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真心英雄
演讲人：康震
讲师简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李白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各类学术著作4部，先后荣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5项，主持、参与的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4项。
内容简介：这是一个个被后世仰望的传奇名字——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唐宋八大家”到底有着怎样独特的个性魅力？他们的人生传奇和道德文章，又会留给后人怎样的启示？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得“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这两个人也被后人并称为“韩柳”。
晚唐时代，“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到了北宋时期，以欧阳修、王安石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再次掀起新一轮的古文运动，使散文重新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苏轼，中国古代最传奇的文化巨人；苏辙，比苏轼可能还要劲爆的激情政治家；苏洵，布衣之身却名扬天下；曾巩，躬耕乡野却能一鸣惊人。他们共同提倡质朴自由、不受格式拘束的散文，反对讲究对仗工整和声律铿锵的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从2010年1月开始，《百家讲坛》栏目先后分四部播出了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作为整个系列节目的收尾，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盘点？今天的人们将如何来解读“唐宋八大家”呢？
全文：
我们讲完“三苏”之后，“唐宋八大家”的每一位大家就都给大家介绍过了，我们很有必要对这样一个大的系列进行一番总结和盘点，归结起来看“唐宋八大家”这个跨越时代的文人群体，他们的总体成就是非常高的，如果没有“唐宋八大家”这些作家的创作和他们的思想和人格，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思想史和文化史就会失色很多。
“唐宋八大家”这八个人，他们总共创作了将近9000首诗词，12000多篇文章，人均2600多篇诗文。在“唐宋八大家”当中，寿命最长的是苏辙，七十三岁；寿命最短的是柳宗元，四十七岁，年龄都不算很大，甚至柳宗元应该说年龄很小，算英年早逝，所以在这么短的生命历程当中创作了如此大量的精品，应该说，创作的业绩是惊人的。
“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总体来讲是非常辉煌的，这八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做过宰相或者副宰相（欧阳修、王安石、苏辙）；还有四个人担任过翰林学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还有三个人担任过中书舍人（苏轼、苏辙、曾巩）；有七个人是进士出身（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还有六个人担任过地方的最高行政首长（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可以这么说，“唐宋八大家”的阅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政的一个缩影，这是他们的一些共同特点。
他们每个人又有着不同的方面的特色，比如韩愈和柳宗元，他们是唐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代的“古文运动”就是从他们两个人的手里倡导起来，并且是主要的创作的主力，如果没有韩愈和柳宗元，就不可能有“唐宋八大家”这个序列的开始形成。
再比如欧阳修，欧阳修是一代文宗，是文坛的领袖，他在宋代的地位相当于唐代的韩愈，但实际上他在宋代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当时韩愈在唐代的影响力。欧阳修本人不仅众体兼备，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他还是史学家、金石学家，他的创作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在宋代的其他六大家都跟他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要么是他的学生，要么是因他的奖掖而声名远震的，所以在北宋欧阳修有着特殊的不可磨灭的功能。
王安石在八大家当中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人，他是这八大家当中唯一一个宰相，也是八大家当中最大的政治家，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争议也最大的改革家。
苏轼我们刚刚讲过，他在八大家当中是一个最全面的天才，中国文化史如果没有了苏轼的身影，我不晓得应该怎么讲。他的创作也是天才的、全面的，最重要的是，他无论在士大夫阶层还是在民间，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其他七个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方。
苏洵，苏洵好像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比较黯淡的，事实上苏洵几乎是完全靠着自学而成才的，而且他写的文章，上追孟子、荀子，中承韩愈、欧阳修，下开苏轼、苏辙，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的意义，他的《六国论》是中学语文课本当中经常要选的名篇，这就足以说明他的才华。
