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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1-16 15:22:5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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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州警列２０１７．０９　Ｎ　ＺＨＯＵ　ＸＵＥ　ＫＡＮ　马踏飞燕折射出的马神崇拜研究　张　翼　摘　要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奔马铜雕，是在马神崇拜心理影响下的汉时期“天马”典　型形象的具象化展现，还折射出中国古代动物崇拜思维中的一种类同化迁移现象，龙作为想　象的动物，对其的崇拜以一种“以类度类”的思维方式迁移至具象的、现实的马神崇拜中。　关键词　奔马铜雕；马神崇拜；天马；龙马结合；类同化迁移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３４９２（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３０—０５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马作为一种精神意象符号，始终受到关注，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马　已经成为中国文人一种较为稳定的内在价值象征符号。１９６９年，甘肃武威市，出土一件奔马铜雕，马　做奔驰状，三足腾空，头微向左，昂首扬尾，右后足踏在一只飞鸟上，飞鸟体形较小，展翅回首，尾端有　一孑Ｌ。奔马铜雕形制的特殊性折射出了古人对于马的崇拜，其本质是一种对龙的崇拜的迁移，是古　人对于诸如龙的类同化效应的“以类度物”的思维体现。本文从中国古代马神崇拜的渊源与历史原　因人手，通过文献中的马神祭祀以及天马传说的梳理，将汉时期的“天马”的传说与典型形象与龙的　崇拜联系在一起，力图通过另一个新角度，对雷台汉墓的奔马铜雕的价值与其符号意向做一浅析。　一、马神崇拜的历史渊源与原因　中国古人就对马有一种天然的崇拜，从文献资料中可以得知，从周代起，就存在国家祭祀马神的　仪式，但此时的马神也各有不同，按季节、按祈愿的事件不同，分别祭祀马祖、马步等诸神。《诗经・　小雅》中的《吉日》有这样的记载：“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毛诗》中将“伯”释为：“伯，马祖也。重　作者简介：张翼，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学专业博士生。　１３０　
物甚微，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为：“稠牲稠马”。《说文》释为：“诸　祷牲马祭也”。郑玄注《三礼注解》引杜子春言，释为：“稠，祷也。为马祷无疾。以伯证祷马。”此外，　据《周礼・校人》记载，周时已经形成春季祭马祖，冬季祭马步，夏季祭第一个养马的人，秋季祭马社　的传统。根据以上叙述皆可以反映出对于马的祭祀，通过对“伯”的祭祀，祈祷马健康成长，无病无　灾；季节不同，祭祀的马祖或马神也不同，所承载的祈愿的功能性也不相同。通过祭祀的反复性与细　分，可见马对于当时周人生活的重要性。　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社会巨变与社会发展进化，尤其是骑兵兵种的出现，使得马的重要性有了极　大的提升。《汉书》中的《叙论》中甚至有诸如“类杩厥宗”记载，应劭作《汉书注解》中释日：“杩，马　祖也。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其中既有对祭祀的记载，还将骑兵的作用，特别强调了马的军　事作用。　马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成为马神崇拜的重要原因。随着马被用于驿站、交通、农耕等社会生活　领域，马在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也逐渐得以体现，马神崇拜逐渐被扩展且根植于民族心理中。　此种尚马之风至隋唐时期依旧可觅寻踪迹，《隋书・礼仪》中载：“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马祖　于大泽。仲夏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并于大泽，臂以刚日，牲用少牢，如祭马祖，埋而不燎。”从中可看　到祭祀马神的仪式一直到隋依然基本沿用古制，虽然部分仪轨随着时代变迁有所更改，但祭祀活动　的整体过程依然没有变化，这种对马神的崇拜从民间影响到了帝王，隋史中记载隋炀帝在出兵辽东　前，专门搭建祭台，不仅亲自登台祭马神，还专门祭祀先牧，即最先御马之人，以祈求战事顺利。　综合以上叙述，马神崇拜古来有之，这种动物崇拜有别于图腾崇拜的确定性因素，而是一种与社　会、经济、军事息息相关的动物崇拜，特别是汉时期由于军事目的对于马匹的特别关注，使得马神崇　拜具较高的合理性。《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呈表请奏造马式所言：“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安宁则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　二、马神崇拜心理下的天马传说　受到军事与政治的影响，汉时期的马神崇拜显得尤为突出，马神也逐渐开始了由神圣向世俗嬗　变的过程，由最初的祭祀对象转变为一种马品种的范式。