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赏析

1、宋穆公传位兄子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穆公继位，并不是来自父亲武公，而是接替其兄宣公的君位。宣公时，有太子与夷，但他认为，“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所以，他愿意把君位传给有贤能的弟和。和“三让而受之”，这就是宋穆公。

宋穆公在位九年，他对接替兄长的君位之恩一直念念不忘，“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等到他临去世时，委托大臣把君位还给兄长的儿子与夷。他的考虑可能出于两种情况：一是私己之念，报恩心理，“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二是只有立与夷，才是让贤保德，“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所以，穆公即不传子，也不传弟，而是传给了侄子与夷。

左丘明在《左传》中，对宋穆公的这种做法大加赞扬，他认为宣公有识人之能，穆公是个讲义的真君子，弟和即能当上国君，有才有义；儿子与夷的君位最终又轮到了，真是两全其美啊。

5、《晋公子重耳之亡》鉴赏

公子重耳就是日后夺取了晋国政权的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本文可以看作是晋文公传记的一个组成部分。重点记述晋文公在争霸前的流亡生涯和成长经历。时间长达19年(公元前655年一公元前636年)，历经狄、卫、齐、曹、宋、郑、楚、秦诸国，足迹遍及中原华夏和北狄南蛮。所以，看起来文章是在顺叙晋公子重耳的流亡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了春秋列国问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以及晋国在春秋列国中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文章善于在列国矛盾斗争的旋涡中叙写历史人物。公子重耳离开晋国逃亡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晋国内部权力斗争，主要是晋公子王位之争激化的结果。重耳在流亡过程中，受到不同的礼遇，同样跟当时列国之间的斗争形势有关。重耳当时经过的小国，如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等，皆“不礼焉”；而经过的各个大国却反而受到规格不等的礼遇，如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这决非偶然。从当时列国形势大局和地理位置来看，齐、宋、楚、秦虽和晋是异姓国，但因都在争取霸权，急需获得同盟的力量；而晋国正是他们争取联盟的首选目标，所以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采取了礼待的态度。卫、曾、郑说起来还是姬姓国，和晋国是同姓共祖之国，但因平时深受大国欺凌、侵扰，以故不予礼待。事出有因，而并非仅仅因为这些小国国君目光短浅。《左传》的作者把重耳放在如此尖锐复杂的诸侯争霸斗争矛盾之中，让他从一个缺乏雄心壮志、耽于安乐的贵族公子磨炼成为一个有深谋大略的政治家。这不仅使历史人物的个性和气质由浅入深地展示出来，而且也从更深的层面上为历史人物的性格发展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本文最后，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全力支持下，经过秦国军队的直接干预和策划，终于返回祖国，夺取了晋国的政权。其时，重耳的八个同父异母兄弟都先后去世，当政的晋怀公是晋惠公夷吾的儿子，即重耳的侄子。但重耳在夺取政权后。毫不留情地把怀公杀掉。这不仅是巩固晋国政权的需要，也是晋文公志在争取霸权的前提条件。

第二，文章善于在对照和映衬中不断深化公子重耳的形象。据《左传》介绍，重耳的哥哥太子申生已愚忠自裁，其弟夷吾(晋惠公)则忘恩负义，反复无常，以至众叛亲离，自取灭亡。其他兄弟更不值一提。众公子的无能和平庸，适足以衬托出公子重耳的卓尔超群和远见卓识。

正因为重耳是晋国诸公子中的佼佼者，所以跟随他出亡的从者数量众多且才力超群。据本篇介绍，跟随重耳出亡的有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参以《史记》、《国语》，则知重耳的从者还有狐毛、贾佗、介之推等许多贤士，称得上是人才济济．他们毅然决然跟著重耳流亡．备尝艰难困苦，说明重耳能得人心。同时，也说明这些追随者有见识，有胆略。他们预见到晋国日后的形势必将朝着有利于重耳的方向发展；暂时的坎坷和磨难，必将换来日后的胜利和乐观的前景。即使是挫折和不幸，如他们的亲人被晋惠公、晋怀公杀掉，也在所不辞，死心塌地跟着重耳坚持到底。

重耳的追随者大都是当时晋国的栋梁之材或智能之士。正如僖负羁之妻所说：“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返其国；返其国，必得志于诸侯。”他们给重耳出谋划策，帮助重耳克服贵公子的陋习，激励重耳树立远大的志向，向霸主的目标奋进。总之，他们与主人公重耳不但彼此依附，而且相互依赖，因而在主仆之间建立了少有的休戚与共的关系。如同齐桓公与管仲，秦穆公与蹇叔、孟明视，勾践与范蠡、文种那样。不同的是，晋文公手下的智囊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一群，实力更加雄厚。后来，晋文公执政后不但一心依靠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从者，而且知人善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国语》：‘‘晋公子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此三人者，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咨焉。”可以和本篇所述相印证。

