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白岩松――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专访xx
——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胡赳赳“一个时代要包容，要创造条件让很多人去做无用的事，不仅仅是写诗、作画、听音乐等等，还要去关心很多跟你自己没关系的事；幸福的三要素是物质、情感和精神，说无用就是要多关照自己的情感和精神。”
他显然是个有用的人，不仅有用，而且很忙。忙到连辟谣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两次出现他从央视辞职的假消息。他走路很快，语速也很快，手机也会打断他的交谈——除了上《新闻1+1》的直播之外，台里又有其他的节目请求。
在中国，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之一，当红的《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就说，白岩松是他最为欣赏的同行。除此之外，他也可以称为作家，两本自传和评论类的书籍《痛并快乐着》、《幸福了吗？》一直都是畅销书。他还尽量抽时间满足大学、媒体等发表演讲的邀请，他擅长即兴的发言，常常以雄辩、睿智和严肃的面孔出现。与他理性的思考相比，他是个温和的“改良派”，在“革命”、“改革”和“改良”三个词汇之间，他毋庸置疑地选择后者。这是他对时事一贯的看法，他不希望看到流血、牺牲和暴力，他说：
“历史将怎样评价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个盛世。”他有着自我的历史观：“历史要靠每个人的努力，一步步地推进。”
很难将他归类到“新左”或“自由主义”这种知识分子阵营的划分里。但在他的自我确认中，他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他尖锐的言论常常影响着舆论的导向，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着，他不是知识分子中的投机者，而这，也让民众和媒体进一步认同了他。
“做无用的事”是他最近一次演讲的题目。其核心观点是：
“面向社会的时候，多关注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面向自己的时候，多干一点别人认为没用的事。”这位43岁的电视主持人曾经卸掉了三档节目的制片人职务，也回避着各种接踵而来的社会邀约，不去做一个“滥好人”。名、利和权势的诱惑，在他身上已看不到痕迹。他想了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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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的时候，人还是会想自己是不是能安心。”“有用”是时代病《新周刊》：
如何理解“有用”与“无用”？xx：
当每一个人都在拉扯你要去做很多他们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时间活着了。我们现在的很多人，我认为都处在一种“没有时间活着”的状态。我毕竟过了40岁了，也要去考虑生命是什么，生命是不是全是那些“有用”的事情？为什么在做那些大家都认为有用的事情的时候，我一般感觉不到快乐。我做新闻的时候——就像你做你的杂志的时候，也不一定感觉快乐，因为这是责任，是你的理想的某些东西在这里。因此，生命需要一种平衡。过了40岁，就开始越来越意识到，我不能总去做我自己认为——尤其是其他人认为的那么多有用的事儿吧，那些我经常觉得快乐、无用的事儿怎么没有时间去做呢？所以，在暗合自己或者说是契合自己的一种状态当中，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发生在我个体身上的冲突绝不仅仅只停留在我个体这儿，它也是时代的一种病。所以，大家会觉得契合，但我必须得承认我并没有想那么多——我要去为大家怎么地——那又是“有用”的事儿了，我只不过是发布自己的感慨。但是我也是时代当中的一分子，这是时代
病，我也是被传染的。那么大家有那样一种共鸣也是正常的。《新周刊》：
那你自己是怎么处理的？xx：
我现在必须是要敢于说“不”。具体说来是有步骤的：2003年我放弃了权力之路，我辞去了所有附在我身上的——当时我是3个节目的制片人——与权力有关的路。那好了，我堵死了一个出口，这是一条岔路。如果你眼前有无数条岔路，那你会把自己走晕了的，现在我先把它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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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就是所谓的利益，我不敢说自己有多么清洁，有时候亲朋好友的一些事情，对我来说确实推不掉，有时候也会去做，但是必须坦白说大部分钱我已经不去挣了，大家很少会在类似企业、商业或是演出的各种场合看到我。
还有一点很重要——堵死了一条“好好先生”之路。人有的时候完全没有时间了——都在做“有用”的事，没有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情，有一点便是因为你试图维系着这种好好先生的面孔，面向所有的方向，你不会发火、不会说“不”，你好像没有得罪任何人，最后却把自己“得罪”了。
堵住了权力的路，适当地堵住一定比例钱的路，再堵住一些好好先生的路——便给自己腾出了一些空间，腾出了一些空间就可以去做一些无用的事儿了——听听音乐，看一些书，跟朋友聊聊天，保证一定的运动量，踢球，散步，去画画北京的美食地图或是找找淘碟的地方。
《新周刊》：
这里头可能就牵扯到一个时间分配法则的问题。都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碎片化了，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碎片化了，就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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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深一步，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不再愿意用时间去换利益，我拿出相当的时间去换取自己的舒服，换生命该有的某种状态。
《新周刊》：
那别人会去想——对你白岩松而言，是不是你的生命中的理想、欲望和激情都已经实现了、达到了——从而你选择这样？
x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