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十大诫子经典家训
周公《诫伯禽》周公，姬姓，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原文】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智如士，不与士争智。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文多记而守以浅者，广。去矣，其毋以鲁国骄士矣！【译文】有德行的人不怠慢他的亲戚，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任用。老臣故人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有德行的人即使力大如牛，也不会与牛竞争力的大小；即使飞跑如马，也不会与马竞争速度的快慢；即使智慧如士，也不会与士竞争智力高下。德行广大者以谦恭的态度自处，便会得到荣耀。土地广阔富饶，用节俭的方式生活，便会永远平安；官高位尊而用卑微的方式自律，你便更显尊贵；兵多人众而用畏怯的心理坚守，你就必然胜利；聪明睿智而用愚陋的态度处世，你将获益良多；博闻强记而用肤浅自谦，你将见识更广。上任去吧，不要因为鲁国的条件优越而对士骄傲啊！司马谈《命子迁》
司马谈（？～前110年），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喜，子司马迁。汉武帝时任太史令。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东巡至泰山，并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史称“封禅大典”。司马谈当时因病留在洛阳，未能从行，深感遗憾，于是抑郁愤恨而死。
【故事】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武帝新设的官职，可以说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又尽职尽责。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并认为，“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就是司马谈的《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是“大孝”。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内心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热切希望司马迁能完成他未竟的大业。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
【圈点】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此话信然。
诸葛亮《诫子书》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早年避乱于荆州，隐居陇亩，时称“卧龙”。刘备三顾茅庐，他提出联合孙权抗击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此后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刘备称帝后，任为丞相。刘禅继位，被封为武乡候，领益州牧，主持朝政。后期志在北伐，频年出征，与曹魏交战，最后因病卒于五丈原。有《诸葛亮集》。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白话译文君子的行为操守，从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学习。所以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没有志向就无法使学习有所成就。放纵懒散就无法振奋精神，急躁冒险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而流逝。最终枯败零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坐守着那穷困的居舍，其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创作背景这篇文章当作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元234年），是诸葛亮晚年写给他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诸葛亮一生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为了蜀汉国家事业日夜操劳，顾不上亲自教育儿子，于是写下这篇书信告诫诸葛瞻。作品鉴赏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内容，不仅他的子孙从中获益颇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之化身”，他的《诫子书》也可谓是一篇充满智慧之语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的名作。文章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读来发人深省。它也可以看作是诸葛亮对其一生的总结，后来更成为修身立志的名篇。《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躁”字，对比鲜明。