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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水浒传》译本中国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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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翻译理论观照下的赛珍珠《水浒传》译本

摘要：后殖民翻译理论关注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认为翻译视其目的、策略与方法，既可以成为殖民霸权的共谋，也可以成为消解文化霸权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力量。杂合是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文化的相互交融的过程与结果，而翻译中的杂合是语言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具有彰显文化差异、促进文化间平等交流的积极作用。赛珍珠《水浒传》译本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杂合文本，主要表现为语言句式上直译与意译的杂合（汉语特征与英语特征的并存）、文化取向上归化与异化的杂合。关键词：后殖民理论；翻译；赛珍珠；《水浒传》；杂合
AllMenAreBrothers:APostcolonialistApproachtoPearlS.Buck’s
TranslationofShuiHuZhuan

Abstract:Postcolonialtranslationtheoriesfocusontheasymmetricalrelationsofpowerbetweendifferentnations,languagesandculturesandholdthattranslationcanbetheconspiracyofthehegemonicWestandaforcetofightagainstculturalhegemonyandethnocentrismaswelldependingonthepurposesandstrategiesofthetranslator.Hybridizationistheprocessandtheresultofthemixtureofdifferentnations,languagesandcultures.Hybridizationintranslationisaninevitablephenomenonoftheexchangeoflanguagesandculturesandplaysanactiveroleinflauntingculturaldifferencesandpromotingequalexchangebetweencultures.PearlS.Buck’stranslationofShuiHuZhuan(AllMenAreBrothersisafairlytypicalhybridtext,whichismainlydemonstratedbythehybridizationofliteralandliberaltranslationconcerninglanguageusage(coexistenceoffeaturesofChineseandEnglishandthehybridizationofdomesticationandforeignizationconcerningthetransferofculture-specificitems.
Keywords:Postcolonialtheories,translation,PearlS.Buck,ShuiHuZhuan(AllMenAreBrothers,hybridization
一、引言
赛珍珠一生扮演了众多社会角色，成绩显赫却饱受争议。作为作家，她著述颇丰，是众多文学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笔涉几乎所有文学样式：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传记、儿童读本，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实属罕见；作为社会活动家，她创办了东西方协会并担任主席，组建了专门负责收养领养或帮助亚洲弃儿和美亚混血儿的慈善机构“欢迎之家”和“赛珍珠基金会”，积极参与各种争取种族平等、男女平等的社会活动；作为翻译家，她第一个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70回全译本）介绍给了西方。但是，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她都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她翻译的《水浒传》，也历来是褒贬不一、贬多于褒。笔者在这里称其为翻译家也许会招来许多人的反对，但实际上，真正认真研究过赛珍珠翻译的人还不是太多，而从后殖民翻译理论尤其是“杂合”理论的角度来研究赛氏翻译者更是少见。本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笔者拟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观照下，考察赛珍珠《水浒传》翻译的目的、策略与效果，以期更为深入地揭示其译本的“杂合”特质，揭示其翻译活动的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彰显其作为翻译家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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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文学及翻译理论综述
依据拉曼·塞尔登（RamanSelden）等，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的分析研究与反殖民运动有着同样长久的历史，而1947年印度的独立（通常认为世界从此进入了后殖民时期。笔者）激起了知识分子和学界精英对这一问题的新一轮的关注和思考。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殖民批评也关注对各类“中心”的解构与消解，其显著特点在于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被忽视了的西方和第三世界间的权力关系，让人们看到了西方的价值观、思想和文学传统以及种族中心主义对非西方文化的压迫和边缘化，（Selden，Widdowson&Brooker,2004：221-222）也让人们更加关注被排挤到边缘地位的殖民地（弱势）文化对宗主国（强势）文化（中心）的消解。
