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献诗说：是关于《诗经》中诗歌收集方式的一种说法，产生于先秦时期。持此说的学者认为，古代王朝的君王为了解自己执政的得失，常命令朝廷官员以诗歌的形式进谏。如《国语·周语上》中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
2、采诗说：是关于《诗经》中诗歌收集方式的一种说法，最早由汉代学者提出。持此说的学者认为我国上古有自上而下的诗歌采集制度，采诗官到民间采诗，将之献于朝廷以使国君了解民情。如《汉书·食货志》中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采诗说是否确切，颇有争论。
3、风、雅、颂——《诗经》六义之三，《诗经》也就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其本质上一种音乐的分类，由音乐而得名。“风”的意思是“乐调”，《诗经》中“风”包括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这十五个地方音乐演奏乐歌。有诗一百六十篇；“雅”就是表现王朝正统内容的乐歌，分为“大雅”“小雅”。大雅多颂美，小雅多怨刺。有诗一百零五首；“颂”是用于宗庙祭祀得舞曲乐歌，分为“周颂”“鲁颂”“商颂”，有诗四十篇。
4、赋、比、兴：赋是《诗经》中运用得最多的表现手法，它可以是直接叙事，也可以是直接刻画描写，还可以是直言其志或直抒胸臆。比，一般说就是比喻，如著名的《卫风·硕人》接连以六个比喻描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美丽。兴的问题较为复杂，历来众说纷纭，大体说来，兴就是起兴或发端，一般处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位置，用来起韵或烘托氛围等。
5、《逸周书》：本名《周书》，向来被视为《尚书》的余篇或逸篇。今存60篇（其中4篇残），另外11篇唯存篇目。文字表现和春秋战国的史家之文接近，可能是春秋战国时人根据史料重新编撰的，非一时一人之作。
6、《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它以类似今天新闻标题的形式，非常简括地记录了鲁国及周王朝、其他诸侯国的历史事件，始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孔子修订《春秋》颇有深意，他以谨严的书法和微言大义，暗寓褒贬，表达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维护统一等思想。7、《春秋》三传：《左传》与《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都是阐述《春秋》经的“传”，合称“春秋三传”。
8、《左传》：全称《左氏春秋传》，又名〈左氏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等，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史，作者可能是战国初年或稍后熟知历史掌故的人，所记史实起于鲁隐公元年(前 722 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 468)，它系统而具体地记载了春秋列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重大事件，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象。〈左传〉记事详赡生动，情韵并美，文采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
9、《战国策》：由西汉后期刘向整理编订，共三十三篇，它杂记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宁、卫、中山各国之事。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它敷载当时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策谋或说辞，所记以战国时纵横家的事迹、言论为多，它的作者已难以确考，一般认为它并非一人一时所著，大约是战国、秦汉期间的人纂集各国史料编辑而成的。就史学价值而言，因其有不少“增饰非实”之辞，似不如〈左传〉、〈国语〉更加信实可靠，但从文学角度观之，自有其独到的特色。
10、《论语》：是以记录孔子言行为主，兼记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论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录而成，每篇标题取自首章首句中的两个字，各篇之间没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每篇内各章之间也没有共同的主题，今本〈论语〉共20篇。〈论语〉反映了孔子的“仁”“礼”等思想。
11、诸子散文——战国诸子百家的散文。战国时期，由于周天子权威不复存在，多个政治中心并存使得不同学说得以自由发展。于是，出现了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多学派，形成了诸子百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个性鲜明，针贬时弊，推动了各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其代表作品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以及纵横家的《战国策》等。其中以《庄子》的文学性最高。而《荀子》《韩非子》在体式和技巧上则达到了成熟。诸子散文的整个发展过程是由语录体，如《论语》逐渐演变为像《韩非子》一类的论说文。由集体记录发展为个人记录，体式与手法都日益完善。
