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化和轻声 - 北京话

姓名：陈娜娜

专业班级：汉语言071班

学院：行知学院

学号：07016103

儿化和轻声——北京话

口语的表义功能差异

“儿化”和轻声基本上都是自由音变现象：一方面它们不受语音物理、生理条件的制约，本身有很大的任意性；另一方面它们甚至也不纯粹世语音变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某些词语相联系的发音习惯，“儿化”和“轻声”究竟世语音现象还是语法现象，目前 还没有统一的性质定义。就其体现为特定类型的功能词或轻声词来看，属于词汇现象或语法现象，但原韵母的儿化，其儿化过程和很不一样，涉及附加、弱化、央化、鼻化等不同情况，是一种具有自身特征的语音现象。儿化和轻声与哪些词语有对应关系，目前也有无数量性定义，各词典对儿化和轻声的标准就很不一致。目前，儿化和轻声现象主要集中在北方方言，北京话的儿化韵和轻音词语特别丰富，成为区别于南方方言的十分突出的语言特点，是北京话一项特殊的音变现象；普通话也有儿化韵和轻声音节，但儿化韵和轻音词比北京话少得多。

一、方言中儿化韵的表义功能差异

儿化韵是一种较为变动的系统，它完全不同于音节层系统那种比较稳定的状态，儿化韵的对立不同于音节层，它的对立似乎具有更大弹性或相对性。从整体上说，儿化词系统是由非儿化语素合成的系统，决定儿化词辩义功能的基础是儿化部分，而不是儿化以后的部分。贾采珠（1992）指出：“在实际运用中，这种同音现象并不造成交际的困难。一是由于轻声现象总是出现在多音节词的后一音节上，一般情况下主要是由前一音节起到区别意义的作用”，“二是由于轻声现象往往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音变并不妨碍传达词语本身的信息。”因而北京人不但能从书面上把不标“儿”的词读成儿化音，也能在口头交际中听懂南方人没有儿化音的普通话，而且可以把相当一部分同一词干的“儿”词和带“子”词互换（如“院子”“院儿”，“罩子”“罩儿”）。

北方话的儿化词由两个来源：一个是古代的儿化词；辽金元时期从北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吸收了卷舌尾后新生的词。后者在语音上同化了前者，就产生了所谓“儿化”。“-儿”是北京话中唯一一个不自成音节、但又具有音质性的关涉特征的语素，不属于像元音、辅音那样的“音段成分”，有人认为它不属于音节层，而属于音步层。【1】在书面上写法很不规范，例如“小孩儿、一点儿、花儿、玩儿”以及“冰棍儿、馅饼儿”等词在说普通话时侯也需要儿化，可是在书面上写不写这个“儿”字则是完全任意的，甚至不写出来的时候居多。轻声的情形也是如此，口语中第二以及、音节必须读轻读的普通话词语，如“太阳、先生、喜欢、干净、知道”等，在书面上根本无法表现出来。

吴方言由于地理因素，再加上语言类型本身的差别，几乎没有受到阿尔泰系语言的影响，所以它只有构词后缀这一个来源，现在唯有属于吴方言的浙江有一些地方存在“儿尾”，其特点是“儿尾”自成音节，对它前面的音节毫无影响，如杭州凳儿、温州、花儿[ho ŋ]；儿尾对前面音节的影响往往表现在使原因变长，如义乌：梅儿[mɛ:n]、鼓儿[ku:n]、刀儿[to:n]、桃儿[to:n]、枣儿[tso:n]，[n]自成音节，限于白读音。但在明代，苏沪一带的方言中还有“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等词语，现在只剩下“筷儿”等少数儿化词。南方方言用“子”“头”等轻声词作词尾的情形比较突出，如苏州话只会说“桃子”，不说“桃儿”，上海话、苏州话中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带“头”尾的如“绢头（手绢）、站头（车站）、被头（被子）、灶头（炉灶）、夜头（晚上）、外头（外面）、里厢头（里面）”。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汉语史稿》），吴语中爱说“头”，恐怕与六朝王室在江南有关。除吴语外，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上午）、下昼头（下午）、夜捕头（晚上”，莆仙话中有“顶头”（上面）、下头（下面）、冥头（晚上）”，闽语里有“肩头（肩膀）、标头（商标）、担头（担子）”但粤方言的情况不太一样，既不用“头”作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儿”“子”，如广州话中只有“刀、箭箸、禾、竹叶”等单音节的词语。学者们在论述“儿”尾的作用时多从构词禾词义方面入手，其范围着眼于带“儿”尾词语的内部。如“大腕儿”，指文艺界有名气、有实力，源于老北京话的“腕儿”（本指手腕儿，引申为手段、本领和方法）和“万儿”。“大腕儿”最初见于文艺界走穴潮，认为那些能走穴的文艺界强人都是特有能耐的、特会耍手腕的，就如老北京土话“耍胳膊腕儿”、“硬胳膊腕儿”，皆喻有权势者，由于他们常在电视等媒体中亮相，还有一句话叫“扬万儿”，即扬名，提高知名度。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考释“万儿”：“旧时江湖用语，指字号、名姓：道个万儿。”传统评书《江湖内幕》：“头趟镖走出去，没什么舛误，从此买卖上门，就算是立住‘万儿）啦（原注：立住名儿）”，可见，“万儿”原是旧时社会底层或会道门中使用的隐语或黑话。今称文艺界强人尾“大腕”,人们并不在乎江湖黑道的正身。