随着上个世纪80年代以降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在翻译研究中不再局限于寻找文本内语言层面上的对等与忠实，翻译与社会文化、政治的关系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后殖民理论也很自然地被引入到了翻译研究里，为人们重新认识翻译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正如著名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尼特（SusanBassnett）所言，“我们不得不承认尼南贾纳所说的翻译中包含着控制策略。‘翻译强化了殖民者所描绘的被殖民者的形象，使被殖民者获得的只是爱德华·赛义德所称之谓的没有历史的再现或事实（尼南贾纳，1992）。’”（Bassnett&Lefevere，2001：129）巴斯尼特在这里引用的是尼南贾纳（TejaswiniNiranjana）的《为翻译定位：历史、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语境》一书，在该书的“导言”里，尼南贾纳将后殖民语境描述为“各种相互质疑的言论试图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关系。”（尼南贾纳，1992：1）这种“不对称和不平等关系”不仅存在于后殖民时期，也同样存在于殖民时期，而翻译作为一种殖民话语，“作为一种实践”，“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ibid.）尼南贾纳在书中讨论了英国东方学者威廉·琼斯（WilliamJones）将印度法典《摩奴法典》翻译成英文的情景。琼斯在他到印度之前，就已经制定出了翻译印度法的方案。他认为，印度土著律师虚伪狡猾，不足为信，雇用他们做翻译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虽然他赞同以印度人的法律来治理印度人，但坚决主张要先将印度法律翻译成英文且要由英国人来翻译。琼斯称其翻译的目的就是想用经过翻译的法律，来规训调教“数百万印度教臣民”以“大大增加英国的财富”。（琼斯，1970：927；参见尼南贾纳，1992：18）而尼南贾纳（1992：13-14）则认为琼斯是“极欲‘净化’印度文化并为其代言”，是“配合了一个目的论的等级文化模式的建立”，而该模式将“欧洲置于了文明的顶端”，预设了欧洲文明是更高等的文明，殖民者在殖民地推广实行的英语教育以及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和高等法庭用语，又使得印度产生了一个“西化”阶层、甚至于一个全民“西化”或向往“西方”的倾向，她举出的例子是在印度恒和游艇上乞讨的土著男孩，他们不要金钱，而是要“英文书”。种种由殖民者提供的译本，成了那些“受过教育”的“西化”了的印度人接触了解自己的历史所能依靠的文本，而传统的“透明”和“再现论”翻译观，使得人们相信语言文化间翻译可以实现毫无保留没有遗漏的交流，使得人们很少去检讨从非西方语言翻译成英语的译文与促成该译文的殖民统识之间的关系，使得人们难以意识到英国人的翻译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殖民统治的需要。
尼南贾纳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翻译与殖民霸权的共谋，也揭示了翻译作为干预、抵制宗主国文化的工具的可能，另两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学者斯皮瓦克（G.C.Spivak）和霍米·巴巴(H.K.Bhabha同样让我们看到了翻译参与消解殖民霸权的潜能和力量。斯皮瓦克认为，后殖民批评的目的就是要消解和削弱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霸权，霍米·巴巴认为，弱势文化完全可以在复制强势的殖民文化语言的时候，对殖民文化进行改写，掺入殖民地的异质文化成分，使殖民者文化变质走样，丧失权威，并使弱势文化最终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孙会军，2005：30-31）韦努蒂（LawrenceVenuti）指出，为了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翻译可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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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抵抗性”异化策略，即选用不通顺的或是陌生、怪异的翻译风格，以便在译文中彰显原文的异国身份，保留原文中与译入语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文化和文学特色，抛弃“文化自恋”，达到彰显译者和异国文化的目的。（Venuti，1995：300；305-306）伯尔曼（AntoineBerman）也认为，译文只有经受了“异域的考验”，努力保持了异国情调，才能使译者“显形”。异化策略“是对当今世界事物的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用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Berman，1984；转引自俞佳乐、许钧，2004：42）当然，韦努蒂和伯尔曼的异化（抵抗）策略理论，主要针对的都是英美种族中心主义，但正如已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后殖民主义思潮进入一些弱势文化的语境中之后，很容易变体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偏激往往会使身处弱势文化中的译者刻意地在翻译中凸显本文化的差异性，而对强势文化的差异性特征则拒之于千里之外，„„不利于自身文化的成长壮大，更不利于弱势文化转弱为强”。（孙会军，2005：49）其实，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种族中心主义，由于我们每个人都身处特定的民族之中，浸染着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译者的立场很难超越自己的民族，很容易滑向种族中心主义，但要想实现真正的文化交流，译者和读者都要尽力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在打倒他者（英美/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同时，又树立起自我的种族中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跨文化视野也就成了人们对译者和译文读者的必然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赛珍珠是一个合格的译者、成功的译家，因为赛珍珠正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文化主义者。郭英剑在“赛珍珠：后殖民主义文学的先驱者”一文中指出，“赛珍珠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作家的相同点在于：他们均是多元文化的受益者。”（郭英剑，1994；1999：251）而对于文化，赛珍珠认为“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混合物。”（彼得·康，1998：346）赛珍珠的这一看法，与后殖民翻译理论中的“杂合”观如出一辙。