12、百家争鸣：春秋末期，由于士的阶层的兴起，这些人致力于各种理论学说的创造，产生了具有不同思想、学术倾向的诸子百家，由于战国时期，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大胆发表各自的观点，形成了百家争鸣。其代表人物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韩非子
13、浩然之气——孟子提出的道德修养主张“吾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通过“义”的积累而成，“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
14、逍遥游：《庄子》里的第一篇文章，“逍遥游”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认为人在世间生活，受到社会的各种束缚，自身的限制等诸多因素，为了实现人生自由，就必须使自己从世俗的价值标准、外在功利和一己小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和一的境界。逍遥游是心灵的遨游，但并非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后世也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境界。
15、楚辞：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作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楚辞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品，诗歌多用“兮”字咏叹。
16、九歌：本是古代的一首乐歌名，据《山海经》记载，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的《九歌》是他在流放江南时创作，沿用了古《九歌》的名称，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而成的祭歌。包括《东太皇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诗歌形式上，保持着原始歌、舞、乐三者合一的痕迹。内容充满了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和原始的、大胆开放的爱情因素。借助于人于神或神与神的爱情故事展开抒情，间接表现了屈原的理想和要求。
17、《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的诗歌，共有370余句，1500多字，是仅次于《离骚》的长诗。它针对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和远古历史、社会现实等，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体现了诗人见识的广博、思想的深刻以及勇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天问》应作于屈原被楚怀王放逐于汉北之时，它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远古史料，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18、《吕氏春秋》：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其门客集体编著而成，成书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前后，向来被视为杂家著作，其中以道、儒、法、阴阳家思想居多。《吕氏春秋》最主要的特点是以平实的语言、短小的篇幅及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深刻的道理。
19、《盐铁论》：是桓宽根据公元前81年召开的一次关于盐铁国营与酒类专卖等问题的会议的文献加工整理而成的，共60篇。《盐铁论》保存了许多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反映了当时一定的社会面貌。在形式上，它是散文的新发展，采用对话体，以“文学”、“贤良”为一方，以“丞相”、“御史”为另一方，进行辩论。《盐铁论》是西汉后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品，它从现实问题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行文质直平实，但是缺少汉初政论文的丰沛气势。
20、《越绝书》：记载的是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历史，主要是根据《国语》，同时还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它不拘泥于历史事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它各篇之间不是连贯的故事，而是独立成篇，除讲述历史故事外，中间还有地理、占气等方面的专章，给人以驳杂之感。其作者一般认为是袁康及吴平。
21、《七发》：是标志着枚乘开创大赋的典范作品。它虚拟楚太子患病，吴客以七事来启发吴太子，从侧面反映了封建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有针砭现实的意义。《七发》铺叙描摹，夸饰渲染，完全失去了作者自我的真情实感，遣词造语繁难，、华丽，并以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全篇。它的这些特点标志着大赋这种全新的文体正式登上了汉代文坛。
22、《论积贮疏》：是贾谊散文中的名篇，在文中贾谊首先说明蓄积的重要，继而指出当世生聚者少而靡费者多、蓄积严重不足的堪忧状况，最后提出劝农的对策。文章写得紧凑严密，说理透辟，不容置辩，不事含蓄。同时，作者忧国忧民的强烈情感融贯其中，体现了贾谊文章气盛而情浓的特点。