在《诫子书》中，诸葛亮教育儿子，要“澹泊”自守，“宁静”自处，鼓励儿子勤学励志，从澹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他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意思是说，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想而长期刻苦学习，要学得真知必须使身心在宁静中研究探讨，人们的才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积累起来的；不下苦功学习就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这篇《诫子书》中，有宁静的力量：“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非澹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年与时驰，意与岁去”；有想象的力量：“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有简约的力量。这篇文章短短几十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效果好得多。
东方朔《诫子书》【原文】明者处事，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在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是故才尽者身危，好名者得华；有群者累生，孤贵者失和；遗余者不匮，自尽者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译文】明智的人，他的处世态度，没有比合乎中道更可贵的了。看来从容自在，就自然合于中道。所以，像伯夷、叔齐这样的君子虽然清高，却显得固执，拙于处世；而柳下惠正直敬事，不论治世乱世都不改常态，是最高明巧妙的人。衣食饱足，安然自得，以做官治事代替隐退耕作。身在朝廷而恬淡谦退，过隐者般悠然的生活，虽不迎合时势，却也不会遭到祸害。道理何在呢？锋芒毕露，会有危险；有好的名声，便能得到华彩。得到众望的，忙碌一生；自命清高的，失去人和。凡事留有余地的，不会匮乏；凡事穷尽的，立见衰竭。因此圣人处世的道理，行、藏、动、静因时制宜，有时华彩四射，神明奥妙；有时缄默蛰伏，莫测高深。他能随着万物、时机的变化，用最合宜的处世之道，而不是固定不变，也绝不会拘泥不通。姚信《诫子》姚信，《三国志》、《晋书》未列其传。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史传和其它文献中。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姚信，字德佑。”阮孝绪《七录》称：“字元直，吴兴人，吴太常卿。”他与三国时陆绩、陆逊有亲戚关系。
【原文】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务，非人之为；心自甘之，以为己度；阨易不亏，始终如一；进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佑之，众人尊之，而声名自显，荣禄自至，其势然也。又有内折外同，吐实怀诈；见贤而暂自新，退居则纵所欲；闻誉则惊自饰，见尤则弃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而害善。怨一人则众人疾之，害一害则众人怨之。虽欲陷入而进，已不可得也，衹所以自毁耳。顾真伪不可掩，褒贬不可妄─舍伪从善，遗己察人，可以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适泰可以弘矣。贵贱无常，唯人所速。苟善，则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则王公之子反为凡庶。可不勉哉！【译文】古代的人之所以行善，并不是为了谋求好的名声，也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是发自内心的意愿，认为这是自己做人的本分。因此，无论处境困阨或通达，都不会减损自己的德行，自始至终都是一样。向前合乎神意，退后合乎人道。所以神明保佑他，众人尊敬他，他的名声自然显扬，光荣利禄自然来到，这是情势必然会如此的啊！又有一些人外表迎合世俗，却内藏心机；谈吐听似忠厚，其实心怀诡诈。听到人家对他的赞美，就十分惊喜而且更加自我矫饰；一旦被人怨责了，就立即丧失行善的心。一旦失去好名声或地位时，就往往多有所怨恨而陷害好人。但是他责怪一个人，众人就厌恶他；他陷害一个善人，众人就怨恨他。这时，即使他想陷害别人而求取晋升，也不可能，只不过败坏自己罢了。而真与假是无法掩饰的，褒扬及贬斥也是不能任意扭曲的。若能舍弃虚饰做作，遵循善道，抛却主观专断，多观察别人的长处，就可以通达，无所蒙蔽；若能够去除专断及私心，多方为他人设想，远离滞碍凶邪，通往安泰吉祥，就可以恢弘广大了。人地位高低，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是自己招致的。如果行善，那么平民的儿子，也可以做到王公的地位；如果不行善，即使是王公的儿子，也会成为平民。能不勉励自己行善吗？王阳明《示宪儿》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赏析】“幼儿曹”意为：孩子们。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宪儿的。王阳明的家训采用的是简短的三字句的形式，虽然简短，但是却包含了这位心学大师为人处世、以及建功立业的法门。每一个字都需要细细品读。十七，高攀龙《高氏家训》吾人生于天地之间，只思量做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余事都没要紧。做好人，眼前觉得不便宜，总算来是大便宜。做不好人，眼前觉得便宜，总算来是大不便宜。千古以来，成败昭然，如何迷人尚不觉悟？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善须是积，今日积，明日积，积小便大。一念之差，一言之差，一事之差，有因而丧身亡家者，岂不可畏也！薛瑄《戒子》薛瑄(1389年8月20日-1464年7月19日 )，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省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 人。