“杂合”原是生物学术语，指不同种、属的两种动植物的杂交及其结果。这个术语后来被包括人文社科在内的许多学科借用，在文学批评的后殖民理论中尤为常用，主要指“不同语言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最后形成的具有多种语言文化特点但又独具特色的混合体”。（韩子满，2002：55）霍米·巴巴在其NationandNarration一书中在讨论现代西方民族与“他者”关系时，引进了“hybridity”（杂合性）一词，（刘军平，2004：15）在其TheLocationofCulture一书中，巴巴（1994）就杂合性对促进文化间平等交流的积极意义也多有论述。对后殖民理论有较深研究的道格拉斯·罗宾森（DouglasRobinson）对“杂合”的解释是：“杂合是指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语言的相互混合的过程，„„大多数后殖民理论家都欢迎它，认为它可以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Robinson，1997：118后殖民理论学者认为，只要有殖民运动，就会有杂合现象产生，只要有语言文化的交流，就会有杂合。杂合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消解西方文化霸权，有助于彰显弱势文化声音，从长远看也有利于消解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间的二元对立。就翻译而论，他们认为，多语杂合文本（原文本）对翻译构成了挑战，翻译可以产生杂合，杂合又会对翻译产生影响。Schaffner等翻译研究学者提出了“杂合文本”的概念，认为杂合文本由翻译产生，具有对目标文化来说有些“奇异”的特征，但它并不是翻译腔，不是译者缺乏翻译能力，而是译者有意所为。（韩子满，2002：55）笔者认为，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与这一描述颇为吻合。
三、赛珍珠《水浒传》译本分析
对赛珍珠的翻译，我们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考察：翻译的目的、采取的策略与技巧以及翻译取得的效果，考察的方法是描写加分析与评论。由于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笔者虽意欲先对它们分而述之，然后再综合评议，但实际上三者很难截然分开，尤其是后两者。
先看赛氏翻译的目的。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它像所有社会活动一样，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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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性的行为，译者的翻译策略与手段与其翻译目的密切相关，翻译的目的论（SkoposTheory）更是将翻译目的视为左右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水浒传》的翻译动机与目的，赛珍珠自己有所交代，在《水浒传》英译本AllMenAreBrothers中她特加了一个对原著和自己翻译的“介绍”（Introduction）：“《水浒传》是中国最著名的小说之一，我的这个译本并不打算对其作学术性的译介，没有详细的引证和注解，对它的翻译根本不因学术兴趣，完全出于我对这个故事精彩讲得也精彩的小说的喜爱。我尽量采用直译，因为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风格与其内容是一种完美的结合，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尽我所能让译文与原文相像，努力让不懂中文的读者产生一种如读中文原文的幻觉。我不敢说我成功了，但我努力想要保留原文意义和风格，甚至于那些就连中国人也觉得没什么趣味的部分我也保留了下来。”（赛珍珠，1933：v）在这个“介绍”里，赛珍珠还谈了她为何选择70回本来译，认为其它版本增添了招安情节，在题材与风格两方面都缺少70回本所体现的精神和活力，没有了革命文学的性质。在赛之后期作品《中国的过去和现在》（1972）中她也谈到过当时翻译《水浒传》的初衷，但笔者认为，由于时过境迁，离开当年赛氏翻译《水浒传》已经三十年，记忆已不那么可靠，三十年后的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也会进一步削弱其记述的可靠性，所以，赛氏后期的记叙，如云应出版商的要求用了AllMenAreBrothers书名等等，不足为据。别人转述她翻译动机与目的的有当年章伯雨撰写的“勃克夫人”一文：“关于她的《水浒》译本，她这样说：‘英国人所译的《三国演义》，是不完整的本子，《红楼梦》的英译本去理想过远，恐怕多数的外国读者是很不容易明了的，至于我译的《水浒》，这是初稿，我想错处一定也是很多，但我总是想将它忠实地介绍到外国去，因这本书迄今尚没有人译过，而且这是一部真正伟大的著作呀！’”（伯雨，1934；转引自郭英剑，1999：64）
《赛珍珠传》的作者彼得·康（PeterConn）在分析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动机时说，赛珍珠将该书的英文名字取为《四海之内皆兄弟》，是套用了孔子《论语》中的一句名言，1935年，她的硕士论文《中国和西方》也以这句话作为卷首语。“翻译这部小说，可能又是出于和父亲及其信条唱对台戏的动机。父亲把英文《圣经》译成中文以开化异教徒；她反过来把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品介绍给西方人。”（彼得·康，1998：156）