苏辙，苏轼的弟弟。很多人觉得他是沾了他哥哥的光，事实并非如此。苏辙的才华是很卓越的，苏辙是在八大家当中跟他的老师欧阳修同样存在的两位副宰相，能做到副宰相并不简单。
曾巩，曾巩好像就更黯淡了，我们原来讲到曾巩的时候，说有一种“七加一”的感觉，这好像对他评价很低是吗？对，曾巩中进士的年纪比前边所有中过进士的人年龄都要大，他到三十九岁才中了进士。苏洵当然一生都与进士无缘。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曾巩）十八岁就开始在家里操持家务，他在家乡整整宅了二十一年，到了三十九岁头上才考中进士。与这个迟到的进士形成相映成趣的一个事实是，他的家族里边，在他的带领和教育下，在十年当中有十个人考中了进士，这是非常罕见的，这个功劳应该归功于曾巩。
所以我们说，“唐宋八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别人不可替代的闪光点，因此他们的组合是一个超级组合，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有着卓越的业绩和才能，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个超强的组合，成为了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段奇迹。
“唐宋八大家”在当代的影响也非常大，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现在的七个出版社所出版的语文教材当中，文言文的部分，“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占了四分之一，“唐宋八大家”的诗文占了5%，这就意味着当一个中学生要学习一篇文言文的时候，他每学习四篇，其中一篇就是“唐宋八大家”的，如果他学习一首古诗词，那么每二十篇当中有一篇是“唐宋八大家”贡献的，这就意味着如果抽掉了唐宋八大家，我们的语文基础教育，特别是文言文的教育、古诗词的教育是严重缺失的，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唐宋八大家在当代教育中的重要性吗？足以说明了。
解说：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唐代的两位大家，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们有感于隋唐以来骈体文讲究对仗工整、辞藻华丽，却由于迁就句式，堆砌辞藻，往往影响内容表达，因此提出恢复古文文风，也就是先秦两汉的散文，这种文体的特点是质朴自由，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这就是著名的“古文运动”。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和柳宗元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得“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这两个人也被后人并称为“韩柳”。那么，康震教授如何对韩愈和柳宗元做出独特的点评呢？
首先是韩愈，韩愈如果我们要评价他的话，我想用两个字可以概括他的一生，就是“刚毅”。苏东坡曾经评价他说，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什么意思啊？说他的文章超越了前代，开创了文章写作的新时代；他倡导的儒家的思想，致力于拯救当时日益衰疲的唐朝；他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而且是敢于上谏的忠臣，直接上谏皇帝，敢于触怒龙颜，这个勇气可嘉；同时他孤身一人深入叛军的巢穴，说服了当时的叛军，让他们没有制造更大的动乱。
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讲，韩愈是在八大家当中唯一一个有着真正的军旅生涯的文人，也是唯一一个曾经孤身深入叛军的虎穴与叛军周旋的这样一个文人，从这点上来讲，他在八大家当中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我们说韩愈在“唐宋八大家”当中，他不但是一个思想家，他还是一个教育家；他不但是一个政治家，而且他还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参谋，他还是一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善于实践的忠臣，这样的人物在古代文人当中并不多见，所以我们用“刚毅”来形容他对于儒学的捍卫；对于当时叛军的态度；对于敢于上谏的这样一件事情的态度，我觉得是完全适宜的。
柳宗元，柳宗元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就是“拯救”。我们知道他跟韩愈刚好相反，韩愈是从开始考科举到开始做官就没顺利过，他的前半生一直是磕磕绊绊、踉踉跄跄，到了后半生的时候才渐渐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柳宗元跟他恰恰相反，从二十一岁开始中进士，一直到三十二岁做了礼部员外郎，六品，顺风顺水，干得漂亮极了，如果不是因为后来跟了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可能不久他就做了副宰相也未可知。他从三十二岁被贬永州，后来又被贬柳州，一直到四十七岁再也没有能回到长安老家，客死他乡。在被贬的岁月里边，他一直处在一种郁闷、纠结和沉痛当中，文学就成为了柳宗元拯救自己灵魂最可宝贵的良药，作者真正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全部地融入到了山水和自然当中。韩愈在给柳宗元写的墓志铭里边说得好，说柳宗元来到了永州，就把自己放到山水里边遨游、翱翔，他有多大的不痛快，就把这不痛快都释放到山林、水野、泉石之间，所以他的才华一经触碰自然山水，立刻迸发出了光彩。韩愈说，柳宗元被贬谪了，世间也许少了一位将相之才，但是却因此而多了一位卓越的文学家，究竟少了一位将相，多了一位文学家好呢？还是多了一位将相，少了一位文学之才好呢？这事只有后人才能评说，到底孰是失、孰是得，我不知道。其实我们知道韩愈的褒贬已在文中显现，所以我们讲柳宗元恣肆在山水之间，写出了很多精彩的山水篇章，这是他对自己灵魂、性命和生命的一次拯救，这文学的拯救一经迸发光彩，就必然可以成为所有人可以分享，并且可以疗救自己内心创伤的一剂良药。
