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风俗描写
发布时间：2023-01-21 03:35:1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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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风俗描写
作者：魏宏瑞
来源：《扬子江评论》2015年第06期
十七年始，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中不乏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但由风俗、风情描绘所烛照的人性、人情内涵，由风俗、风情刻画所暗含的思想启蒙、文化批判与精神争斗却日趋式微，在对风俗描写或利用、或改造、或批判等等不同方式的文艺运作中，风俗、风情描绘逐渐成为了一张张农村政策的宣传画与意识形态宣讲图。 一
从乡土小说到农村题材小说，如何对待其中的风俗、风情描绘，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采取了两种方式，其时通行的说法叫“一边锄草，一边栽花”。即批判、剔除不符要求的文本描写，重点扶持、栽培合乎要求的规范写作。
1950年4月，《人民文学》第一卷第六期发表了陈肇祥的小说《春节》。小说在浓郁的风俗画面中，家庭的天伦之乐和农村的升平景象交集融融，全篇洋溢着亲切、温馨的生活气息。小说主题歌颂土改后农村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当时的文艺权威媒体《文艺报》却发表文章，批判其思想性不高，重点对小说中的风俗描写和“儿女情长”给予批评;a另一篇文章则直接追问小说的“教育意义”。b《春节》因描绘新社会新农村里的旧风俗而遭到批判，时隔不久，孟淑池的小说《金锁》则因表现了旧社会旧农村里的旧风俗而遭到批判，连主编刊发这一小说的知名作家赵树理也不得不做出检讨。
《春节》 《金锁》的被批判，说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以来，那种真实、具体描绘农村风俗、风情创作手法的“过时”。农村题材小说要写风俗，但此“风”此“俗”不能是原始的、野朴的乡风、民俗，而是经主流意识形态阐释、过滤后的风俗，是强有力的政治宣传工具，典型文本就是马烽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上的《村仇》。小说写赵拴拴和田铁柱由朋友成为亲戚，俩朋友娶了俩姐妹。二人所属村庄却为争水问题械斗不止，致使赵拴拴失去儿子、田铁柱成为残废，结果两人成为仇敌。新社会到来，经过政府教育，二人明白争水问题是两村地主搞的鬼，最后恩怨解除和好如初。马烽的作品无独有偶，方纪《不连续的故事》的第二篇及另一篇小说《山前山后》也如此。现代乡土小说史上，描写“械斗”这一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许杰的《惨雾》更是乡土小说的经典之作。在“械斗”这一现象中，包含着历史、地域、文化、人性等等多方面的精神内涵，也正是借这一现象，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张扬自己为人生并致力于精神挖掘的人性解剖工作，以期唤醒国民对个体的重新认识。但在马烽的笔下，“械斗”问题仅仅被归结为两村地主间的阴谋、挑唆，使这一复杂的乡村社会问题简化为乡村地主的品质问题。 “械斗”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乡土社会核心的宗族文化问题，这些小说没有正面触及问题的实质，只对已经定性的阶级敌对分子做了本质化的简化处理。1953年9月号的《人民文学》刊载小说《风波》，则从另一角度正面涉及这一问题，但结果同样是轻松滑过。小说写的是相依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为命的杨春梅母女俩的婚姻问题。杨春梅与朱小昌是一对恋人，但族里人却要让她嫁给一个年龄不小的卖货郎。真实的原因是，这个货郎其实是她守寡母亲的相好，且她的母亲已有身孕，这件事被族里的人知道了。为了维护宗族名声，族长杨永成决定李代桃僵，逼迫女儿嫁给卖货郎以“遮丑”。朱小昌把这件事报告了青年团，经青年团干预，杨春梅母女最终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这又是一个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主题相同的文本表现。不管是蹇先艾笔下的《水葬》也好，还是沈从文《萧萧》中对不守妇德的妇女要“沉潭”也好，族规对已婚妇女的婚恋问题表现出极大的震骇与惩罚。实际上，即使在1950年代早期的农村，这种族规对宗族妇女的责罚也屡见不鲜，且族人、村人深以为然。作者石果在表现这一问题时，也注意到了这些。杨春梅母女俩的痛哭、杨母在女儿面前的忏悔、寻死及村人的议论，小说在阴暗的氛围中都给以了真切的表现。但问题的解决是轻松的，族长大会上，“老顽固”与“新青年”舌战，老辈羞怒、小辈得胜，于是一场“风波”化为两件喜事。