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薛瑄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官至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天顺八年(1464年)去世，赠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故后世称其为"薛文清"。隆庆五年(1571年)，从祀孔庙。【原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伦理而已。何为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者之伦序是也。何为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之名，苟伦理一失，虽具人之形，其实与禽兽何异哉！盖禽兽所知者，不过渴饮饥食、雌雄牝牡之欲而已，其于伦理，则愚然无知也。故其于饮食雌雄牝牡之欲既足，则飞鸣踯躅，群游旅宿，一无所为。若人但知饮食男女之欲，而不能尽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伦理，即暖衣饱食，终日嬉戏游荡，与禽兽无别矣！圣贤忧人之婚姻于禽兽也如此，其得位者，则修道立教，使天下后世之人，皆尽此伦理；其不得位者，则著书垂训，亦欲天下后世之人，皆尽此伦理。是则圣贤穷达虽异，而君师万世之心则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气凝合，祖父之一气流传，生而为人矣，其可不思所以尽其人道乎！欲尽人道，必当于圣贤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学，若四书，若六经之类，诵读之，讲习之，思索之，体认之，反求诸日用人伦之间。圣贤所谓父子当亲，吾则于父子求所以尽其亲；圣贤所谓君臣当义，吾则于君臣求所以尽其义；圣贤所谓夫妇有别，吾则于夫妇思所以有其别；圣贤所谓长幼有序，吾则于长幼思所以有其序；圣贤所谓朋友有信，吾则于朋友思所以有其信。于此五者，无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详，则日用身心，自不外乎伦理，庶几称其人之名，得免流于禽兽之域矣！其或饱暖终日，无所用心，纵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体百骸之安，耽嗜于非礼之声色臭味，沦溺于非礼之私欲宴安。身虽有人之形，行实禽兽之行。仰贻天地凝形赋理之羞，俯为父母流传一气之玷。将何以自立于世哉！汝曹勉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伦理，乃吾之至望也。【译文】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只有人伦道德之理而已。什么是伦？就是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人伦次序啊！什么是理？就是父子之间有亲爱的感情，君臣之间有相敬的礼义，夫妇之间有内外的分别，长幼之间有尊卑的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的友谊，这五种是天理啊！能够明白伦理而且完全做到了，才可称为人。如果行为丧失伦理，纵然具有人的形体，事实上，和禽兽有什么不同呢？大抵禽兽所知道的，只是渴了要喝，饿了要吃，以及雌雄阴阳本性上的色欲罢了，对于伦理，则愚昧不知。所以它们在饮食、色欲满足之后，就飞翔、鸣叫、踱步俳徊，成群结伴游驱栖息，一点事也不做。而如果身为人只知道饮食及男女的欲望，却不能做到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人伦道德之理，在穿暖吃饱之后，就整日玩乐游逛，那和禽兽就没有什么分别人。圣贤忧虑人们会陷溺如禽兽那样，于是当政在位的凡修习学艺道术，以施行教化，使天下后代的人，都做到伦理；那些没有当政在位的，就著述立言，垂教于世，以希望后世的为人，都做到伦理。因此圣贤际遇上虽然有穷困或显达的不同，但是他们教化抚育万世万代人民的心，则是一样的。你们既然得到天地理气的凝聚，以及父、祖一脉血气、形体的遣传，而生为人了，能不想想如何实践做人的道理吗？想要实践做人的道理，就一定要对圣贤修道教化的典范，和留传后代的典籍－像研究文字形、音、义的学问，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类的典籍，诵读它、研究它、思索它、体认它，并且要求实践在日常生活及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之间。圣贤所说父子之间应当亲爱，我就在父子之间，力求做到亲爱；圣贤所说君臣之间应当有礼义，我就在君臣之间力求做到礼义；圣贤所说夫妇之间应有内外的分别，我就在夫妇间尽力做到内外有别；圣贤所说长幼间应有尊卑的次序，我就在长幼间力求做到有尊卑大小的次序；圣贤所说朋友要有诚信的交谊，我就在朋友间的交往上力求做到有诚信。对于这五种，没有一样不竭尽心力要做到妥帖精当，于是日常生活、身心内外，自然就不离人伦道德之理，这样或许可称为人，至少能够免于沦为禽兽的境地了。至于有些人每日吃饱穿暖了，却不用心思索，只是放纵耳目口鼻的欲望，尽量追求身体的安逸享乐，沉迷于不合礼义的声色气味，陷溺于不合礼义的私欲之中。他们身体虽然具有人的外形，行为实际是禽兽的表现。向上愧对天地造化你，使天地羞辱，向下使父母为生育你而蒙耻。将用什么来安身立足于世上呢？你们要勉励谨慎呀！要竭尽心力，来做到人伦道德之理，这是我最深切的期望哪！
柳玭《诫子弟书》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鳃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世宵者,修己不得不恳门,为学不得不坚。夫人生世,以无能望他人用,以无善望他人爱,用爱无状,则日我不遇时,时不急贤己。亦由农夫卤莽而种,而怨天泽之不润,虽欲弗馁,其可得乎!