这个嬗变的过程展示了一种古人对动物认　识上与思维上的变化，即由抽象的神圣思维，转变为一种具象世俗思维；但这种转变需要由一种间接　式形象作为神一物之间的连接，于是，天马形象成为连接神圣与世俗的桥梁。　早在上古时期，就有关于天马的记述，《山海经・北次三经》中载：“马成之山……有兽焉，其状　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日天马……”这则记载中的天马显然有过多与实际不符的情况，从中　也凸显出先民对于马的初步认识。关于天马相对具象的记载始于汉武帝时期，据《史记・乐书》中　载：汉武帝“尝得神马渥洼池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相传有人在渥洼池看到天马出水，并设计捕捉　后献给汉武帝，汉武帝见此马的体态丰腴，精神矍铄，认为是太乙神所赐的宝马，于是为其取名为太　１　３１　
乙天马，从此，渥洼池便以天马出世驰名。　从出土文物来看，汉代天马的典型形象应属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奔马铜雕。首先，从奔跑的形　态上来讲。清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引《海客日谈》的一段关于良马奔跑姿态的叙述：凡善走之马，　前蹄之痕印地，则后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谓之“跨针”。马蹄之下有两空处，名日“灶门”。铜奔马　的造型姿态即为此型，右后蹄已在抬起的左后蹄之前着地，其“后蹄之痕”，也必定“反在前蹄之先”。　整个铜雕将“跨针”与“灶门”表现得非常清楚，这是良马的根据之一。其次，从速度的体现上来讲。　根据帛书《相马经》所描述的关于马的速度的描述，有“袭乌”与“逮乌鸦”之说，由此推断，奔马铜雕　右后蹄下的飞鸟本体应为乌鸦，但不排除“乌”或“乌鸦”可以是任何飞禽的代称，且此飞鸟的本体目　前尚存争论，之后会论及。《相马经》中将良马速度的品级分为“野无禽”和“逮乌鸦”两类，前者速度　超越一切走兽，后者速度超越飞鸟。以此来看，铜奔马的速度体现是与这种说法直接相关的，且不论　鸟的本体为何物，单以形制而论，铜雕所体现出马的速度品级应为超越一切飞鸟的后者。　以上叙述可以做出基本推断，统治者推崇以及社会环境、军事目的的共同影响下，结合生活实　践，马的形象由一种神化的抽象向具象形式的范式嬗变，雷台汉墓出土的奔马铜雕应为这个阶段中　的马的范式的体现；从其功能上来讲，作为一种抽象思维向具象思维转换而出现的桥接物，成为古人　由抽象“马神”至具象“天马”的思维转换。　三、龙马结合——龙崇拜的类同化迁移　想要解释清楚龙与马的结合问题，首先应该从思维发展上人手。作为人类思维发展的阶段性特　征，也属归纳推理类思维的特殊一类，类同化迁移现象在各国的原始崇拜与原始信仰中都有较为集　中的体现，之所以称其为特殊，是因为这类思维在西方传统逻辑学中，始终受到冷落，原因可能在于　西方逻辑学中的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亚里士多德和培根使其体系化之后，很少有人问津，类同化迁　移只属于附属提及的部分，但不得不说的是，类同化迁移思维与类比逻辑，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原始阶　段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思维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无疑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　如果以人类思维发展历程作为标杆，感性思维先于理性思维，感知先于逻辑，类比逻辑与类同化　迁移过程始终渗透于人类思维发展的过程中。　（一）形态类同化迁移　但从形态上的类同化迁移，属于较为触及的类比逻辑控制下的行为。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神　话中，盘古的双眼化为日月，眼球的球体形态与日月的球体形态以及数量形态的合一性，促使此种叙　述的诞生，但将这种现象简单归因于类比逻辑和类同化迁移过程，显然有些片面，因为神话的类比，　并不只具有修辞学中的比喻这一特征。神话作为原始先民的解释性创造，主要功能是认知的而非审　美的，但并不妨碍其中暗含的推理思维方式的运行。也就是说，即使事物Ａ与事物Ｂ在本质上毫无　共同之处，但只要形态上某一项相似，就可以将其等同，而上例中，盘古的眼睛与日月不仅外在形态　１　３２　
上相符，同时在数量形态上也复合，固会有此推理。以此法反推，龙形象的产生与龙出于水的特性，　也可以得到另一个角度的阐释。　龙，在古人心中是一种既熟悉又神秘的存在，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与象征，龙的起源、形成、形象　等一直作为学界讨论较多的问题，闻一多先生认为：最早的龙图腾产生于上古伏羲时代。作为一种　活态的动物图腾，其形象始终处于一种非恒定的状态，文献中对龙的记载也有诸多不同。《山海经・　海外西经》载：“龙鱼陵居，其状如狸，一日缎。”《尔雅》载：“鲵之大者谓之缎。”可见，龙的原始形象之　一是水生类蜥蜴生物，固有学者提出，龙的原型应为扬子鳄。如果将龙的形象原型以水生爬行类动　物，那么龙为何出于水，又能够腾云驾雨，则可以视为形态类比逻辑下类同化迁移的产物。　