笔者认为，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动机与目的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她意识到了当时西方存有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东方的极端无知。她曾在自己担任编辑的《亚洲》杂志上撰文写道：“西方人对东方文学一无所知”，“亚洲文学的范围比欧洲广得多，时间跨度也长出许多。可惜西方大学从来不把亚洲语言列为必修科目，甚至很少开这些课”，西方会为它极端狭隘的思想付出巨大代价的。（ibid：224）在其自传MySeveralWorlds（中译本《我的中国世界》）中，赛珍珠谈到了她对西方对亚洲的无知的不满。当她谈及西方学者编选的一套《百部名著》中竟无一部亚洲作品时，她说：“实际上，早在我们的文明兴起以前，伟大的亚洲文明就已高度发展，而且至今仍以复兴的活力存在着。”（赛珍珠，1991：443）赛珍珠对译介亚洲作品极为重视，认为西方应该向东方学习。1937年，她曾为埃德加·斯诺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写过一篇评介，认为该小说集中的一流的作品即便是译文，“也比美国当代一流的小说强，比它们更生动、更质朴、更深刻”。（彼得·康，1998：224）1938年，当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她在授奖仪式上的演说题目就是《中国小说》。在这篇演讲里，她说她选中国小说来讲，一是因为要表达对哺育了她的中国和中国小说的感激之情，二是因为她认为中国小说对西方小说和西方小说家具有启发意义。她主要介绍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讲了中国小说家的创作理念，并认为西方文学中没有任何作品可以与中国的三大名著相媲美，任何没有读过这些小说的人都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的思想精神。在三大名著中，赛珍珠谈得最多介绍的最详细的是《水浒传》，从作者到版本到内容再到风格和它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流行程度，当然也谈到了她对这部小说的翻译，只不过她只简要说明了一下她为何没有直译该书书名。但是，从整篇演讲我们可以看出，赛珍珠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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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意义重大，而她自己已经把它视为了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赛珍珠提到的三大名著中，她对《水浒传》尤为看重，上文提到的伯雨的文章说：“旧小说她看得很多，最为她所推崇的是《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三部，就中尤以《水浒》一书，她列为世界不朽的最伟大作品之一”。（伯雨，1934；参见郭英剑，1999：63）赛珍珠曾多次就中国小说发表演讲，在一篇题为《中国早期小说源流》的演讲中，她谈到中国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一流技巧，认为《水浒传》尤为突出。（姚君伟，2001：223）
此外，赛珍珠的成长经历、她的多元文化背景和她具有的国际主义胸襟，使她一生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和霸权，并将促进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平等相待视为己任。1934年移居美国后，她一直定期向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办的杂志《危机》投稿，支持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大胆揭露美国的种族不平等的种种现实。她反对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认为不存在什么劣等种族，在为罗丝·奔尼迪克特的《种族：科学与政治》写的书评中，赛珍珠称赞奔尼迪克特击垮了所谓“一个种族能以科学为依据证明自己优于另一个种族”的谬论。（彼得·康，1998：259）赛珍珠还不停地为制定妇女平等权利修正案和争取妇女的其它权益而奔走呐喊，是不懈地追求性别平等的杰出的女权主义者。1941年，她创立了促进美亚间文化交流的“东西方协会”，并曾经希望在中、印、澳大利亚和墨西哥都建立东西方协会分部。40年代初，她与丈夫沃尔什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废除排华法公民委员会，领导了全国性的反对排华法案运动，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整个40年代，她“与杜波伊斯等作家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英国殖民主义”（ibid：8）1942年9月，赛珍珠等在美洲印度联盟纽约会议上发言，谴责英国对印度的“野蛮”政策，《纽约时报》对大会盛况作了报道：“昨晚，‘印度要独立’的口号在市政大厅久久回响。两千多人济济一堂，一致同意印度争取独立。”（ibid：299-300）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她的调查结论中称：“局里的档案中没有情报表明赛珍珠是共产党员，或她的行为受共产党影响或控制。看来她所有的活动表示，她把自己当作有色人种的斗士，而且卖力地为种族平等斗争。”（ibid：334）
以上文献分析表明，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将自己喜爱的一部十分优秀的中国小说介绍给西方，并要让目的语读者读后产生“如读中文原文”的效果，但是，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她的许多作为，包括翻译《水浒传》，都是其反对种族歧视、追求一切平等、促进东西方相互了解和交流的努力。比较一下赛珍珠和霍克斯也许更有助于我们看清赛珍珠具有的跨文化交流（平等交流）意识。霍克斯翻译《红楼梦》也不是出于学术兴趣，也是因了对作品的喜爱，但他翻译《红楼梦》的目的是让读者获得他所得到的乐趣，分享他阅读这部名著时的愉悦，“希望将自己心醉神迷的感受传达给其他人”。他翻译《红楼梦》恪守的原则虽然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但翻译时“从心所欲”，从未做过原作者和原著的“阶下囚”。（张经浩、陈可培，2005：288-290）可以看出，虽然两人对原著都十分尊重、喜爱，但目的还是有差异的，而目的的差异又对译者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运用产生了较大影响：赛珍珠对原文语言形式尊重有加，“尽量采用直译”，而霍克斯则为了其英语读者的喜闻乐见，“从心所欲”，翻译时更加自由，对原文的语言与文化作了较多的归化处理，并对自己没有像同样翻译了《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那样做原著的“阶下囚”很感欣慰。（ibid：290）
