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对，校对，校对！图书出版质量堪忧，把读者坑成了什么样？！
为出版物把好最后一关的校对行当，如今正在走向“没落”。记者调查发现，在各大出版机构中，校对人员占比下降明显，老龄化现象严重，从业人员普遍超过50岁，年轻人身影难觅。以消灭差错为天职的校对人员流失，导致部分图书质量下滑，一些名作错误百出。如今的出版物校对问题不少，我们先来看看网友的吐槽给猴皮猪的日记 严厉谴责：都不会校对一下再出版吗？基本每回漏掉一大段！你们自己读读，看看能不能接的上！（注：该网友谴责的作品是文学名著《红楼梦》）
看书看到错字，就像吃饭吃到虫一样恶心，遗憾的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书能不恶心我了#出版商和文字校对你们能走点心么？#
行走的巴别塔孖吉is喆正在拜读《说话之道2》，在第97页，关于TED一词的注释，涉及？是不是 设计？出版社要不要再校对一下改版！@蔡康永 今天总算读完了《奇山飘香》，看完第一反应，这是个越南人写的，其实人家是美国人。看了译后记，才知道，他是超越了种族、国别，站在'人'的角度写的，实属佳作。至此，买到的'短经典'全部读完，两个出版社都有校对不严的瑕疵，由此猜想，还不知道翻译的和原文到底多大差异。小刺猬卡卡大知圭介国内出版物的校对真是坑惯了……宋哲宗废后“隆祐太后”（即“元祐皇后”），被错写成“隆裕太后”，吓我一跳……这都没发现…… 看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低级校对错误，其中还有一些是教材，这不是误人子弟嘛，反馈给出版社却没人理，这个不知该跟谁申诉。何适 行业现状消灭差错的校对员正在“被消灭”从业者普遍超过50岁 30年间鲜有新人入职
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彭卫国表示，以前，每个出版社都有一个校对科，但随着数字化技术发展，交给出版社的稿子，绝大多数都是电子版，“一些小型出版社，校对的工作外包给了排版公司，排版公司对稿子进行初步的校对审核。”
专业性较强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仍然保留着完整的校对科。 据记者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辞书出版社、古籍出版社、书画出版社等大型、专业性较强的出版社，仍然设有校对科，但一些小型、大众类的出版社已经编校合一，不再设专职校对人员。以辞书出版社为例，该社以前有20多名校对职工，但现在只有9人，其中有3人还是退休返聘人员，8人年龄在50岁以上，35岁以下从业人员只有1人。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人员最多时也有20多人，分设两间办公室，但现在只有3人，其中有2人是退休返聘，挤在一间办公室。 一位资深编辑坦言，由于校对人手不足，编辑的工作量加大，有时候来不及查证一些专业、冷僻的字词。该编辑认为，社会趋势应该是分工明确，越分越细，互相协作，可如今出版社要求反过来，最好是编辑全能，忽视了校对工作的重要性。再加上出版与经济效益挂钩，编辑工作量增加到原来的5倍、10倍，导致不少书籍的错误，超过了万分之一的容错率。
上海辞书出版社资深校对、从业整整30年的左钟亮表示：1985年，市出版局办了一个校对班，学员分到了各个出版社。30年过去，我听说的年轻校对，就我们这里进来了一个。
左钟亮使用的一本《校对手册》已经泛黄，出版于1979年。他透露：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出过新版的校对专用书籍，说明整个行业都不重视这一工作。校对和编辑区别很大，校对对字词更加敏感。现在电脑打字还有很多造出来的错字，长得像，很容易被漏过。
他抱怨，你可以看看一些出版社出版的名家的书，错误太多了。
权威发声 彭卫国表示，校对是出版工作的最后一环，人数可以少，质量不能丢。市新闻出版局委托相关专家，成立了编校质量测评中心，“每年，我们都会对出版社进行抽查。对于一些政府资助的项目，如果抽查不合格，我们就在第二年扣掉出版社的申报额度。”
他表示，出书品种比较多的出版社，是管理检查的重点，“这些出版社，一年出的新书品种很多，与他的编校力量不相吻合，我们就要查，确保图书质量跟上去。” 业界心声电脑校对，永远不会是人脑的对手 一盏台灯，照亮了整个书桌；方寸之地，就是出版界校对人员的全部舞台。
一杯茶，一支铅笔，数本厚重的字典，就算是已经老花眼，“校对人”却都是火眼金睛，错字别字难以蒙混过关。
如今对于大多已经工作30年的老校对而言，质量合格是出版物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是，“无错不成书”现象目前依然存在，已成为图书质量下滑的根本原因。业界人士呼吁，出版社编校管理不能再流于形式，应该引起广泛关注。当年做校对也是莫大荣誉凭着一本大词典谈成女朋友 左钟良，当年以校对身份参与《现代汉语词典》的词典，让他成功追到了女朋友。 有纸页泛黄的老词典，也有飘着墨香的“最新权威”，书桌上层层叠叠的大部头字典，陪伴了资深校对左钟亮30年。1985年10月，二十出头，风华正茂，左钟良进入上海辞书出版社，颇有一些风风光光。 “第二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有我的名字，当时拿给女朋友看，一下子就谈成了。没有这个，朋友都谈不成。”
