，莎士比亚的诗人气质和用诗体写成的戏剧，对曹禺也是一个致命的诱惑。曹禺甚至还曾翻译过莎翁的名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即《罗密欧与朱丽叶》）。
　　第四，易卜生的影响。曹禺在中学时代就曾演出过易卜生的戏剧。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练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易卜生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广泛的，五四时期出现的大量的“问题小说”和“问题剧”都是学习易卜生结果。有人甚至认为，易卜生的影响已不限于文学，包括整个社会，他笔下的娜拉，几乎成了“妇女解放”的代名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刻有力的揭露，因此，易卜生戏剧又称“社会悲剧”。有人认为，曹禺从易卜生那里学到的比从莎士比亚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妇女问题（在蘩漪、陈白露身上可以看到娜拉的影子），也不仅学会了如何关注社会问题，学会了如何面对“我们的遭遇”，而且，更学会了如何安排人物与事件的复杂关系，如何制造悬念，处理高潮，如何运用象征的手法等等。比如，他也像易卜生一样，把次要人物也当作主要人物来写，以至于《雷雨》的主角是谁也成了一个问题，蘩漪、侍萍、周朴园三个人物主次难分。
　　第五，奥尼尔的影响。有人认为，与其说曹禺是中国的易卜生，不如说曹禺是中国的奥尼尔，因为两人的情况更为相似：他们都学习过易卜生，都富于激情，都善于写悲剧，都喜欢表现人物的命运，都热衷于新的样式和新的技巧，也都对自己国家的戏剧事业做出过特殊的贡献，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奥尼尔的出现使美国的现代戏剧走向了成熟，而曹禺的出现也正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曹禺并不喜欢奥尼尔的后期作品，但他早期的《天边外》、《安娜•克利斯蒂》等现实主义作品和《琼斯王》（又译《琼斯皇》或《琼斯皇帝》）等表现主义作品都对曹禺产生过重要影响。《天边外》是奥尼尔的成名作，主要写兄弟二人梦想当水手，梦想天边外的理想生活，愿望无法满足而造成悲剧。《安娜•克利斯蒂》主要写父女间的矛盾，写一个女人的不幸命运的悲剧。曹禺剧中的蘩漪、周冲、仇虎、金子等也都是有着强烈欲望和追求的人物，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家》等经典剧作也都是写亲人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原野》更是在情节安排和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直接受到了《琼斯王》的影响。因此，也有人认为，曹禺与奥尼尔的相似，主要还不是形似，而是神似，是同样喜欢用不平常的人物命运来吸引观众，是同样喜欢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进行精确的描绘，对人物的命运进行出色的处理。
　　第六，契诃夫的影响。无论是希腊悲剧，还是莎士比亚和易卜生，都很重视戏剧的集中性和动作性，都要求有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曲折跌宕的戏剧情节，剧中的中心事件往往都是生活中少有的，人物性格也过于强烈，戏剧结构更是力求紧凑严密。但这一传统的戏剧观念在契诃夫这里得到了改变。因此，曹禺在读了契诃夫之后感叹：“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在《三姊妹》“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人，不见一般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戏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发展”，“他教我懂得艺术上的平淡”。契诃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写出生活的诗意，因此，他的戏剧被称为“生活的戏剧”或“生活化的戏剧”。曹禺的话剧从“戏剧化的戏剧”变为“生活化的戏剧”正是从他学习契诃夫开始的。在《日出》中已经可以看到契诃夫的影响，但真正另辟蹊径，去探索“契诃夫式”的创作方法的作品，则是《北京人》和《家》，因此，契诃夫曾经影响了曹禺整个40年代的创作，给曹禺戏剧风格带来了全新的变化。