23、散体大赋——汉代辞赋的一种形式。这类作品从战国时期纵横学说发展而来，其文风与先秦诸子有很大联系。大多数是空有讽刺之名，而似贬实褒、似讽实劝的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不仅在形式上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而且都是假设三、两人，让他们互相攻驳辨难，最后让代表天子立场的一方获胜。其代表作品有：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
24、班固《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它以“西都宾”和“东都主人”相互夸耀辩难来结构全篇，描摹西都巨丽形胜，铺叙东都的礼乐制度之美，两相比较，表达了班固尊崇礼义制度而排斥形胜奢华的思想。《两都赋》在题材和内容上，不再以苑囿田猎、宫殿景观、山川物产之类为主，而着重写京都，尤其是铺叙京都观念。在谋篇布局上，它摆脱了西汉大赋通篇铺叙摹画而“曲终奏雅”的模式，极大加强了讽喻劝导的篇幅。《两都赋》主客辩难，抑客扬主的基本结构，描摹夸饰的基本笔法以及鸿篇巨制的规模，还未摆脱司马相如的影响。
25、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的赋作。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线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辟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另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26、《古诗十九首》：最早载于《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文选》编者萧统将它们泛题为“古诗”。它们非一人一时一地所作，产生的时代大致在东汉顺帝末到献帝之间，作者是中下层失意的知识分子。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思内涵。在艺术表现上，这些诗歌意蕴多义，浅近自然，达到了情思与景物、情境的融合，被刘勰称为“五言之冠冕”。
27、乐府：本是上古掌管音乐的行政机关，乐即音乐，府即官府。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到魏晋时，人们把乐府演唱的诗歌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又成为诗体的名称。
28、《史记》的“互见法”：《史记》在传主本人的传记中表现传主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传主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互见法”的使用，既使人物的主要经历完整，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展现了人物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多侧面的性格，使事件和人物均有血有肉，完整活泼。
29、《苏李诗》：《文选》中题为苏武、李陵的五言诗共七首，一般称之为“苏李诗”。这几首诗并不是苏武、李陵所作，根据诗的内容、风格来考察，这些诗的写作年代与《古诗十九首》接近。这几首诗都是为送行赠别而作，有送朋友远游的，有送丈夫从军的，大抵缠绵悱恻，表现了亲友深厚的感情。
30、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他们建安诗歌的代表诗人。七子的文学成就并不完全一致，每个人在不同文体方面的优长不尽相同，而且各有自己的特点。
31、建安风骨：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期，正处于汉魏易代之际，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代表有“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他们掀起了文人五言诗的创造高潮。其作品直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了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去的精神；同时也流露了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特点是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色。于是，后人把这种独特风格称之为“建安风骨”钟嵘《诗品》“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故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
32、宫体诗（徐庾体）：“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萧纲。宫体诗以描绘女性体态、生活为主要内容，风格雕饰绮艳。由于统治者和文人附和，宫体诗成为梁陈时期诗歌主流，代表人物主要有：梁代萧纲、萧绎、徐摛和徐陵父子、庾肩吾和庾信父子，陈代有陈后主以及“狎客”江总、孔范等人。因为徐摛、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著称，又把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称为“徐庾体”。宫体诗虽为诗歌史上一种不良倾向，但它进一步发展了永明体，推动了诗歌由自由表现的古体诗向法度森严的格律诗转变。
33、上官体：初唐上官仪的诗歌十之八九是奉和应诏之作，绮错婉媚，时谓“上官体”。
34、游仙诗：是歌咏仙人漫游之情的诗。其体裁多为五言，句数或十句，或十二句，或十六句不等。游仙诗在思想上往往表现出超越世俗社会局限的强烈愿望；在艺术上，游仙诗想象奇特，善于运用夸张、拟人、象征等多种修辞手法；而道家神仙典故的运用，则使游仙诗更具备浪漫的色调。游仙诗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先秦。游仙诗在内容上有两种不同倾向，一种纯写求仙长生之意，另一种则是愤世嫉俗之言。