儿化韵是处于言语交际中的，伴随着语境（包括前后的语素、词语、句子及非语言语境）的出现，它的正面功能受到语境的正面影响，也就是说儿化词的辨义功能将会因语境增值而大大增值。特定语境中发话人的语音是在特定的语流中呈现出来的，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连续性的特征，而不是以单音形式呈现出来的形态。在北方方言中，“儿化“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南方话大都缺乏这一功能。如：

列车员：卖份饭！

北方乘客：没人要。【2】

上例中，发话人“份饭”的“份”由于缺乏儿化音，自然也就失去了其区别词义的功能，“份”“粪”谐音，无怪乎受话人（北方乘客）在听到发话人（列车员）的招呼后要愤然作答。北方话中如“白面”和“白面儿”，“眼”和“眼儿”，“闲话”和“闲话儿”，都应看作字形相近的异义词，南方人往往会将它们混为一谈：一些南方人由于不会儿化，把“有信儿”说成“有信”，在北方人那就产生了歧义：“有信”是有书信，“有信儿”是有消息，意义不同。

二、轻声在表义中的作用

由于节律大多没有书面标记，口语用书面符号记下来，有不少信息北流失了。声调重音——里重因在汉语方言中不起任何重要作用，但在北京话中声调重音其的作用如之大，使得非重读音节不但元音趋于模糊，而且失掉了原有的声调，通常只剩下一个短平调，其高低由前面的音节决定，年轻人中，伴随着儿化韵的减少失轻声字读的增加。王立在《论汉语标准语》（北大《语言学论文》第3辑）一文中说：“北京话本身的优点在什么地方？以前也有人答复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加上一个优点，就是北京话有轻有重音的区别，这是中国大多数方言所没有的。”“有了轻重音，语音就增加了一种色彩，同时在词汇上能使词与词之间的界限分明。”汉语普通话中的音节能够听出起止，失依据音量由强到弱；发音器管的肌肉由紧张到松弛，气流由增强到减弱。听感上把前一音节的减弱到下一音节的增强之间划出音节界限，每个音节的音量可分为四等：重音、中音、次轻音、轻音。轻重音在普通话的词里，能使语言表达得更准确。如：不许他搬弄“是非”（重轻，指口舌争吵），我们要明辨“是”“非”（同重，指“是”与“非”）;把书“打开”（“开”轻读），要把这扇门“打开”才能拿东西。（“开”重读，打得大开）。双音节词的语音结构中，轻声韵律特征还具有区别词性的作用，如“练习”用作动词时第二个音节是轻声音节，用作名词时这个音节失非轻声音;“对头”用作名词作“冤家”解时第二个音节是轻声音节，用作形容词作“正确”解时是非轻音节。北京话中，双音节词中重为极大多数，如：汽车、出版、人人、老张；一部分为重轻：甘肃、太阳、打开、哥哥、亮堂；三音节词绝大多数为中次音：司马迁、太行山、喜洋洋，少数为重轻：胡萝卜、小伙子、送信的和和重轻轻：朋友们、孩子家、站起来；四音节词中包括重轻中重：塔里木河、黑咕隆咚、二氧化碳，重次重轻：如意算盘、牛肉罐头，重轻轻轻（少数，动词后加趋向补语）：明白过来、犹豫起来、遮掩过去、联系下去。年轻人常把不应该轻读的“战斗”、“冬季”、“振奋”、“支援”、“人类”、“沙发”、“（汽车）靠边”等词语的第二个音节读成轻音，含混不清。北京话中轻声音节也有增音、减音、脱落等音变现象，比如轻声词“玻璃”后字读lin，“告诉”变为“高送”，增加了舌根鼻音韵尾。在北京的公共电车上，售票员发去声时由于肌肉懒惰、放松，往往把去声也念成轻声，出现吃字；轻声处于话语的音节链中，不仅自身的音节时值变化儿变成了粘着型的音段,而且使前接音节时值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东西”一词，表方位时可分析为重型，表事物时不可分分析的“重轻型”，音节的时值都有显著的差异。

东西（表方位时的时值)：东 200 西 240 总计440

东西（表事物时的时值）：东150 西 100 总计250【3】

参考文献

【1】 史有为《汉语如是观》第269页，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 徐宪光《言语交流中的信息差及其调控》第37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余志宏《语法结构的语音制约》，《汉语学习》1987年第5期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abd5373a417866fb84a8e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