再看一下赛珍珠的具体翻译。上文对赛氏翻译目的的讨论，让我们了解了赛珍珠的人生理想和追求，笔者认为，赛珍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可以用“平等”来概括，这一点从赛氏英译《水浒传》所用的书名上也能看出。
就《水浒传》的书名翻译问题，赛珍珠确实费了一番脑筋。这也是任何一个译家都会为之伤神的问题。彼得·康在《赛珍珠传》的注释中讲，赛氏曾使用过的书名有《侠盗》和《义盗》等，出版前不久才定下《四海之内皆兄弟》。（彼得·康，1998：448）江亢虎在其“一位中国学者对布克夫人小说的观察”一文中说，“我热切地期盼着她预告的工作——‘侠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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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恐怕要失望。因为我发现她在《大地》里将《水浒传》这书名译作《BanditsofShueiLake》（水湖的强盗）。”（江亢虎，1933；参见郭英剑，1999：15）可见赛氏确实曾将《水浒传》译为《侠盗》，而且有过其它尝试。赛珍珠在答复江亢虎对她的“ShueiLake”译法的批评时辩解说，这只是个书名译名，一个词语，“告诉西方读者一个以强盗著称的有名地区”，“Hu”在英文中实在没什么意义，也许可译为“Margins”，但“WaterlyMargins”又难被西方读者所理解。她也曾以音译“ShueiHu”征求过其他中国人的意见，但又不能断定他们的判断是否可靠。（郭英剑，1999：570-571）在其“巴克夫人与江亢虎论战及其对基督教之认识”一文中，杨昌溪说：“据巴克夫人之意，《水浒传》中所表示的是孔夫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RoundtheFourseasallmenareBrothers）和义盗的真理。‘水浒传’三字因英译时不能表现出中文的意思，故决定音译为‘ShuiHuchuan’。”（杨昌溪，1933；参见郭英剑，1999：45）
其实，关于《水浒传》书名的翻译，赛珍珠在其译本中所加的“介绍”里已说得很清楚：“小说英文书名并非是其汉语书名的翻译，汉语书名是根本不可译的。‘水’是water，‘浒’是margins或borders（边缘、边界），‘传’等于英语的novel(小说，这几个词合在一起，至少在我看来，在英语里几乎毫无意义，会让读者对这本书产生错觉。所以，我就自作主张地选了孔夫子的一句名言用作英译本的书名，该书名在其宽泛义和隐含义上表达了这帮义盗的信念。”（赛珍珠，1933：v-vi）关于这个书名，虽然鲁迅后来曾评论说它不准确，因为山泊中人并不将所有人都看做兄弟，但从现代阐释学的角度看，文本是一个“召唤结构”，既有其确定性的一面，又有不确定性的一面，而理解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理解就是文本视域和理解者视域不断生成和融合的结果，不同的理解者因其不同的“前理解”会对同一作品产生不同的解读，因此赛珍珠对《水浒传》有自己的见解也实属正常，不能强迫每个人都有与鲁迅相同的看法。赛珍珠在确定小说英文名称时，无疑受到了自身“前理解”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她从小就受教于儒宿孔先生，她所接受的基督教和儒教双重思想以及她对两派教义的深刻而独到的领会，都参与了她对文本及其主题的解读。赛珍珠在其自传《我的中国世界》里曾谈论她父亲对世界宗教的看法：“两千年前，所有的宗教都有手足之情，宗教领袖和信徒常在一起交流思想。„„孔夫子和耶稣的圣训几乎同出一辙。”（赛珍珠，1991：69-70）赛珍珠将梁山泊的“强盗”称为“义盗”，书中众多故事反映出的中国百姓追求公正、平等的社会理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原著多个章回中均有出现），与她内心深处的“平等主义”形成了“视域融合”。其次，笔者认为，赛珍珠选择现有书名，也许还有另外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赛珍珠的合作者。继孔先生之后，她又师从国学造诣深厚的龙墨芗先生，而后者正是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合作者。他们的合作方式，赛氏在其英译本“介绍”中也有说明：赛珍珠自己先仔细地再次通读全书，然后，龙先生一句一句地大声朗读，赛一句一句地翻译，不时参考身边打开的原著。赛珍珠说跟着龙先生的朗读她可以译得更快些，龙先生整个过程中对书中土语方言、过时旧语以及民俗风情和刀枪剑戟用语方面的解释极其有用。（赛珍珠，1933：ix）在赛珍珠一次次试译书名的过程中，想来合作者也会提供一些有关原作主题思想方面的意见吧。第二个因素就是赛珍珠个人作为作家的天性，是作家潜意识里固有的创作冲动。至于赞助人出版商在中间起了什么作用，由于资料缺乏，一时还很难考证。
赛珍珠极重视《水浒传》的语言风格，并意欲在译文中尽力保留体现。风格可大体分为两类：作者记叙风格和人物语言风格。赛珍珠的译文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功。四字成语或四字结构可以说是我们汉语的一大特色，对这一特色，赛珍珠在翻译时采用了异化策略，在译文中极力保留、体现，而保留的结果，有时会带来英文表述的奇特，造成陌生化效果，但有时也会造成英文的冗余拖沓。仅举第3回中几处为例：
例1：赵员外说：“要是留提辖在此，恐怕会有些山高水低，他日教提辖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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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Chaosaid,“IfIletthecaptainstayhereitwillbeasdangerousasmountainstoohighandwaterstoodeep.Theniftroublecomes,youwillhateme.…”
例2：吓得庄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看他，却往那五台山上去了。
Atthistheinnkeeperwassofrightenedthathiseyesstaredwoodenlyandhisjawhung,…例3：„„夜间起来净手，大惊小怪，就在佛殿后撒尿拉屎，弄得遍地都是。
…andwhenheroseinthenighttopisshewouldshoutoutthisandthatinagreatvoice,andhewentandpissedbehindtheveryBuddhasothatthewaterandfilthranoverthewholefloor.