《风波》发表后，《文艺报》首先发表评论文章，对小说的意义及人物塑造予以肯定。与同期农村题材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已经出现的类型化弊病相比，石果在人物塑造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对处于困境中的杨春梅母女的心理描写和氛围渲染，颇具笔力。即使对于族长杨永成，小说也没把这一人物写成一个单面的类型化人物。不过本篇也和同期的其他作品一样，在描写新旧思想正面冲突时，仅仅依靠新人物几句政策性的话语，所有的矛盾顷刻迎刃而解，又刻意以杨永成女儿因包办婚姻而死这一悲剧性结局对人物加以嘲讽。《风波》的主题也在配合政治，宣传婚姻法，但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却使得这部小说在思想深度上远远超出同类作品，而具有了额外的意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反映宗族以及由此引生的各种习俗问题的小说少之又少，《风波》几乎是残存的一例。主流意识形态对旧有的宗族势力采取扫荡之势，利用对旧风俗的政治解读抹杀其反映的一切文化、人性问题，使得这一问题的文学表现终至消失。由“政治”出面解决根深蒂固的文化、思想问题，实际换取的只是一场书面上的胜利，其对思想精神问题浮光掠影式的处理实际上抛弃了个人解放的真正内涵，其对这一问题的视而不见或强行硬解更造成了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极大遮蔽。
旧的宗族势力在农村确实消灭了，但复杂的是新的宗族问题的变相存在。土改之后宗族问题只是表面消失，实际上反而以一种更为复杂的面目纠缠于农村具体的政治、经济各方面，对农村现实人生发生实质性影响。社会学家张鸣在其著作《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中提到自己的学生做过的一个实地调查：该学生以自己的家乡为调查对象，发现土改之后宗族势力依然存在，不过是以前的望族宗族势力一败涂地，而那些原来居于弱小地位的贫雇农家族势力则突然崛起，掌握了乡村的政治、经济大权。c以往论者提到阶级情对骨肉情的战胜，用于对失势宗族的一面其论述是非常正确、充分的，地富子女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教育及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表现出对家庭的叛离，阶级情彻底战胜骨肉情。而对贫雇农宗族势力的一面，学界相对来说关注不多。其实这种乡土现实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文本中通过政治习俗依然有所表现，不同的是它是隐形表现。
农村宗族势力暗里、变相存在的情况，在浩然的《艳阳天》中就有所表现。马之悦、马小辫、马同利（弯弯绕）、马斋、马立本、马连升（马大炮），甚至那个“被利用”的马连福，这些马氏子孙们，小说中的阶级敌对分子，集中商量“闹事”。他们所谓的“闹事”从乡村事实来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看，其实更多应是一个家族、宗族为维护自己生存而作出的挣扎，不过被浩然强行推上了阶级斗争舞台，极尽夸张。小说述说马之悦家史时，马之悦在土改中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为“积极分子”参加土改的普遍行为，其叙述应是真实的。精明的马之悦在土改时已经洞悉阶级定性之重要性，但他不顾任何人的反对，甚至领导上的一再警告，执意娶过成分不好的地主马小辫的侄女马凤兰为妻。“情人眼里出西施，马之悦说，他爱的就是这身膘”，这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生活漫画化的处理。小说一再叙述他在前妻未过世前就和马凤兰有私情，其背后的原因其实更多应是个人感情和宗族利益的考虑，而马之悦在土改“斗地主”时救下马小辫，也应是小说对乡村宗族现实无意却真实的表现。新时期以后，农村中的宗族势力忽然蓬勃涌现，其迅速的复燃壮大，显然不是一日之功，当与1949年后的隐形存在根底相通。
如上所述，宗族问题被阶级问题简单替代之后，实际上对农村的现实观察造成极大的遮蔽。经过一斗再斗的地富们，生活实际上比贫雇农们还穷，政治上更是望而却步，而贫雇农干部一族从修养到能力一再每况愈下，向上对国家的依赖越来越大，向下则由于其掌握着农民衣食住行等的基本生存资源，其势力恶性膨胀最终变成对村民随意捆绑吊打的恶徒。土改之后，社会等级的颠倒使农村传统的文化网络也开始瓦解，民间原有的合法会、社以“剥削”的理由被纷纷取缔，国家内外只有一种声音，被拘于土地不能流动的封闭的农民也逐渐相信了这一声音。除非涉及切身利益的实际损害，才会稍有反抗，但如果对方再加以施压，反而偃旗息鼓逆来顺受。对合作化运动农民从一开始就是存有疑虑的，但农民对合作化的大规模抵抗则出现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高级社时期，好多省市出现退社风潮，并且带头的就是共产党员和贫雇农，但是到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面对强烈的“共产风”，小私有者的中国农民却不再反抗。这和苏联的合作化运动出现很大不同，苏联农民有传统村社社员的合作化基础，但苏联政府在推行集体化时却遭遇农民极大的反抗，为此付出惨烈代价。d确如有论者所说，“从清末民初开始，有许许多多的有权有力者，一直在努力将自上而下的轨道铺到农民的家门口，虽然这个轨道一直在延伸，但真正将它铺到目的地的却是合作化运动，经过这个运动以后，残存的民间社会的空间已经彻底丧失，祭神与祭祀活动被各种群众大会取代，而集体组织的会演则成了社火与演戏的替身。”e旧有的风俗被指斥为封建迷信，剩下的就只能是新政权建构起来的新风俗，乡土风俗只有在历史的土地上才能见到，如梁斌的《红旗谱》。 二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风俗描写一方面表现为对旧有风俗的“利用”式处理，风俗被进行了巧妙的意识形态解读，以提高农民觉悟和获取农民对新政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开始有意识地提倡“改造”旧俗，建立新俗。这一点，在对“婚俗”的改造上尤其明显。
1950年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