三、《雷雨》的艺术成就
1.剧情
人物：周朴园、蘩漪、侍萍、周萍、四凤、周冲、鲁大海、鲁贵。
线索：血缘关系——情爱关系——主仆关系。
2.深刻而独特的主题
独特的角度：从性爱和伦理的角度揭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
生命的悲悯：生存的困惑与命运的无可抗拒；
赎罪与忏悔：人性的拯救与命运的皈依。
《雷雨》对我是个诱惑。与《雷雨》俱来的情绪蕴成我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雷雨》可以说是我的“蛮性的遗留”，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我不能断定《雷雨》的推动是由于神鬼，起于命运或源于哪种显明的力量。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种自然的“冷酷”，四凤与周冲的遭际最足以代表。他们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几段较紧张的场面或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主宰，希伯莱的先知们称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迷离恍惚的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的法则”。而我始终不能给它以适当的命名，也没有能力来形容它的真实相。因为它太大，太复杂。我的情感强要我表现的，只是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
……我是个贫穷的主人，但我请了看戏的宾客升到上帝的座，来怜悯地俯视着这堆在下面蠕动的生物。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泽沼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周萍悔改了“以往的罪恶”。他抓住了四凤不放手，想由一个新的灵感来洗涤自己。但这样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这条路引到死亡。蘩漪是个最动人怜悯的女人。她不悔改，她如一匹执拗的马，毫不犹疑地踏着艰难的老道，她抓住了周萍不放手，想重拾起一堆破碎的梦而救出自己，但这条路也引到死亡。在《雷雨》里，宇宙正象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
与这样原始或者野蛮的情绪俱来的还有其他的方面，那便是我性情中郁热的氛围。夏天是个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在夏天，炎热高高升起，天空郁结成一块烧红了的铁，人们会时常不由已地，更归回原始的野蛮的路，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样的性格是周蘩漪，是鲁大海，甚至于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但后者是前者的阴影，有了他们前者才显得明亮。鲁妈、四凤、周冲是这明暗的间色，他们做成两个极端的阶梯。所以在《雷雨》的氛围里，周蘩漪最显得调和。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地白热，也有它一样地短促。情感，郁热，境遇，激成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着火星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她是一个最“雷雨的”（原是我的杜撰，因为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拥有行为上许多的矛盾，但没有一个矛盾不是极端的，“极端”和“矛盾”是《雷雨》蒸热的氛围里两种自然的基调，剧情的调整多半以它们为转移。
摘自《<雷雨>序》，《雷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雷雨》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最令观众和读者无法忍受和不可理解的，是作者为什么要让那些大大小小的悲剧性人物统统沦于毁灭，而唯独留下周朴园这个制造悲剧的元凶活在人世？答案就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圣经》中有这样一段“劝善惩恶”的箴言：对于那些做恶多端的“罪人”，“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一个不留。”（《旧约•何西阿书》第十章）周朴园疯妻丧子的下场，不正是应验了上帝的诅骂吗？如果说《雷雨》的使命仅仅在于“惩恶”，那么它还不足以产生使社会各阶层都为之动容的人格力量，作者艺术构思妙就妙在他把“惩恶”与“劝善”有机地统一起来，从形式与意念两个方面，建构起《雷雨》创作情绪的圆型轨迹。曹禺以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宽广胸怀，为周朴园的性格设计了一个由“恶”向“善”转化的归途：首先，他把周公馆卖给教堂办医院，以物赎罪；其次，他用了十年的时间去寻找被他逼走了的儿子鲁大海，以唤醒侍萍那发狂了的虚幻意识，用行动赎罪；再次，面对疯妻，他虔诚地倾听养修女朗读《圣经》，在深刻的感悟中进行良心的忏悔。这种独特的设计，无疑是渗透着基督教伦理意识的色素，但却代表着广大善良读者最纯真的愿望；因而在三十年代黑暗笼罩下的旧中国，《雷雨》能以强烈的扩散效应，在由于社会行为的失调而导致心律紊乱的广大读者与观众中间，找到最普遍的知音。
                       摘自宋剑华：《曹禺早期话剧中的基督教伦理意识》，《江汉论坛》1988年第11期。

3.精湛的艺术结构
锁闭式：在较大的时间、空间跨度内表现人物复杂的命运形态时，截取生活的断面，在特定的艺术时空范围内用回顾法铺展故事。
三一律（时间、地点、中心情节）；
《雷雨》通过血缘伦常纠葛与性爱冲突，探索人性复杂性与人的悲剧。剧本集中于一天时间（上午到午夜两奌钟），两个舞台背景（周家客厅、魯家住房），从周朴园家庭内、外各成员之间前后30年的错综纠葛深入进去，写出了封建家庭中人性的悲剧。故事被安放在长达30年的背景上展开，悲剧的冲突建筑在历史的积累与酝酿中，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探索人性的复杂与人的生存的悲剧。
A.历史剧情推动现实剧情的发展；
B.时空点的巧妙安设；
C.引人入胜的悬念。
4.典型的人物

A.蘩漪：

美丽、阴鸷、果敢、有一些新思想的旧式女人；
“雷雨式”的女人：爱起你来像一团火，可以将你融化；恨起你来也像一团火，简直可以将你烧毁。
“有着最残酷的爱与最不忍的恨”的女人：与周仆园的“无情之爱”；与周萍的“乱伦之爱”。
由“畸形的爱”走向“困兽的斗”，再向“毁灭的恨”。
本是一颗爱的种子，偏偏播洒在了罪恶的泥土里，开出的是一朵有毒的鲜花。（曹禺）
“蘩漪是我最心爱的女人”；“我最喜欢看蘩漪这样的女人”；“她动了我的怜悯和尊敬”。（曹禺）