如果说前两例带来了译文的陌生化效果，给西方读者耳目一新之感，那么最后一例则造成了译文表述得不够简洁，因为“shoutout”本身就已经有了“大声喊叫”之意，“inagreatvoice”就难免略显多余了。下文中的“宋江喝道”的译文“SungChiangshoutedout,saying”也有同样的弊端。但不管怎样，应该说赛珍珠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表述风格。
再看人物语言风格的传递。举46回中李逵与宋江间的对话为例：李逵笑道：“量这个鸟庄，何须哥哥费力，只兄弟自带二三百个孩儿杀将去，把这鸟庄上的人都砍了，何须要人去先打听。”宋江喝道：“你这厮休胡说！且一壁厢去，叫你便来。”
LiK’ueilaughedandsaid,“Butforsuchanaccursedvillageasthiswhyshouldyoutroubleyourselfsomuch,myElderBrother?Letmejusttaketwoorthreehundredofyourchildrenandwewillkillourwayin!Wewillslaughtereverypersoninthisaccursedvillage.Whyshouldwewantmentogofirstandspyout?”
ButSungChiangshoutedout,saying,“Donotspeakasafool!Goaside,you!WhenIcallyouthenonlyareyoutocome!”
赛珍珠用“accursedvillage”来译“鸟庄”，虽不若原文粗野，但也大致体现了文中人物李逵的情志，而感叹句和反问句的运用又凸显了李逵的急性子；而宋江因是兄长加头领的身份，跟李逵说话自然很不客气，译者连用两个简短的祈使句，较好地表现了宋江说话的威严，只是最后一句稍显长了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说话人的气势，但倒装句式和感叹号又在一定程度上作了弥补。总之，译文的遣词造句在表现人物口气、性情方面还是较为成功的，大体上与原文人物的语言风格相仿佛，基本做到了“闻其声知其人”。
总体而言，赛珍珠的译文在再现原文风格方面，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即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形式特征，词句以直译为主，但决不排除意译，译文不少地方因为对原文的字词句及词序亦步亦趋，对普通目的语读者来讲，显得有些奇怪（陌生），但也正符合了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赋予译本一种奇特之美，使其更具艺术审美价值。但由于两种语言的不同，这样做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地方译文的不简洁，而简洁又恰恰是原文的一大特点，这样就有损于原文整体风格的传递。
为了追求原文形式再现，应该说赛珍珠确实有做得过头之处，这也造成了她的译本的另一特征，笔者称之为“虚写实化”，即将一些只具比喻意义、已不具备其形式（字面）意义的词语，按其字面意义译出，使译文在某些地方显得怪异，在其它地方则明显背离原文意义。如第3回：那西门庆正和这婆娘在楼上取乐，听见武松叫这一声，惊得屁滚尿流，一直奔后门，从王婆家走了。英译文：NowthatHsiMenCh’ingwasatthatverymomentupstairswiththewomanseekinghappinessandwhenheheardthisshoutfromWuSung,hewassofrightenedthathiswindburstfromhimandhiswatercameoutofhim…又如第46回：李逵、杨雄前一队做先锋，„„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英译文：LiK’ueiandYangHsiungweretogofirstasvanguard.…Thenwavingtheirflagsandshoutingtheirwarcries,beatingtheirdrumsandgongswiththeirknivesandtheirbroadaxestheywentchargingtowardthevillage,killingastheywent…此处，前一例中的“屁滚尿流”和后一例中的“大刀阔斧”、“杀奔”，皆非实写，前者只用来形容西门庆非常吃惊，后者只用来说明梁山的队伍声势浩大、威风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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凛，人马火速，并非一个个都拿着大刀和阔斧，一路走一路杀。如梁山人马真是像译文中描写得这样，还称何绿林好汉？
对赛珍珠的翻译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先前我们对她翻译的评价，要么作为“死译”、“胡译”的典型而大加鞑伐，要么就是作为以异化手法忠实传递中国文化的典型而大加赞扬。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评价都有失公允，都不够客观，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对她的译作还没有深入全面的研究；原因之二就是我们所依据的翻译（批评）理论的失之片面，如“神似”论重神、意而轻形，且较少考虑翻译的政治、文化因素，而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策略理论又过分强调翻译的政治因素，欲以彰显翻译中的异质成分来抵抗西方的主流文化文学规范，并以此达到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目的；原因之三就是我们缺乏价值评价理论的指导，没能站在价值论的高度对译作进行综合价值评定，没能对其翻译进行历史的辩证的衡量。
赛珍珠翻译《水浒传》的根本目的，在于增进东西方了解，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点确切无疑也应该充分肯定，但其译文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也绝非没有欠缺，这一点我们在经过仔细分析后也不得不承认。语言（形式）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绝非文化的全部。一种文化中的某些概念和事物常常在另一种文化中难以找到，也就是说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性。这些独特性表现在语言（文本）里就是一些文化蕴载词（语）。这些文化蕴载词（语）对源语读者来讲通常是无需解释的，但也有不少就连源语读者也不甚了了，没有注解也很难明白，尤其是一些历史上曾有而现在已不存在的事物和概念，或是一些在一地有而在另一地域没有的。在笔者看来，赛珍珠翻译《水浒传》时，过于重视了故事情节以及其中蕴含的“平等主义”精神，过于重视了中文表达方式的传递，而忽视了大量文化蕴载词（语）的解释说明。从赛珍珠自己在译本中的“介绍”看，她也许是将“注解”看成学术考证了，但少了必要的注解势必会影响文化的传真与绍介，或是影响缺乏源语读者文化背景的目的语读者的理解，甚至会造成一定的误解。赛珍珠的译本没有任何注解，遇到文化蕴载词（语）时，异化、简化或归化并用，有时也有文内简要增词补益的。
先看第25回中两个简化的例子。例1：士兵斟到第四杯酒，前后共吃了七杯了，众人却好像吃了吕太后一千个筵席似的。Sothesoldiercameagainandpouredoutfourroundsofwineandthismadesevenroundsaltogetheranditseemedtothegueststhatbynowtheyhadsatthroughthelengthofathousandfeasts.