柳玭诫子孙：门第高 不可恃柳砒:唐代著名书法家柳公权的侄孙,曾任节度副使、御史中承、御史大夫等职。唐昭宗曾想任命他为宰相,由于他为人正直,宦官很讨厌他,百般中伤阻止,井找了个借口,贬他为消州刺史,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他写的诫子弟书,很有名,载于八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这里节录自旧唐书卷一六五。
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 立身以孝弟(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 河东柳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世家大族。自秦末柳安迁入山西后，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因其家学为世人所推重，门户日益兴盛。到了唐代，柳氏人才辈出，涌现出诸多著名人物，如高宗朝宰相柳奭、著名政治家柳公绰、书法大家柳公权、杰出文学家柳宗元、修撰《国史》的唐代史学大家柳芳、散文家柳冕等。 这些历代相传的丰厚家学成就，使河东柳氏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和社会地位。丰厚的家学背后必有良好的家风，河东柳氏在代代相传基础上，形成了遵循礼仪、强调孝义、清廉忠正、耿介敢谏的家风。柳氏子弟即使身居高官，依然遵从祖训、严于律己，重视对族人、子弟的教育，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唐朝中期的柳公绰至其孙柳玭这一宗支。后来，柳玭撰写了著名家训《诫子弟书》，体现了柳氏家风的风范。 修己立身 家风醇厚 柳玭所处的时代，正是黄巢起义前后的唐朝末年，当时朝政混乱，世风日下。很多世家子弟凭借权势为所欲为。出身于高官世家的柳玭对此深感忧虑，专门撰写《诫子弟书》，告诫子孙后代不要依仗门第高贵而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要继承、发扬柳家的优良传统家风，把自己培养成品德高尚的人。 在这部家训的开篇，柳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也就是说，生于高门著姓的人，应该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敬畏之心，千万不能倚仗自己的出身肆意而为、有恃无恐。为什么要有敬畏之心?是因为高门子弟如果立身行事违背了先祖的训诫，那么危害要比普通人大得多。为什么出身不可倚仗?是因为门第高会导致子弟骄横自大、盛气凌人，而家族鼎盛，必然会招致别人的嫉妒，就算是有真才实学和美德，别人也未必相信，如果犯了哪怕很小的错误，别人也会指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 柳玭的这番教导，主要受益于其先祖家风。《旧唐书》说：“初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云。” 柳公绰凡事总是身先为范。入仕之初，他被任命为渭南县(今属陕西)县尉，当时正值荒年，庄稼歉收，柳公绰每顿饭都不超过一碗，直到年成好了，才恢复正常饭量。后来，柳公绰出任京师最高地方长官京兆尹，在没有上朝的日子里，就在自己读书的小斋里处理私事、接待宾客，与兄弟们一起用餐。天黑之后，柳公绰就召一名子弟进小斋来，在烛光中亲自领着他读经史，讲居家和做官的道理。这样做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间断。 柳玭的祖母韩氏，是宰相韩休的曾孙女。嫁到柳家以后，她摒弃那些绫罗锦绣的衣服，一概不肯穿着。她曾将苦参、黄连、熊胆做成丸药，让儿子们在晚上读书时含在口里以驱除睡意，激励他们勤奋读书。