蘩漪的悲剧灵魂中响彻着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下的一代妇女的抗议与追求的呼声。在这个悲剧女性身上，闪发出曹禺艺术才华的独特光辉。剧作家对蘩漪倾注了深厚的同情，怀着诗人的充沛激情塑造这个形象。剧中，蘩漪在双重的悲剧冲突中走完她心灵的全部历程。作为一个追求自由的女性，蘩漪在家庭生活中陷入了周朴园的精神折磨与压抑的悲剧；周萍背弃爱情的行径，又使这位要求摆脱封建压迫的女性在爱情追求中遭受抛弃，又一次陷入绝望的悲剧。若问蘩漪为什么会爱上周萍这样弱不禁风的小草，“这只好问她的命运，为什么她会落在周朴园这样的家庭中”。这是时代的不幸。而周萍的卑怯灵魂又系由周朴园直接造成。双重的打击与痛苦，使蘩漪成为一个忧郁阴鸷性格的女性，终于从她那颗受尽蹂躏的心灵中升腾起不可遏压的力量。在第一幕喝药时，她痛苦地忍受了周朴园的威压，想到的是她与周萍的特殊关系；随着她与周萍关系的渐趋紧张，她对周朴园的专制始而顶撞，继而嘲弄，最后爆发为反抗与报复。蘩漪精神上的主要对立面是周朴园，她与周萍的冲突反映了她与周朴园的深刻矛盾。但是，《雷雨》的独特戏剧构思在于，将蘩漪与周萍的戏剧冲突作为结构全剧冲突的主线。她在剧中的贯穿动作时抓住周萍不放。戏剧着力表现她不顾一切地追求周萍的爱情，不顾一切地反抗与报复，对生活与爱情热切渴望。正是这个女性的精神觉醒与所爆发出来的力量，在“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的性格交织中，她的内心向变态发展。爱变成恨，倔强变成疯狂，这就对悲剧进行了更独特而深入的发掘。她绝望中的反抗，充满着一个被压迫女性的血泪控诉，表现出对封建势力及其道德观念的勇敢蔑视与反叛。她反驳周萍：“我不反悔”，“我的良心不叫我这样看”。作者要赞颂的是蘩漪反叛封建道德的勇气。她的“雷雨”式的激情摧毁了封建家庭秩序，也毁灭了自己。蘩漪这一悲剧形象，是曹禺对现代戏剧的一大贡献，深刻地传达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五四主题。
在蘩漪悲剧的形成中，周萍是重要因素，但造成他人悲剧的周萍，自己也是个悲剧，尽管他的悲剧不同于蘩漪。封建家长总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控制与铸造子弟的灵魂。周萍空虚、忧郁、卑怯、矛盾的灵魂始终被笼罩在周朴园精神统治威压的阴影中。这是一个在封建专制主义环境里，人的灵魂被压抑的悲剧。剧中年轻的周冲的追求，寄寓着作者的憧憬。他的死亡，既是对封建势力的控诉，也流露出曹禺这位探索人性问题、寻求人生出路的艺术家面对社会现实的苦闷、悲愤、茫然之情。
当剧作家把鲁侍萍引进周公馆，重提30年前旧事，而四凤又在重演母亲的悲剧，这就从历史的角度揭露了女性所受的欺凌，深思人性的悲哀。曹禺运用他刻画悲剧女性形象的优异才能，描写侍萍这个善良妇女精神上所遭受的不堪忍受的重重打击。周朴园的遗弃给她带来了一生的不幸。她唯一的希望是千方百计避开过去悲剧的重演，带女儿离开周家。可是她最后一线的人生希望仍然受到毁灭性打击。她受着宿命思想的影响，悲愤恐惧，被逼上人生尽头。
B.周朴园
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
冷酷、自私、虚伪的家长；
与侍萍的关系显出其自私、虚伪；与蘩漪的关系显出其冷酷、专横。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专制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专制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四、关于曹禺研究：
近年来，曹禺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总的特点是视野更加开阔，观点更加新颖，这主要表现在教材中介绍的五个方面：即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来考察曹禺戏剧、运用精神分析派的观点来研究曹禺戏剧、把比较文学的方法引进曹禺研究、从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来深化研究、从接受美学和其他不同层面开拓展曹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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