（二）属性类同化迁移　相较单从形态出发的类比逻辑，对事物属性的认识与类比显然反映出思维能力的发展，开始由　感性思维向简单的理性思维，由简单的形态认识向本质认识的进化。“以己度类”、“类万物之情”皆　属于更高层次的类比逻辑，也可看作是一种对事物情感属性认知的高层次的拟人化类比。《周易・　乾》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睹物。本乎天者亲上，　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周易》中屡见不鲜，卦象与一些列不同种类的物象对应，也出于某　种想象性的属性类比，由此而推断出某一事物在一定时间、空间、动静、功能等层面的情感属性或性　质。面对日常生活中繁多诸如黑白、动静、善恶等基本属性的类别式对立，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　为建立在类比逻辑上的必然性结果。　（三）“以类度类”式的类同化迁移　并没有证据表明类比逻辑的发展有稳定的先后阶段关系，作为另一种形态的“以类度类”从发展　水平上似乎更加高级，包含简单形态类比与属性类比的综合型类比思维，从实质上讲，更像是一种对　事物“同构”的反映，也是人类逻辑思维水平提高的必然节点，但不得不承认，这种建立在前综合思维　基础上的类比逻辑思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逻辑思维，还不能实现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程序，这个　阶段还依然执行神话思维控制下的从具体到具体的类比逻辑程序（即便某个具体概念是由想象构成　的），这种类比逻辑的客观基础，是两个具体事物间的同构对应关系。换言之，也就是若事物Ａ与事　物Ｂ的构成元素之间有单一同构对应关系，那么两个事物域便可视为同构；“由于发现了同构关系，　在某一领域中获得的所有认识就可以立刻搬用于任何同构领域”。①如果将龙马结合置于此种思维　之下，那么用符号化表现出应为一下形态：　龙｛四肢，②尾巴，高速运动，出于水｝　设：马与龙同构　所以马｛四肢，尾巴，高速运动，出于水｝　①参阅陶伯华《试论类比推理的逻辑解构与认识功能》一文观点。文中引述魏耳《论数学的哲学》１９３４年版，　第５４、５５页，转引自陶文，栽《求是学刊｝１９８４年第３期。　②按照“龙”的形态的发展，夔龙为一足，应龙为四足。　１３３　
由于龙有（四肢）、（尾巴）、（高速运动）……．　设：龙与马同构　所以：龙与马不论在形态还是内质上皆可同构。　也就是说，由于龙与马同构，只要龙有的特性，那么马也理应具有同样属性。这是一种从个别到　个别，从具体到具体的推论方式，这些同构问对应的类同化迁移过程，不会考虑基本前提的根基如　何，形态、属性、性质的异质，只要一项成立（即便是想象中的事物或想象中的成立），就可以一直推导　下去。　对于龙的崇拜长期不衰，处于一种“以类度类”的类化认同效应的作用下，将马的一些神态、动作　与风韵视为与未见实体的龙的类同化，于是出现了“天马出于水”的一系列的认同与附会。从文献上　看，商周时期已现“以龙喻马”的记载，《礼记・礼运》云：“河出马图。”孔颖达引《尚书中侯・握河　记》释为：“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河。”对于良种马的比喻，《周礼・夏官》载：“马八尺以上为龙，　七尺以上为睐，六尺以上为马０”《吕氏春秋・本味》载：“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　龙马并称，形象化地寓寄了中国古人关于龙马同类的尊崇心理。《史记・平淮书》云：“飞而在　天则为龙，行而在地则为马。”在中国朴素辩证法的“二元论”影响下，龙被喻为天，而马则被喻为地。　李鼎祚作《周易集解》云：“干宝日：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也。”乾为　阳，坤为阴，由此可见，在古人的二元式朴素辩证中，龙与马犹如阳与阴一般相伴相生。依据此种观　点复观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奔马铜雕，关于马踏之鸟为何的问题，笔者认为应以“二元论”辩证法的　两级，龙与马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相较于龙为纯阳，马则为阴，反映至奔马铜雕中，则马象征阴，飞鸟　与龙的功用相同，作为纯阳的变体形象出现，依据《淮南子・精神训》载：“日中有跋乌。”高诱注：　“跋，犹蹲也。谓三足乌。”固此飞鸟，应与龙相同，象征纯阳，而结合之前所提及《相马经》中对良马　速度品级的分类，应是为了造型之美以及制作马式而将本来象征阳的龙，变换成同样象征阳的跤乌。　四、结语　武威雷台汉墓奔马铜雕的出土，为汉代祭祀马神的历史事实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使历文献与　文物发现相吻合把汉代马神崇拜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反映了我国古代特别是汉代马神崇拜，根　本根源上体现出古人对物思维上由抽象的具象的转换过程，通过对马神作为精神崇拜中的类同化效　应的解读与简单溯源，以一种新的角度阐释马神信仰，受限于个人水平与资料的缺乏，还只能以较为　表面化的方式进行探讨，力争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　责任编辑：贺永泉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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