《幼学琼林》一书中说：“和丸教子，仲郢母之贤”，赞扬的就是这件事。 柳玭的父亲柳仲郢多次担任地方最高长官，办公之余从不沉湎逸乐，而是不舍昼夜，布卷读书。生活非常朴素节俭，马厩里没有骏马，衣服也不熏香，与当时达官显贵的做派形成鲜明对比。柳氏世代为官，但柳氏家族成员能够做到修己立身，从没有谁因门第高贵而肆意妄为。 莅官洁己 刚直无私 在家训中，柳玭专门强调居官之道：“莅官则洁己省事”。他还说，做官一定要廉洁奉公，不要开浪费之端。做官的俸禄虽然不多，但那都是民脂民膏，不可小看。刑罚固然是官员的权力，但不可以因自己气量狭小而恣意妄为。 作为世代簪缨的官宦门第，柳氏还具有直言敢谏的家风。唐宪宗时期，皇帝频繁游猎，锐意用兵，柳公绰献上《太医箴》进行讽谏，宪宗深受触动。后来唐朝中央政府出兵征讨河北藩镇，朝令夕改，驿马相望。柳公绰进谏指出问题的严重性：自从对河北用兵以来，朝廷的差使繁多，而驿站设施不足，驿马缺少。同时，使者的行李和人数都没有限制，穿红色和紫色官服的使者，要征用二三十匹驿马;穿黄色和绿色官服的使者，征用的驿马不下十匹、五匹。驿站的小吏还不能检查他们的证件，只要他们张口，就必须提供给他们。驿马征完了，就抢民间的马匹……他建议确定一个限额，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调整了官差的标准，驿站才松了一口气。 柳公绰之弟柳公权于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官居侍书。有一次穆宗问柳公权书法怎样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柳公权答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面色改变，知道他是在讽谏自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笔谏”。 柳仲郢为官时，也是频频进谏，甚至不惧杀身之祸，当时执政的重臣李德裕就非常敬重他的无私与刚直。唐武宗修筑望仙台，他连续上疏劝谏，皇帝终于向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柳玭在多年的为官经历中，一直保持清廉正直、谦逊和顺的作风，在史书上留下了“直清有父风”的美誉。 谦恭谨慎 力戒恶习 柳玭说，我从小就听先辈讲授家训，谈论家法，“立身以孝弟(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这段话总结了柳氏家训的原则，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立身处世的基础;以谦恭有礼、不乱议论为立身处世的根本;时时怀敬畏之心，小心谨慎，勤恳节俭。不搞拉帮结派、意气用事那一套。他还说，“百行备，疑身之未周;三缄密，虑言之或失”。意思是说，即使是各方面都已经做得很好，也要时刻警醒自己是否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即使是再三谨言慎行，也还要时时提醒自己是否有失言之处。 柳玭还在家训中指出，有五种恶习会败坏名声、招致灾祸、玷辱先人、败坏门庭，一定要特别注意：一是追求安逸，不愿淡泊名利。二是不学无术，自己没有学问，还嫉妒学问高深的人。三是厌恶比自己强的人，喜欢谄媚自己的人，听到别人的好事，就产生嫉妒的心理，听到别人的坏事，就到处宣扬。四是好逸恶劳，嗜酒贪杯，觉得勤勉做事非常低俗。五是官迷心窍，巴结权贵一心升官。他认为，这些陋习比毒疮的危害更大。毒疮尚可用药物治疗，而一旦染上陋习，请医师医治都是无能为力的。他告诫子孙，前贤的训诫和近人的覆辙，都清清楚楚地记载着，你们要牢牢记住，引以为戒。 河东柳氏严格治家，形成了醇厚的家风，成就了一批杰出人物，他们的家风家训也被人称颂。柳玭的祖父柳公绰曾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柳玭的父亲柳仲郢入仕后，在重臣牛僧孺手下为官，他处处以其父为楷模行事，牛僧孺感叹道：“如果不是历代道德教化，怎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柳玭本人则担任过吏部侍郎、御史大夫、泸州刺史等官职，都享有清廉忠正的名誉。