此外，公子重耳流亡期间所幸遇的几个女子几乎都是值得称颂的。如季隗对爱情的坚贞，姜氏和僖负羁之妻在政治上的远见，怀赢对个人命运的自尊自重等。《左传》作者尽力赞美这些女子，刻画她们的品质和关德，虽然笔墨不多，但对于鞭挞重耳的弱点。督促他克服轻狂、贪图安逸、任性骄傲等贵公子的劣性和陋习，显然也起着比照和催化的作用。

第三，文章用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强化主人公重耳的性格。全篇基本上是以顺叙和补叙、追叙相结合，而以顺叙为主；在行文中又时而嵌进一则则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以加强叙事的趣味性，使历史人物更加有血有肉。如“乞食野人”的故事，发生在他刚离狄．开始踏上周游列国之时，遇事粗暴，“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退避三舍”的故事发生在他流亡生涯结束的前夕，遇事冷静，洞察幽明，当楚成王一再问他“何以报我”时，他的回答是“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囊犍，以与君周旋。”态度不卑不亢，表现出重耳对晋楚日后必争的预见和决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此外，本篇还有“季隗待子”、“醉遣重耳”、“曹共公观裸”、“怀赢不卑”、“子犯授璧”等生动而富有情趣的小故事，犹如锦簇的繁花，趣味盎然。像这类为历史添枝加叶的小故事，《左传》中琳琅满目，俯拾皆是。所以，运用小故事来强化历史人物性格，不仅是本篇的特色，也是《左传》全书的一大特色。

7、秦晋殽之战

《左传》善于写人，如果说《左传》的叙事艺术较之它以前的史书有一个飞跃，那么，可以说它在写人方面又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左传》中所写的人物，不是叙述事件当中陪衬的、被动的角色，而是影响着事件进程的一系列血肉丰满的生动形象。《左传》的善于写人，还尤其表现在善于写处在战争各个方面、各个部位上的人物，善于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通过典型事件，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乃至细节，刻划出人物活生生的个性。春秋时代，与频繁的军事斗争紧密配合的频繁的外交斗争，对于矛盾斗争中人物外交辞令的成功描写，是《左传》刻划人物的又一重要手段和特色。

《秦晋殽之战》和《左传》中的其他篇章一样，是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本来，以记叙事件为主的文章不同于以写人为主、为人作传的文章，它不着重于哪一个人物的深入刻划，而只是对事件所涉及的人物作必要的较为简略的交代。但是《秦晋殽之战》却用简炼的笔法，生动地勾勒出如秦穆公、蹇叔、王孙满、弦高、皇武子、先轸、晋襄公、孟明、文嬴、阳处父等人物群象。虽然每个人都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一两笔，但是却形象鲜明，栩栩如生。其奥妙是什么呢？这就是文章通对人物的具体的语言、行动和细节的描写，刻划出了人物的个性特点，展现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如王孙满的年幼而聪明敏锐，弦高的爱国和机警应变，文嬴的人在晋而心在秦的特殊地位，阳处父的解下左骖以诱捕孟明等，都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里，拟特别地剖析一下文中对两个国君——秦穆公和晋襄公，两个大臣——蹇叔和先轸的对比鲜明的个性描写，以及对弦高、皇武子、孟明的富有个性特点的外交辞令的描写。

（一）对两个国君的刻划

秦作为西边的一个小国，是在秦穆公当政时才逐渐强大起来的。秦穆公广集人才，重用贤能，雄心勃勃地要在中原争夺霸主地位。因此，在当时的霸主晋文公刚死而又得到杞子从郑送来的密报时，他认为时机成熟，便磨拳擦掌、跃跃欲试了。他原以为会得到重臣的支持，所以他去询问蹇叔，但是蹇叔却劝阻他伐郑。他当时称霸心切，拒不纳谏。这边大军整装待发，那里蹇叔却在痛哭失败，穆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从牙缝中迸出刻毒的诅咒：“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这固然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奴隶主的刚愎自用、凶狠狰狞的面目，但却也表现出他争霸中原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后来，果然应了蹇叔的预言，在全军覆没的惨重失败面前，穆公才清醒过来。他素服郊次，乡师而哭，引咎自责，悔恨不已；他依旧重用孟明，又显示了一个能逐鹿中原的国君的明智和气度。虽然作者在文中对秦的不义之战持否定态度，但他仍能忠于历史，写出了人物的多重性，秦穆公毕竟是春秋时期一个比较杰出的国君，他终于成为霸主，为中国的统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而晋襄公则不然。襄公的父亲晋文公是春秋时继齐桓公之后的一个威名赫赫的霸主，但他的儿子却不象父亲了。对于是否伐秦他没有主见，后来同意了先轸伐秦的主张。但是当将士们在战场上拼力俘获了秦的三员大将时，他却又听从了文嬴的请求，糊里糊涂地放虎归山，后来经不住先轸的责骂，又派阳处父去追赶，可是已经晚了，以至造成了“一日纵敌，数世为患”的恶果。文章中仅用“公许之”，“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公使阳处父追之”三笔，就活画出了一个优柔寡断、无智无谋的窝囊国君的形象。晋国就是在他手中开始衰弱下去的，三年之后终于被秦打败，逐渐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二）对两个大臣的刻划