译文漏掉了“吕太后”。对于“吕太后的筵席”这个典故，赛珍珠没作介绍，也没有在文内作任何补偿性说明。虽然上下文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些提示，但读者恐怕还是很难领略到客人的惊恐万分之状。中国有个歇后语，叫作“吕太后的筵席——难吃”。为什么呢？这里有典故：吃吕太后的筵席有杀头之危险。（典故的内容稍多，解释颇费笔墨，笔者这里也作简化处理了。）
例2：把酒浇奠了，烧化冥用纸钱，放声大哭，哭得那两边邻舍无不凄惶。
Thenhepouredoutthewineandheburnedthepapermoneythatshadesuseandlethisvoiceoutinmightyweeping.…
赛珍珠这里照直译来而不加注解，恐怕西方读者不一定都能正确理解为什么将死人在阴间要用的钱烧掉。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会不会感到中国人行为古怪呢？果真如此的话，则这样的翻译不仅不能增进东西方的理解与交流，反而会徒增误解。在笔者看来，这也是简化的一种表现。此外，赛珍珠的简化还见于她对原文中许多诗词的省略不译，如上文提到的第46回里的描写扑天雕李应的临江仙词和描写杜兴的诗句等等。
再看赛珍珠的归化手法。仍以第25回中几处为例。
例1：两边众邻舍看见武松回来了，都吃一惊。大家捏两把汗，暗暗地说：“这番萧墙祸起了！这个太岁回来，怎肯甘休？必然弄出事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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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timetherewillbesomecursecomeoutofthathouse!Nowthisfiercedevilhasreturnedandhowwillheletitallpass?Surelysomethingwillcomeofit!”
“祸起萧墙”是中文里的一个成语，这里译者用“house”代替了“wall”，读者很容易联想到英文《圣经》里的“ThecurseoftheLordisonthehouseoftheevil-doer”；而“太岁”这个中国凶神则摇身一变，悄无声息地变成了西方人熟悉的“fiercedevil”。
例2：那妇人说：“亏杀了这个干娘。我又是个没脚蟹，不是这个干娘，邻舍家谁肯来帮我！”
Andthatwomansaid,“Tothisfoster-motherIoweeverything.Iwaslikealeglesscrab,andhaditnotbeenforthisfoster-motherwhooftheneighborswouldhavebeenwillingtocomeandhelpme?”
译文中的“foster-mother”，在英语里是“养母”之意，即母女之间是收养关系，用它来译中国的“干娘”，无疑又是将汉语文化归化到英语文化中去了。
需要说明的是，赛珍珠对于文本中人物的称呼方式，有的用归化译法，如“都头”、“提辖”都译作“Captain”，但多数都采用了异化策略，保留了原文特色，如贤弟：GoodBrother，贤妹：GoodSister，大哥：ElderBrother，恩人：MostGracious或GraciousOne，MercifulOne，大官人：Greatlord，丈人（对老者的尊称）：ElderOne等。
异化的例子还有许多，如第三回中：就是关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英译文：EventheswordofKingKuanwasonlyeighty-onecatties!还有：顺风吹起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英译文：ThekindwindrufflesthewatersofRiverWu/ItseemsthevoiceofIChi,weepingherlordthedaythrough.
