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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1976年诗作中的死亡意识
邓集田
穆旦生于1918年,死于1977年。这里特意指出其生卒年份是有必要的。对中国历史来说,从1919年到1976年,无论如何是一个有着鲜明特征的历史时期。起码从社会总体言语特征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言语体系从自觉寻找、演进,走向规范化、一统化而至绝对排除异音现象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寻找、确立并严格遵守以高度规范、统一为特征的言语系统及该系统面临新的自我解体的完整过程。其间,一切坚持独立言说姿态的诗人,必定是痛苦的,他将始 终处于一种言说方式(自然这种方式更直接指向其精神世界本身与总体语境的强烈悖反之中。从本质上说,诗人作为言者,其最大的精神痛苦、窘迫、焦灼乃至绝望,将均来自这种总体语境对其言语方式的强烈压迫而非其它。从这一角度看,生命轨迹恰好重合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穆旦,其存在之悲剧意味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再去强调穆旦之人生理想(渴望与时代融合,在对时代的奉献中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意义、基本情怀(热爱“大地”,崇尚光明与自由,对苦难民众的同情与关怀等及具体的生活境遇了。总之,与这样一个时代同行,穆旦一生的痛苦与悲剧几乎是前定的。这就难怪谢冕在论及穆旦一生时,不由得首先要深深感叹了:“时代孕育并创造了天才,但时代在创造天才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他的扼杀。”①这样的天才,注定一生要承受超常的巨痛,注定一生要生活在漫长的寒冬之中。而他又恰恰是一生都怀揣一团火的诗人,那么,在寒冬之末,这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之际,将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呢?如果仔细浏览一下穆旦诗全集的目录,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惊颤与不祥的预感———他一生的诗作,密集于40年代,从1950年到1975年的26年间,仅稀稀拉拉共12首,生命之气细若游丝。聚集在1976年的25首诗则俨然成了一场回光返照式的激烈而凄婉的最后演奏。而《冬》篇(“咚”的一声,竟赫然成了一声惨烈而悠远的绝响。他终于怅然决然地以《冬》诗作为绝笔!这在我看来,无论如何构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隐喻。它不仅是诗人总结人生之余的一声悠长的叹息,更是诗人作别诗歌之前的一个苍凉的手势。这首以“冬”为题、以“冬天”作为基本意象并构成总体情境、而且在第一章的每一节(初稿均以“人生本来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作结的诗作,同时也便成了我们理解穆旦、读解其诗作(尤其是1976年的诗的一
个意味深长的绝好提示。穆旦一生作诗140余首,其中40年代作80余首,是公认的他诗歌生涯的高峰期。如果说还有一个高峰期的话,那无疑应该是指1976年。这一年他作诗25首,占他建国后全部38首诗作的70%左右。而且从质量上讲,它们也绝对超过他除40年代外的其它时期诗作。这两个高峰,在我的视域中,是有着不同意味的。我宁愿把前者当作理解穆旦的独特诗风、评价其在新诗发展史上之独特价值与地位的主要依据,而把后者看作是理解诗人之思想与精神特征的典型文本。做这种不无简单之嫌的区分是有其合理性的。首先,穆旦一生的诗作中,体现出其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乃至总体情绪的一贯性,而要分析这类诗人的思想、精神特点,取其晚年的文本自然更有说服力;其次,晚年的穆旦,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已明显减低,而更执着于对自己人生感悟的表达,这使他晚年诗作的模糊性意蕴相对减弱而主题的明晰性明显增强,诗的透明度增强了。因而它们对于我们理解诗人的精神世界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而1976年的诗作无疑是其晚年诗作的当然代表,把它们单独出来作为分析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