秦的蹇叔和晋的先轸，都是本国的元老重臣，他们都忠于各自的国家，都有着深谋远虑的政治卓见。但是两个人的个性却大相径庭。

蹇叔在穆公不听劝告孤意伐郑时，他一哭再哭，发自肺腑，哀切动人，表现出他对秦国的一片忠心和一片深情。而先轸在襄公放走秦囚时，却是盛怒之下，不顾君臣尊卑的礼仪，在朝廷上公然直呼文公夫人为“妇人”，而且“不顾而唾”，表达了对文嬴、襄公纵敌的鄙视和愤怒。他对晋国的至诚，是通过他粗豪刚烈的个性表现出来的。

作者对这两个元老重臣的对比式的刻划，符合二人的阅历身份，是很真实的。蹇叔原是宋国人，他是百里奚推荐来到穆公身边的，因此，他虽然忠心耿耿，却总还是小心谨慎，除了直言相谏之外，只能是以痛哭倾吐忠心。而先轸是晋文公重耳得国之前在外逃亡十九年中一直跟在身边的五贤士之一，在文公争霸的决定性的一战——晋楚城濮之战中，曾出谋定策，并身任中军主将立了大功，他是和晋国长期休戚与共的老臣宿将，所以他才敢在新君襄公面前大发雷霆。蹇叔的“哭”，先轸的“呼”和“唾”，这几个细节把他们在特定情境下的思想感情、内心活动的个性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物形象活灵活现。

（三）外交辞令的描写

善于写外交辞令是《左传》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点。刘知几《史通·言语》称之为“语委婉而多切”。《秦晋殽之战》中有三段外交辞令，因为人物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处境不同，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实在是非常出色。

弦高是郑国的一个爱国商人，他在“将市”的途中遇到伐郑的秦师，急中生智，一番犒师的辞令，说得是那谦恭有礼，热情周到，同时柔中有刚，明确暗示出郑国早有准备，决心迎战。弦高意在言外的话语，使孟明逡行不进，领师而回。

皇武子是郑国的大夫，他奉郑君之命，告诉戍郑的秦大夫离境。皇武子的话，说得是那么抱歉客气，但又代表了国家，严峻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下了冷冷的“逐客令”。皇武子辞杞子的一段话，是旁敲侧击，使杞子等人感到无形的威压，只好仓惶出逃。

孟明是秦国的猛将，他被晋俘获又被释还，死里逃生，复仇心切。所以当阳处父追来时，他在舟中讲的话，表面看来是“君惠”不离口，那样感恩戴德，但是内中却隐伏着报仇雪恨的切齿誓言，嘲笑了晋君放虎归山的愚蠢，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情。孟明拜赐的一段话是绵里藏针。果然，三年后，秦穆公用孟明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宫及郊，晋人不出，遂至茅津济，封殽尸而还”（《左传》鲁文公三年），验证了孟明三年报仇的誓言。可见，孟明拜赐这段外交辞令对刻划人物性格，表现秦晋之间的矛盾，有其特殊的作用。

可以说，构成人物形象的生命在于人物的个性。如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人物也有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的关系问题。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造成了个性。这种哲学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用到文学与写作上，用到描绘人物形象上，则正如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所说：“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描写出那人的个性。”而后人的这些真知灼见，正是从包括《左传》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名著的写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秦晋殽之战》所以能活灵活现地描绘众多人物，正是因为作者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个性，而且通过行为、语言和细节准确地表现了此人物区别于彼人物的特殊之点。当然，这些个性和特殊之点，又包含着那个时代的共性和普遍性，因而作品也就成了当之无愧的灿烂的历史画卷。

《秦晋殽之战》确实不愧为《左传》艺术的“微雕”。“见微而知著”，通过对于它的剖析，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认识到《左传》作为历史名著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

8、晋侯败狄于箕：

　　晋国骊姬之乱，奚齐、悼子、惠公、怀公相继即位而国乱如故。文公即位，晋始称霸。文公归国后，对接应自己归国的郤縠、栾枝，随同自己流亡的狐毛、狐偃、赵衰、先轸等人大肆封赏。

　　文公四年，楚成王及诸侯围宋，宋向晋国求救。于是文公“始作三军，以郤縠将中军，郤臻佐之；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焠为右”。

　　郤縠率领三军大战楚国，以先轸的计策，出演晋国版的“围魏救赵”，侵曹伐卫而引楚师。于是夺占五鹿，入曹国，抓曹君，与宋分曹、卫之地。楚人怒，与战。晋大败楚于城濮，史称城濮之战。这一战，可以说是先氏父子的辉煌一笔，先轸以此展现其谋略，后来更因此而被赵衰推荐给文公，于郤縠死后将中军，成为晋国武将之首；先且居在这一战崭露头角。而后，赵衰推荐，文公遂以先且居将上军。

　　文公薨，襄公立。先轸率晋师大败来犯的秦人于肴，俘虏秦国三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史称肴之战。襄公释放三将，先轸急切而责怪晋君。因此，先轸心感自责“匹夫逞志於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其后，狄人犯晋，先轸帅师败狄于箕，而先轸为了自讨己过而免胄入敌阵，结果战死沙场。是为箕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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