解说：晚唐时代，“古文运动”趋于衰弱，出现了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到了北宋时期，以欧阳修、王安石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再次掀起新一轮的古文运动，使散文重新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那么对于北宋时期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和独特鲜明的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康震教授将会做出怎样独到的点评呢？
欧阳修也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太简单了——“宗师”。没法不宗，没法不师。他是北宋的大文学家，他的宋代诗歌、宋代的词和宋代散文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他是著名的史学家，主持编纂了《新唐书》，独立撰写了《五代史》，在《二十四史》当中，一个人参与两部史书的撰写，实在不多见。他是著名的经学家，对于《春秋》、《周易》、《诗经》都有精到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是金石学家，他撰著的《集古录》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金石学的著作。欧阳修还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的《六一诗话》开了“诗话”这种文学评论的形式。你说，光仅仅就文史领域，他的宗师级别就足够了。他还是著名的政治家，在地方任首长多年，在中央也任多种重要的职务，一直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还做过参知政事、副宰相，应该说欧阳修功德圆满，在政治上。欧阳修还有一样东西也堪称宗师，就是他具有一种特别的人格力量，他在政治上有一种很突出的品格，就是耿介不弯，特别地犟颈椎特别硬。宋仁宗对他有很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欧阳修上疏说了些狠话，仁宗皇帝就问旁边人说，哪儿冒出来这么个欧阳修啊？还挺厉害的。后来宋仁宗的接班人宋英宗专门把他叫来说，以后说话要注意，你跟宰相讨论问题，怎么能老质疑和问人家呢？你得商量着来，人家面子下不来。这皇上劝他。欧阳修在政治上的品格是非常刚直的，因为他在中央中枢系统核心部门担任重要的官职，所以他的这种品格颇为宝贵，给后人提供了榜样。所以我们说，他的学生苏东坡，苏轼后来评价他说，在唐代，唐代的孟子就是韩愈；在宋代，宋代的韩愈就是欧阳修。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实际上说明了他在思想史上的卓越的地位，也说明了他在北宋文坛上的领袖的地位，所以我们说用“宗师”两个字概括他是不为过的。
王安石，王安石用两个字来概括叫，“非常”。其实应该是四个字，就是“非同寻常”，简称“非常”。为什么说他“非常”呢？他真的很非常，在“唐宋八大家”当中，他是最为独特、最不寻常的一个。他的职位是最高的，宰相，宰相跟副宰相差别可大了。他也是后代争议最大的，曾经两度罢相，从古到今对于王安石的争论从来就没停止过。“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梁启超曾经写过一本《王安石传》，梁启超是革新变法派，他力挺王安石，说几千年来从夏商周到现在，最伟大完美的人物，偶像级的人物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的精髓不但在当时发挥着作用，就是到了后来，也被十九、二十世纪的欧美国家所吸取，而且他说应该给王安石塑一个大大的金像来供奉他，这是梁启超。可是骂他的人，骂他的人说猪狗不如，北宋灭亡了，宋高宗赵构评价王安石，说王安石蛊惑人心、胁迫神宗，导致国家混乱、纲常无序，最终北宋灭亡他是罪魁祸首。所以我们说后代的评价如此地反差，说明这个人物非常复杂，说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所从事的事业，也是非常复杂而多元。王安石最大的价值并不在于王安石变法这件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在于他在几百年前强力推动此事的时候所体现出的超强的革新的精神。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你变什么都行，就不能变祖宗的法度；就不能变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就不能变现行的制度，那就是说只要全是稳稳当当的，怎么都好办。王安石恰恰相反，他是要在变革当中谋发展，而不是在停滞当中求苟且，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传统当中最为宝贵的一支传统，所以他备受诟病，一生都有麻烦，死后都不得安宁，但这恰恰是王安石给予我们当代人最可宝贵的一个精神遗产，就是永远向前、永远变革、永远要创新，即便发生了错误，但创新的方向不能够停滞，创新的精神永远都不能消失。
解说：苏轼，中国古代最传奇的文化巨人；苏辙，比苏轼可能还要劲爆的激情政治家；苏洵，布衣之身却名扬天下；曾巩，躬耕乡野却能一鸣惊人。那么对于“唐宋八大家”中的这四位大家，康震教授将会做出怎样的精彩点评呢？