聂继谟《诫子书》聂继模，号乐山，清湖南衡山县人。学以实用为主，期于济人利物，乃清代著名学者。事亲至孝，善医术。著有 《朱氏家训证释》、《乐庵集》。
乾隆年间，聂继模写给儿子聂焘（镇安县令）的家信，言居官之道，字字珠玑，发人深省，为历代家训上乘之作。
尔在官，不宜数问家事。道远鸿稀，徒乱人意，正以无家信为平安耳。尔向家居本少，二老习为固，然岁时伏腊，不甚思念。今遣尔妻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怅恋，想亦不过一时情绪，久后渐就平坦，无为过虚。山僻知县，事简责轻，最足钝人志气，须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无事寻出有事，有事终归无事。今服官年余，民情熟悉，正好兴利除害。若因地方偏小，上司或存宽恕，偷安藏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无论将来，不克大有所为，即何以对此山谷愚民，且何以无负师门指授？此乃尔下半生事，与父母毫无干涉，儿孙更无论也。见《答黄孝廉札》，有“为报先生春睡熟，道人轻撞五更钟”句，此大不可。诗曰：“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居官者，宜晚眠早起，头梆盥嗽，二梆视事，虽无事亦然。庶几习惯成性，后来猝任繁剧，不觉其劳，翻为受用。长公负文章遭时不偶，愤激而谈，何必拾其唾余耶！山路崎岖，历多虎患，涉水尤险，因公出门须多带壮役，持鸟枪夹护，不可省钱减从，自轻民社之身。又，不可于途中旅次过行琐责，此辈跟随，亦有可悯。御之以礼，抚之以恩，二者相需，偏倚则害。流民在衙供役者亦然。杨五欧死四十七，待决；周三谋杀王三儿，增福立斩。合计除去五患，人咸为尔庆。我每思及，翻觉蹙然。李忠定公譬此辈犹乘虚火生，火降水升，仍化为精。痰与精岂二物，而顷刻变化如此。天下无德精而仇痰者，皆自吾身生在反身而已。此后，须设法处置，无使数千里外老人魂梦恶也。尔家书屡言办过军需并未赔垫，此殊可疑。湖南州县无不赔垫者，况尔初任，几户穷民，额粮不满二里，又适逢荒歉之际，肯于此时，加一分恩，全活实多，兼可不误大件（注：应为计）。人笑尔迂，我心弥喜。若云全不赔垫，则将取之谁耶？尔本曲为此言，冀宽我心，犹为有说。后闻寄尔母舅书，内言赔垫多端，恐贻父母忧，嘱其婉为开劝。尔视我为何如人？好消息，恶消息，以善养，不以禄养，彼闺阁中人，能分晰言之，况年跻八旬，须眉老翁哉？此后，凡遇上司公文，关系地方兴除须设法行之，至万不能为而后已。大抵自己节省，正图为民间兴事，非以节省为身家计。同一节省，其中殊有“义”“利”之分。如此，俸薪须寄回，为岁时祭祖用，倘有参罚，即不必如数寄，毋致上欺祖宗，且可为办事疏忽戒。养廉银两，听尔为地方使用。通邑仅得二社，即须谋增建，穷戚友亦不宜恝然。江西祠堂族谱告成，应帮助梓费。族老向受陈大中丞厚恩，求得数言弁简，我知万不能致，已将戊辰年批尔禀语庄录付去，欲其刻入编端，尔其念哉。若将来有负期望，无面目入祠堂矣。京师乡老，重修会馆，此是义举。既有札通知，须量力应答。年谊中曾有以诗句送赠者，须有以报之。如一时不能，不妨迟致，切不可以空札告穷苦。此最是习气惹人厌骂，且非诚心待人之道。往省见上司，有必需衣服须如式制就，矫情示俭实非中道。知州去知府尚远，然既属直隶州，即当以知府相待，须小心敬奉，又不可违道于求，尽所当为而己。凡人见得“尽所当为”四字，则无处不可行。官厅聚会，更属是非之场，大县遇小县，未免骄气，彼自器小，与我何预。然切不可以小县傲之，又不可存鄙薄心，须如弟之待兄，如庶子之待嫡子，如乡里人上街，事事请教街上人，可否在我斟酌。诚能感人，谦则受益，古今不易之理也。官厅之内，不可自立崖岸与人不和，又不可随人嘻笑。须澄心静坐，思着地方事务。若有要件，更须记清原委，以便传呼对答。山城不得良幕，自办未为不可。但须事事留心，功过有所考验，更须将做错处触类旁通，渐觉过少，乃有进步。