当然，遇到文化蕴载词（语），赛珍珠也并非只是简化、归化或异化，有时候她也采用增益策略，只不过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也不尽妥当。仍以第25回中的句子为例：脱去了红裙绣袄，穿上孝裙孝衫，这才从楼上哽哽咽咽地假哭着下来。英译文：…andtookoffherredskirtandherembroideredcoatandputonmourninggarmentsofwhite.此处的“white”是赛珍珠增补进译文中的，向读者说明了孝服的颜色。且不说赛珍珠这一说明是否正确，至少这种增补有助于读者留意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因为白色在西方乃至日本，是新娘结婚礼服的颜色。但是，赛珍珠此处的增补很可能不准确，因为，中国许多地方的孝服虽然是白色，但通常是丧礼上按当地民俗规定的一定范围内（按辈分及亲疏关系）的死者家属、亲属所穿，至于丧礼后的居丧期内“守孝”人怎样“戴孝”、是否都穿白色衣服则不一而论，多数情况下是穿素服，穿白鞋，妇人不得穿彩衣，不事装饰。
笔者无暇考察赛珍珠的整个译本，但就抽阅的几回看，赛译在再现原文语言特色及表达方式上，较多地采取了异化策略，但对于文化蕴载词（语）则又异化、简化、归化、增益并用，整个译本可称得上是一个有较显著异化倾向的异化与归化的“杂合”。
就接受效果而论，赛译可以说是较为成功的，它一出版就赢得了目标读者的喜爱，上了美国“每月读书俱乐部”排行榜，赢得了不少好评。但是在国内，除近年来屈指可数的几篇赞扬文章外，其余都是“声讨”。批评最多的是她的直译死译、真真假假的错译和翻译腔。“翻译腔”通常指译文缺乏变通，照搬原文句式，语言不是地道的译入语，洋腔洋调，可读性差。但是，赛珍珠的译文却不应归入“翻译腔”，即便有，那也不是其主要特征，这一点只要从她的译作的目标读者的人数众多就可看出。王逢振曾经说过，《水浒传》的翻译，“西方人还是认为赛珍珠翻得好。比我们国家出版的英译本好一点，或者至少说影响要大一点，好读点。”（刘龙，1992：420）

四、结语
正如林语堂在其《八十自叙》中称自己是“一团矛盾”一样，赛珍珠也完全可称得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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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一团”。姚君伟曾言：“赛珍珠一生阅历异常丰富，但她面对她当时所生活其中的中国世界和美国世界，心情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我个人以为，称她为‘一团矛盾’也许并不过分。”（姚君伟，2001：36）笔者拙文“赛珍珠研究中的辩证观”也曾指出：“由于生活教给她的相对真理观，“矛盾”成了她的一个显著特征，甚至可以说成了她的一个代名词。”（张志强，2006：111）事实上，“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所有作家的“通病”，也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人乃至我们生存的整个世界的特质，但矛盾中有统一性，世界统一于矛盾中。作为一个多元文化主义者，赛珍珠尊重文化差异，相信各种异质文化能在交流中融合，其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中西方文化的相遇相融。出于她对各种文化的尊重，她总是在作品中彰显文化差异，并表述各自的价值。虽然赛珍珠笔下的东西方文化有矛盾、有冲突，且作者也时常会在某些具体问题面前暴露出自己潜意识中的价值（优劣）判断，但她也总是在寻求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同一性、统一性），如儒教、佛教、基督教都有的博爱精神。这样一来，其作品也就常常兼具了一种文化杂合的特性，让人们听到了多种文化的声音，像一部多种文化组成的交响，似一部多文化声部组成的合唱。诚如后殖民理论所示，有文化碰撞交流的地方就会有杂合。
如果说“杂合”是赛珍珠创作的一大特点的话，那么“杂合”也同样是其翻译的一大特点。后殖民理论强调差异性，后殖民翻译理论的“杂合”论，肯定翻译中译文与原文间存在差异的必然性，认为译本的杂合特性，是翻译中两种语言文化相遇的必然结果，杂合是翻译的普遍特征并于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具有积极意义。赛珍珠由于其多元文化主义信念和对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与相互融合的一贯追求，在她翻译《水浒传》时，主观上对原文本非常推崇，想要尽力再现原文风貌，向西方译介中国文学，体现汉语与英语的差异，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异，但客观上又因为两种语言规范间的差异和文化文学传统的不同，使得译文兼具了汉语语言文化与英语语言文化的双重特质，表现为语言句式上直译与意译的杂合（汉语特征与英语特征的并存）、文化取向上归化与异化的杂合。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不仅带给了英语世界一种新异的文体，也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在AllMenAreBrothers的理念下，中国的绿林好汉与西方的RobinHood会师了，语言文化上的差异统一在了“平等正义”的大旗下，中国的古典名著在杂合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世界译林中又多了一颗璀璨的“珍珠”！
对赛珍珠翻译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的探讨，国内外仍十分薄弱，仍有赖于我们大量深入细致的分析、对比和考证，本文也远非对赛译《水浒传》的全面系统的研究，所用视角主要是后殖民及其杂合理论。虽然后殖民理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翻译、尤其是赛氏翻译的认识，但正如著名翻译研究学者JeremyMunday所说，该理论同改写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一样，都属于文化研究，而文化理论家们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议程表，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对翻译的研究都在“一步步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可以被描述为文化研究试图将根基不如它牢靠的翻译研究变为它的殖民地”。（Munday，2001：138-139）国内著名翻译研究学者吕俊先生也指出，后殖民批评是以解构主义为其理论指导的，这种研究容易使翻译研究失去对翻译活动本体的关注，把语言外部的诸因素当成研究重点。（吕俊、侯向群，2006：261-262）因此，对赛氏翻译的研究，还须将译本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互为参照。而对赛珍珠翻译的全面合理的评价，还有待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参与，有待于相关价值评价理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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