苏轼我们刚刚讲过，太熟悉了。苏轼要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我们可以找出很多两个字，比方说“旷达”；比方说“可爱”；比方说“诙谐”，但是我觉得这些还都不是特别地本质，以一个非专业人士的眼光，一个完全不是研究者的眼光来感觉苏轼，我恰恰觉得是比较准确的，我觉得还是“潇洒”这两个字比较恰当。苏轼不管是不是真的自己很潇洒，起码他在这几百年的时光当中给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感觉是真的很潇洒。但是我们知道，潇洒和浪漫一样，都需要勇气，也需要储备。有的人潇洒的水准不行，就变成撒泼了；有的人呢，潇洒得不够力度，与其说是潇洒，还不如说是自得其乐。潇洒是要影响他人的，是要成为一种个人的气象，它将人格、将人际交往以及对人生的感悟“混搭”在一起，扭结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个人的魅力，所以苏轼身上的潇洒，并不简单只是说甩甩袖子在风雨中走过、拄着竹杖、吟着诗句，没那么简单。在我看来苏轼的潇洒是建立在很多基础上的，比如说他确实是一个相当博学的人；他确实是文学艺术方面的一个全才；他确实有海纳百川的领袖的气度，他是北宋时期继欧阳修之后最大的士林的领袖，同时他也是一个经过生活的陶冶之后一个成熟的放达者，所有这些才有可能成就一种气质叫做潇洒。东坡的潇洒一般人很难学得来，为什么呢？他丰厚的知识就像湖水一样，他的灵巧的智慧就好像湖水从那个山口上流下来的瀑布一样，你要全是湖水，一汪湖水停在那儿，别人一个石子丢进去都不带有响的，也不知道你到底底下是污泥浊水还是清澈见底，但是如果它化作飞瀑，飞流而下，变成了活泼泼的人生智慧，那它就可以化解人间的很多矛盾，这是苏轼潇洒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苏轼）他爸爸苏洵，我觉得有两个字也很宝贵，就是“执着”。我们知道苏洵是大器晚成的，他不参加科举考试说明心中已然有了定数，他为自己而成长，而且相信自己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正因为有这样的底蕴，这样的自信，朝廷后来不是要求他去参加选拔考试吗？苏洵不去，而且他质疑当局，说既然我有才华，你看中我了，你还考我干什么？你们的作风太拖沓了，这事再拖下去等哪天我都那什么了，你们才来找我啊？就此对科举的制度提出抨击；就此对官僚的作风提出抨击；就此大发自己对官府的不满，这气是从哪儿来的？那是因为心中已经有了韬略，已经有了经史子集，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所以，一旦拥有了思想和知识，他就立于不败之地了，他就拥有了独立的人格，所以他就能够并且敢于执着。
下来是苏辙，苏辙呀，我想了很长时间，用两个字很难概括。我告诉大家我想过什么，我想过说“静水”，静水深流嘛，但我都是用两个字概括的，我用静水深流显得他很特殊，不好。我还想过“含蓄”、“韬光”、“养晦”？后来想他既不韬光也不养晦。那用什么呀？后来只能生编了一个词叫做，“冰火”，就是冰火两重天。我们都还记得，苏洵给他们哥俩儿起名字那个故事，说这个苏轼的“轼”是什么意思，苏辙的“辙”是说这孩子就是跟那车轮子的印一样，那车跑得飞快，跑了第一名，跟那辙有关系吗？没关系。车跑得太快了翻车了，跟那车印有关系吗？没关系。所以辙出于祸福之间，悠游自处，能够保其天年，这是他老爸对苏辙这孩子的观察，认为他非常沉静聪颖，有内涵，不外露。不像苏轼霸气外露，时间长了就容易出状况。苏辙是一个没有什么状况的人，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他的名字说得一样，他好像是一块沉静的冰。其实不是，这拳头攥起来放在腰间，如果突然打出去的时候是最有力度的，如果像苏轼似的成天把胳膊这么抻着，再打，那不就打不成，没有力度了吗？苏辙是常年把这个拳头放在腰间的，所以一旦出击，威力四射。所以我们说“冰火”这两个字用来概括苏辙是非常恰当的，看似对立矛盾，实则内在统一。
最后一位，曾巩曾南丰，曾巩用哪两个字来概括呢？我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量，我觉得是“醇正”，醇厚的醇，纯正的正。曾巩跟其他的七大家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与其他的七大家相比，曾巩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他肯定不是那道最亮丽的风景，那风景有人去争了，苏轼肯定少不了，他不是最亮丽的风景，但是他是最贴近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道风景，他是个普通人，普通到我们有时候都会忽略他，但是他在普通当中却做出了非同寻常的业绩。我有一个很突出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的光亮是借助了恒星的光辉，曾巩很像是一颗自己发光的星星，这颗星星的光亮并不耀眼，但是他通过自己的长期的积累和长期的阅读和长期的努力，发出了持久的、平和的光芒。你要去追赶苏轼，你要去追赶欧阳修，你要去追赶王安石会累死你的，还追不上，但是如果你把曾巩作为你的榜样，每天、每日、每月、每年都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你逐渐地可能就会变成曾巩，在你自己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可能已经变成了曾巩。如果你居然再接着努力一下，也许你会变成苏洵，或者变成苏辙。因此我觉得曾巩给我们的意义是，他提供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可能性，而不是给你提供了一支火箭让你立刻可以飞蹿到苏轼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曾巩对我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最醇正的目标，只要努力并且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所以我想用“醇正”来概括曾巩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对这八位大家都逐一地进行了盘点和总结，我们用了两个字来概括他们，是为了让大家更加醒目地牢牢地能记住他们的特点，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些特点有时候很难用两个字来概括。我自己感觉讲“唐宋八大家”讲了这么长的时间，如果在某一个晚上，我闭上眼睛去想像这些时代的英才，想像在我的讲座当中不断地显现的八大家的身影，我就会想到一首歌的名字，叫《真心英雄》，我觉得他们真是我心目当中的真心英雄，我热爱他们，敬佩他们，而且在讲的过程当中，跟他们有了深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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