偶有微功，益须加勉，不可怀欢喜心，阻人志气。“瓦雀虽小，肝胆周全”，此虽俗语，殊为亲切。镇安向来囹圄空虚，尔到任后颇多禁犯，但须如法处治，不可怀怒恨心，寒暑病痛，亦宜加恤。我虽非官医，每入禁，视囚病痛，给以药物。十余年来，父母官因尔通籍，不便延我入禁视病，然我自乐为之。尔母亦亲手作丸药，益以此为事。尔体此意，自宜于牢狱尽心。山中地广人稀，责令垦荒，原属要着，但须不时奖劝，切不可差役巡查。如属已业，不可强唤，遽行报官，有愿领执照者，即时给付，不可使书吏措索银钱。日积月累，以图功效。秀才文理晦塞，耐烦开导，略有可取，即加奖劝；又当出以诚心庄语，不可杂一毫戏嫚。此二事，皆难一时见功，须从容为之，不可始勤终倦。我最爱雷先生与尔书云：“种子播地，自有发生”。尔在镇安，正播种子时，但须播一嘉种，俟将来发生耳。知县是亲民官，小邑知县更好亲民。做得一事，民间就沾一事之惠，尤易感恩。古有小邑知县实心为民，造福一两件事，竟血食千百年，士人或呼某郎、某官人、某相公。视彼高位显秩，去来若途人者，何如哉？蒲城罗明府名文思者，查乡会年谱都无其人，在省契合，且多劝勉，此最难得，宜相处在师友间，然不可以此望之人人。尔性狷介，吾不虑其不亲贤，虑过以贤望人也。州县中，闻亦在曾系中丞公加意者，卒挂白简，可见大人爱赠至公无私。尔蒙格外勉望，吾既喜复忧，尔能自忧，即吾之喜也。曾子云：“莅官不敬非孝。”我老矣，因尔作官，益信此言。尔母步艰，断难远涉，彼虽继母，育尔如生，见尔妻子赴任，强为欢送，又时以好言慰我。然枕席有涕泣处。糟糠之妻，布裙芋钗，安之若素，不致累尔。万水千山，来此穷乡，情殊可念。尔当相待以礼。凡有不及，须以情恕，官场面孔，毫不宜施。镇邑僻陋，尔子不致染公子习气，吾无他虑。公余宜课以读书，尔亦藉此得与黄籍相近。《二希堂文集》寄阅，《张龙湖集》暂不寄。律文寄奥，字字研究，《中庸》所谓有宪章即此也。讵得以法家者言忽过。护送人等，嘱令到即回家，勿听久留署。闻尔士民时时念我，足见风俗淳古。我身健尚能复来，得睹地方起色为乐。余言尔妻自悉，不暇谈。
《诫子书》原文自汝行之后，恨恨不乐，何哉？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过。日月可爱也！故禹不爱尺璧而爱寸阴。时过不可还，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未必读书，并学做人。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妻子者，欲令见举动之宜，效高人远节，闻一得三，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际也。行止与人，务在饶之。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皆用情实道理，违斯败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无惜也。【译文】自从你走了以后，我闷闷不乐，为什么呢？因为我确实老了，所依靠的就是你们了，但都不在跟前，使我很不安。人生在世，很容易过去。所以时间非常宝贵。大禹不爱直径一尺的玉璧而爱很短的光阴，是因为时间一过就不会回来，如同年纪大了不能变为少年一样。盼望你早有作为，不光是要读好书，并且要学做人。你如今离乡背井，跋山涉水，离别弟弟，抛妻离子，是想看到你会做人行事，学习高士的远大节操，听到一就能得到三，立志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你时时不可不慎重啊！善与不善的关键，就在这里了。你的行为举止，对于别人，总要宽容为好。说话要经过思考才出口，行事要经过周密考查才能做，说话做事都要合情合理，违背这些就会失败。为父想使你成材、向善，除了不能牺牲你自己的生命外，其余都在所不惜。这篇训文是王修写给儿子王忠的，写得很朴实，很自然，很亲切，很有人情味，很让人动感情。王修是北海郡营陵（今山东昌乐）人，三国时曹魏名士。在中国《二十四孝》中有《王裒哭坟》的故事，讲的是西晋时有个叫王裒的人十分孝顺，他的母亲生前害怕打雷。