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呼兰河传》

萧红

《呼兰河传》 1940 长篇小说

该作品以萧红自己童年生活为线索，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叙述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乡土人生的小城故事，展示的是“北中国”乡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即20世纪10年代中叶前后小镇民众的生态与心态，是一曲国民灵魂改造的挽唱。有对故乡人物坚韧性格的挖掘与赞美，更有对附着在他们身上愚昧麻木的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从而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在社会形成的毒瘤，以及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

主题

“看”成了这些乡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娱乐方式以及传播流言绯闻的特有方式。他们不仅麻木地看着他人的命运，而且也麻木地看着自己的人生。“看客”的书写，标志着作家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野蛮陋习上，而且挺进了国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层，提示了这些人内在生命力的枯萎。“萧红通过‘看客’的众生相、社会相，画出了沉睡的国民的灵魂，揭示了东北世世代代国民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和采取这种态度的心理基础及思维形态，在历史文化的批判中，蕴含着改造国民灵魂的愿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呼兰河传》是国民灵魂的一曲挽唱。该小说旨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对民众精神的戕害，改造国民麻木的灵魂，因为萧红早就意识到“中国人有一种民族的病态”，那就是“病态的灵魂”，于是“想改正它”，正面揭露“封建的剥削和压迫”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一条有效途径。

艺术特色：

打破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创造出了有特色的散文化的抒情小说体式。

她在内容取向上喜用怀旧题材，在叙述方式上多用限制叙事，在情感评价上擅用心里视角，这种表现方法上的床i性能，导致了叙事成分的削弱和抒情成分的增加。与此相关，小说在结构上也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统领作品的线索不再是现行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而是作者的心理逻辑，这使其小说在放任之中获得了结构性和统一感。

1.叙述视角

《呼兰河传》有三重视角，一个是童真童趣的儿童视角——“我”，孩子看不清事件的内涵，于是产生了“陌生化效果”；一个是成年叙述者视角，叙述者是处在一种超然的境界，与小说中人物保持着距离；第三个是萧红视角，萧红视角是居高临下的，读者可能看不见她，但她随时会出来发议论，有时连议论也不发，但读者可以感觉到萧红的情感波动

儿童视角可以达到“陌生化效果”。 儿童感受世界的混沌性、单纯性往往更能接近事物的真相，看到成人看不到或不愿看到的隐秘世界，也能看到被成人忽略或遮蔽的生活细节。《呼兰河传》中写“我”看到冯歪嘴子一家，数九寒天屋里水盆都结了冰，新生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只能盖着面袋睡觉。“‘我’想那磨房的温度在零度以下，岂不是等于露天地了吗？这真是笑话，房子和露天地一样。‘我’越想越可笑，也就越高兴。”儿童视角的“越想越可笑”的“陌生化”描写，更使读者感到一种无法遏制的悲哀。

成人叙述者的超然与“间离”。 成人叙述者是超然视角，对呼兰河人无视生命的现状表现出一种与己无关的态度。造纸的纸房里死了一个孩子：“再说那造纸的纸房里边，把一个私生子活活饿死。因为他是一个初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叙述人用这种淡然、超然的态度，叙述着一个个触目惊心的故事，从而与所叙述的事件产生了一种“间离”。

萧红视角的嘲讽与批判。 在小说的潜层，是萧红的视角，萧红的视角从两个方面体现，一个是作品中时时出现的议论，大多夹叙夹议，是凌驾人物之上的，与小说中人物有距离；一个是涌动着的、浓烈的、按捺不住的情感，使读者为之动容。

2.散文化叙述结构

由于该作品并不立足于给某人立传，而是给作者记忆中的呼兰城立传，所以这七章都并无标题作为内在的逻辑联系，且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除了回忆的“我”外，连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没有。《呼兰河传》的散文化叙述结构，除了淡化情节之外，也与文本中大量儿童视角的叙事模式的存在有关。儿童的视角具有主观色彩浓厚、理性思维弱化的特点，而且看待事物也往往是散点透视的，逻辑性不强。但正是这种碎片式的、逻辑性不强的儿童视角，正好无意中契合了原本就琐碎、庸常的呼兰城人的生活状态，因此《呼兰河传》的结构既与生活原状相吻合，又与童年视角相契合。这种儿童意识流导致了结构松散，情节淡化，使小说呈现出了散文化的结构特点。

3.散文化的叙述情调，作者一直都将抒情的笔法渗入到叙事文体中，使其叙述模式充满了散文化的情调。

4.散文化的叙述语言，萧红通过选择独特的节奏和韵味的语言，完成了从句子到句子，从段落到段落直至整个篇章的结构安排，并表现出舒缓、忧郁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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