35、玄言诗：是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盛行于东晋，代表诗人有孙绰、许询、庚亮等。其特点是以玄理入诗，以诗为老庄哲学作说教和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生活。
36、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南朝齐永明时期由沈约等人倡导的一种新体诗。永明体是从诗歌声律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是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是永明声律说。这种诗体要求严格按照四声八病之说写作，强调声韵格律。这种诗体的出现，对于纠正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的弊病，使创作转向清新通畅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37、永明声律说：即讲求平上去入四声的对称与错综之美的声调搭配原则。它为齐梁诗歌的艺术形式的创新作出了新的贡献，使诗人能有意识地掌握并运用声律，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具有非常积极参与的进步意义，为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创作上的基础。
38、北地三才：北魏的温子升，是北魏文学成就最高者，由魏入齐的邢劭，其诗作慷慨悲凉，有魏晋之风，魏收，其诗歌创作多模仿南朝之作。他们三人合称“北地三才”。
39、《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艺术水平最高的，收在《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此诗160字，是南朝民歌中篇幅最长的。诗写一女子怀人，情思缠绵，写景秀丽，语言清新明丽，采用“钩句”连接上下，一意贯通而又摇曳多姿，并通过换韵造成回环婉转的效果。
40、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但它与散体单行的狭义的散文相对比有明显区别，骈文的主要特征是对偶、用典、声律、辞藻。
41、《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著，全书上、中、下三卷，分36门，共38篇，主要记述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的遗闻轶事，特别详于士族人物的玄虚清谈，从多方面反映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它语言精练，简约含蓄，隽永传神，既有典雅的词句，又有生动的口语，善于将语言写得逼似人物身份，而又富于哲理性，而且往往用一言一行即表现出人物的肖像和精神风貌。《世说新语》是记叙轶文隽语的笔记小说和小品文的先驱，后世模仿之作相继不断，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42、郦道元的《水经注》：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间，是郦道元为《水经》所作的注释，共40卷。它不仅是地理著作，也是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著作，书中根据水道流程记述了河流两崖的名胜古迹、风物景象以及神话历史传说故事等，文学价值较高，因此也是一部描绘山水风光的优秀散文著作。
43、《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可以代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基本面貌，作者为干宝。它主要辑录神仙鬼怪的故事，也有一些没有故事性的琐碎记载，其主要目的是宣扬鬼神真有，但其中也记有一些不怕鬼、捉鬼、杀鬼的故事，借此反映了人民与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正义精神和智慧勇敢的性格。《搜神记》结构比较完整，描写较为生动，已初具短篇小说的规模。
44、志怪小说：所谓“志怪”，即杂谈神仙鬼怪者，起于魏晋南北朝。受巫、方士和佛教中佛经故事的影响，志怪之书特多，但大多数已散佚，今存干宝《搜神记》较为完整。
45、初唐四杰：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他们的诗作反映了社会中下层一般士人的精神风貌和创作追求，虽未脱绮靡余风影响，但已从宫廷走向市井和关山塞漠，题材拓宽了，感情浓烈壮大，形式多有创新，卢、骆之七言歌行，王、杨之五言律诗，尤为突出。
46、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沉郁，指其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指其感情的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47、吴中四士：唐代诗人张若虚、贺知章、张旭和包融四人齐名，被称为“吴中四士”。
48、大历十才子：“十才子”之名，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十才子”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他们因大历初年在长安参加重要的唱和活动而著名。他们的创作倾向和诗风比较相近，都集情趣于山水，寄心绪于景物。除了应酬唱和之作外，他们的诗主要写日常生活细事、自然风物和羁族愁思，抒发寂寞清冷的孤独情怀，表现超然世外的隐逸风调。