后来母亲病逝，王裒每听到下雨打雷，就会想起母亲，跑到母亲的坟前为坟茔遮风挡雨，对着坟茔说：“母亲不要怕，儿子在这里呢。”王裒不是杜撰出的人物，他就是王修的孙子。王修有两个儿子，长子王忠，后来官至东莱太守、散骑常侍。次子王仪，就是王裒的父亲，他曾任司马昭的司马。魏吴东关之战中司马昭指挥失利，曾在营中问：“战斗失败是谁的责任？”王仪性格耿直，回答说：“是军师的责任。”司马昭怒道：“你是在指责我吗？”于是一怒之下斩杀了王仪。这件事在当时就影响很大，致使东关之战后，司马昭受到处分，而王裒终生归隐田园教学，不入司马氏为官。无论是王仪的刚正不阿，还是王裒的仁孝，都与他们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因为王修就是一个仁孝、忠勇、正直无私的人。王修七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而去世的时间恰恰是当地社祭的日子。于是每到社祭的时候，王修就会想起母亲，哭泣不止。据说当地人被王修感动，后来竟然停止了社祭活动。王修二十岁时到南阳游学，住在南阳张奉家中。不久，张奉全家人都得了疾病，一时间没人照顾。王修就照顾张奉全家，直到他们都回复健康。汉献帝时，王修被孔融召为主簿。他帮助孔融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维护了北海的稳定。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经过一番角逐后，最终长江以北形成了曹操与袁绍对峙的局面。袁谭是袁绍的长子，他击败孔融后封王修为治中从事。袁绍官渡战败病死后把大权传给了小儿子袁尚，作为长子的袁谭十分不满，和袁尚反目。兄弟间展开战斗，袁谭攻袁尚，战败后退回南皮。王修便率兵来救袁谭，并劝导兄弟应该和睦，但是袁谭拒绝。结果坐山观虎斗的曹操渔翁得利，击败袁谭。袁谭也死在了乱军之中。当时王修负责向乐安运粮，他听说袁谭被曹操攻击，赶紧带着手下仅有的十来人前去援救。可刚走到高密，就传来了袁谭的死讯。王修听后，下马号啕大哭，说：“我已经没有主君可归啦！”随后王修带着他这十几名运量兵去见曹操，向曹操乞要袁谭的尸体。曹操见到王修，默不作声，只是观察。王修却哭着说：“我受袁氏厚恩，如果能让我先收敛了袁谭的尸体，再杀我，我也没什么好怨恨的了。”曹操听完，不但答允了王修的要求，还把王修收为己用，并依旧让他做运粮官，随同部队向乐安前进。袁谭死后，袁谭的部下大都投降了曹操，只有乐安守将管统坚守不降。乐安被攻破后，管统被曹操擒获。曹操让王修处死管统。然而王修认为管统是亡国忠臣，不仅抗令，还为管统解开了绑缚，并将事情经过禀告给了曹操。曹操听后，也十分高兴，将王修、管统一并赦免了。袁氏的法律比较松，在袁谭手下做官的人大多财产丰厚，。曹操占领南皮后，亲自去拜访了王修的家，发现王修家中陈设很是不同，财富不多，书籍却不少，这让喜欢读书的曹操更看中王修，立即给王修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建安213年，王修被曹操任命为大司农。不久严才叛乱，带领部众攻击铜雀台边门。王修知道立即召集车马，可是车马调动太慢，一时半会难以集结。于是王修当机立断，带着司农府内的十几名官差徒步奔向铜雀台。曹操在铜雀台上远远望见，欣慰地说：“这最先赶来的一定是王修。”【点评】都说言传身教，看王修生平，及子孙史实，我是相信的。古代《二十四孝故事》因阶级时代局限，虽多浮夸不真，但忠孝传家的核心古今是不便的。编写稿子时，热搜榜上看到济南出现大学生杀母的人伦悲剧，感到非常震撼。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本着不传谣的态度不想更多揣测，这是对生者、死者，以及社会秩序的负责。但我相信，天之道行于理，人之道行于情，若苟存于天地，必先行于情，立人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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