左钟亮校对《现代汉语词典》的经历，是大家必然回顾的经典岁月。
“冷板凳”一坐就是30年，左钟亮身边的同事日渐稀少。社里曾经想招一些大学生做校对，但到目前为止也只进了一个，年龄断层明显。
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居致琪也向记者表示，社里前往大学招聘，编辑岗位都已经是研究生博士，若让他们做校对肯定不现实，“上海理工出版印刷学院说好了有实习生可以过来，直到现在也没看到学生。”4000元工资缺乏吸引力
“同学大多去做了文案 据了解，如今本市一些主要出版社的校对，相当一部分都是左钟亮的同学，他们都是1985年市新闻出版局校对班培训出来的。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很像，校对队伍也是青黄不接，但那个时候中专生、高中生就可以做。现在，本科生普遍不喜欢这个不起眼、又很落寞的岗位，出版社又担心大专生、高中生无法胜任。
不到30岁的胡堪硕，是校对群体里绝对的“新新人类”。2011年进入辞书出版社，但已经在校对岗位上干了近5年。胡堪硕坦言，校对的平均月薪只有4000多元，对于如今的本科毕业生来说，确实缺乏吸引力，“同学们也不愿意做校对，毕业后大多前往广告公司做文案。”
胡堪硕表示，如果再有大学生过来，他会告诉他们，一定要静下心来，“文字有特别的魅力。那些老法师很有经验，有很多地方值得学习。校对是最后一道防线，只有提升自己，才能提升图书的质量。”有了电脑，还要人脑
从“校异同”转向“校是非” 由于校对功能特殊，出版机构在培训招聘校对时，往往是“严阵以待”。据说，当年在考试时，出版社就专挑那些字体超潦草的稿件，或者从传真室要来几篇稿子，交给应试生校稿。应用这类稿件，马上就能断定他们的本领实力。
在电脑还没有发明前，铅字排版或者传真稿，可是新科技的象征。但是，这些器材还是相对落后，文章传过后，经常是墨迹一大片，污黑一团，加上写稿人字体龙飞凤舞，要辨别这些内容，真是难上加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校对何行亮回忆，当年都是戴着袖套，“一天校下来，手是很黑很黑的。”
何行亮表示，过去校对要进行三校，现在电子技术发展，没有了排版的工序，校对只需要通读一遍就可以，“错别字当然也是重点，读到好文章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个错别字，真是如鲠在喉。”
他表示，现在的校对人员，主要任务已经从“校异同”向“校是非”转变，“对于我们文艺类的书籍来说，错别字是不是真的要改，也要看作者的心情。有些作者甚至认为，我就是要特立独行，就是要用这个字。”
左钟亮认为，电脑带来了便捷，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他飞快写下几个大字举例，“现在电脑本事大，有些字就算是打不出来，打字员也能给造出来。”比如，毋、每、母、贯这样的字非常像，只是通读的话，很可能就会漏掉。责任心是第一位的
需培养高水平校对人员
自1979年出版后，《校对手册》再也没有更新，行当本身也已经不太关注校对这个职业。 目前，一些出版部门不重视校对工作，认为“无错不成书，无误不为报”，书报刊物上的错落随处可见，特别是电脑打字更易出现选错字的情况。左钟亮表示，这一现象非常值得警示，“你们看看一些所谓的大家，出版的文章里有多少错别字？这样的情况，以前无法想象。像沈从文等名家都是非常严谨的，是很要面子的。”
左钟亮说，严格来讲，校对的知识面比编辑还要广，干好这份工作，不仅要求校对人员具有相当高的文学基础及文字水平，更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他认为，对编校质量的管理不能流于形式，“为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必须不断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校对人员。”影武者有话说校对人员的价值需要重新“校对” 我国年出书量已位居世界第一，但编校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名家的书中也常见错误，对阅读质量的提升有相当影响。
编校质量不过关，校对队伍跟不上是原因之一。据调查，在目前的各级各类出版社中，校对这个行当正在“消失”：岗位数量逐年缩减，从业人员老龄化情况严重，少有新鲜血液补充。
校对人员在出版社里“位卑人贱”，在有些人的印象里，无非是看看错别字，出版社不重视，大学生看不起。但是，校对工作的重要性谁也不会否认：是编辑工作的补充和完善，是出版物的守门员，直接关系着图书出版的质量。
做好校对工作，从业人员要有超强的责任心，出众的业务能力。但整个出版行业，更看重作者的文字、编辑的能力、设计的效果，而忽略了校对人员的默默付出。
校对人员的奇缺，是他们辛苦劳动未获得充分尊重与认可的必然结果。
作为整个出版行业最基层的工作者，校对人员的上升通道应该打开，优秀的校对同样可以参与评奖、晋升职称，给予宽广的发展平台。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社会上类似校对的“不起眼岗位”很多，对这样默默奉献的人们，我们应该给予关心和尊重。
对校对的劳动价值重新进行“校对”，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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