49、气盛言宜——韩愈主张的散文创作理论。在孟子“养气说”和梁肃“文气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一条为文的原则。“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认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及文章的情感力量是写好文章的关键。“气”是修养的结果，其中不仅有道德因素，还源于个性禀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情感力量。当“气”极度喷盈而出时，文章就会写得好有动人力量。
50、韩孟诗派：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一个中唐诗派。这个诗派诗人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在尚怪奇、重主观这一基本倾向上是一致的，他们对促成中唐诗歌创作的新变和繁荣有重大贡献。
51、元和体：元稹和白居易在元和年间所写的“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以及杯酒光景间感叹自身遭遇的“小碎篇章”，加上他们两人的艳体诗在内，统称为“元和体”。这些诗从内容到形式突破了诗歌的传统规范和传统模式，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写实尚俗特征。
52、行卷、温卷——唐代科举考试时士子“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士子在应试之前，常把先以所作诗文投献名公巨卿，以求荣誉，称为“行卷”。见《云麓漫钞》“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故常用作'行卷'.”唐代士人行卷，逾日又投，谓之'温卷'“。”行卷“”温卷“之风盛行对唐传奇的繁荣产生了一定影响。
53、长吉体：李贺继承了韩愈、孟郊的险怪风格和苦吟传统。他的诗造语奇丽，喜用生新拗折字眼，笔触形象而暧昧，带有神秘感，被称为“长吉体”。
54、武功体：指晚唐诗人姚合的诗，因姚合曾担任武功县主簿而得名。武功体的代表作为五律组诗《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写山县荒凉、官况萧条以及个人生活的窘态，是晚唐普通士人真实际遇和特定心态的反映。
55、唐传奇：就是唐人用文言写作的短篇小说，它是以六朝志怪小说为基础发展创新而来的，是融合了历史传记小说及民间的一些说唱艺术、辞赋、诗歌等形成的新的小说体裁。现存的大部分唐传奇作品都收在宋江初编的《太平广记》一书里。
56、花间词派：是晚唐五代奉温庭筠为鼻祖进行词的创作的一个文人词派，得名于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他们多用华丽的字面和婉约的表达手法，写女性的美貌和服饰以及她们的离愁别恨，词风婉丽绮靡，对后世词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但花间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只是创作倾向大致相同的作家群，其风格情趣并不完全相同。
57、《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由后蜀赵崇祚编成，共十卷，选录十八位“诗客曲子词”五百首。它是供歌伎伶工演唱的曲子词选本，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奠定了“词为艳科”的基础。
58、词——是一种文体，它的特定含义是依照燕乐府乐曲所定的乐段乐句和音节声调而填写的歌词。词有各种不同的曲调，每个曲调都有一个名称，谓之词牌，如《菩萨蛮》、《苏幕遮》、《忆江南》、《念奴娇》等。每首词，可以无题目，但绝不可无词牌。词是依曲填写的，所以每个词牌都有固定的乐谱，这就决定了每个词牌的句数，每句的音节，也就决定了词本身的句数、字数、用韵的位置及平仄关系，也就是说，每个词牌都有固定的格式，即所谓“调有定格，字有定声”。词是供演唱用的，一支乐曲演奏一遍叫一阙，所以一段歌词也叫一阙，或称一片。一般的乐曲演唱时要重复一遍，所以词一般也就分为上下两阙。只有一段歌词的词称单调，当然后世也有一首词有三阙或四阙的。词又根据篇幅的大小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长调又称慢词。
59、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是盛唐时期的两大诗派之一，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此外还有裴迪、储光羲、常建等人。他们继承晋、宋以来陶渊明、谢灵运、谢朓等人田园诗、山水诗的创作传统，形成了具有共同题材内容和相近艺术风格的诗歌流派。他们的诗歌以反映田园生活、描绘山水景物为主要内容，表现返璞归真、怡情养性的情趣，抒写隐逸生活的闲情逸致。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意境淡远闲适。
60、盛唐豪侠诗人：是盛唐时期一群具有北方阳刚气质的豪侠型号才士。他们较热衷于人世间的功名富贵，动辄以公侯卿相自许，非常自信和自负，颇有横绝一世、骏发踔厉的狂傲气概。尽管他们入仕后的境遇与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反差甚大，颇多失意之感，但仍不失雄杰之气。他们的诗歌创作，具有豪爽俊丽而风骨凛然的共同风貌和清刚劲健之美。代表诗人有王翰、王昌龄、崔颢、李颀、祖咏等。
61、贞观诗坛：唐贞观年间，以唐太宗李世民为诗坛盟主，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士诗人，包括虞世南、上官仪等。贞观诗风受南朝诗风影响，重声律辞采。
62、敦煌曲子词：指在敦煌发现的早期民间词，很多作品为歌伎所作，内容多涉及男女之情。风格朴素，富于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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