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和祖国同年龄的人。绝大多数青年的少年时代都是很美好的，而我却不同。我父母都是医生，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小学毕业后我考初中，成绩很好，但所有的人都得到了通知书，唯独我一人没有。第二年学校总算收了我。初中毕业后报考高中，悲剧重演，而且彻底灭绝了一切希望。看到别人拿着录取通知书，我痛哭一场，从此告别了我的学生生活，进四川阿坝制革厂当了一名工人。
有一次我在厂里玩篮球，为了争球双方吵了起来。有人突然冲着我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想想你的出身！”我跑了，躲在一个角落里大哭。我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今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我那时虽然还小，但对马列主义的哲学产生了兴趣。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边学习边讨论。我们最大的收获是这种种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你必须要正视它，不屈从于它。我们总是要做一些事情的，不能因为某些人歧视自己就躺倒不干。
我从沉重的自卑感中慢慢解脱了出来。我有那么旺盛的精力和青春的热血，怎能甘心沉沦！
我从小就对科学技术感兴趣。进厂不久我被分去管水泵。我利用浮力原理搞了一个小小的发明，结果成功了。我心中翻涌着一股激情。青年人总是重视自己的第一次“发明”，我感到生活中尽管碰碎了许多肥皂泡，但总还是闪现了一缕光亮的色彩。我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多么让人高兴。于是，我一鼓作气，钻研电子自控方面的知识，又搞了一些小发明。通过自学掌握知识，又把学得的知识用于生产，取得成果，这就成了我自学的动力。
制革工人过去被叫做“臭皮匠”，我进厂后，才真正体会到这三个字的含义。车间里弥漫着皮的臭味，浓烈的药味呛得人想吐。鞣皮是在一个个巨大笨重的木制转鼓里。浸透水的皮子有的一张重达一百多斤。工人们要一张一张地把皮子举起来，从鼓门扔到转鼓里。检查鼓内温度、酸碱度等，必须停下转鼓，取下七八十斤重的鼓门，舀出一点液体来测。这对我触动很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把人送上月球，可是我们转鼓操作还这么落后。我开始萌生了一个想法努力奋斗，实现转鼓自控。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工人们不再在潮湿的车间，而是坐在操作台前通过仪表控制转鼓。这个想法太使我激动了，因为这就是我的理想，它饱含着与制革工人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情，它是改变制革工业落后面貌的迫切需要。但实现它又谈何容易，无论从我的知识水平，从这个项目的技术难度，从厂里现有的条件，从各方面可能提供的援助来看，都不容乐观。况且我还有先天不足——“出身”问题。这个“包袱”平时背惯了也就算了，而一旦试验中出了什么问题，我就会首先因为这个问题受到中伤，正象朋友对我说的“后果不堪设想。”
得与失，它们在较量。我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我觉得应该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以自己的努力给自然界打上印记的人。我既选定了这条路，就一定要走下去。
首先是向自己开战。为了学习，我早上6点起床，晚上经常熬到一两点。我把能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排队买饭，外出坐车，有一分钟就学一分钟。节假日更是学习的好时机，有八个春节我没有回家，关在宿舍里读书。我把时间看得比金子还贵重，每一分钟都是实现理想必须迈出的一步。就这样，我坚持了十几年，先后自学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有机化学》《电工学》《晶体管电路》《脉冲数字电路》《数字计算机原理》等课程，还自学了英语和日语。与此同时，我完成了与转鼓自控有关的几个项目，受到中国皮革科技情报站的重视，《皮革科技动态》还发表了我的论文。
不久，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省二轻局决定借调我到省皮革研究所，以我为主组成一个小组，专攻转鼓自控。这个决定使我兴奋不已，我觉得浑身都是力气，一身扑上去干了起来，完全没有想到身后的风雨。
对搞这个项目，所里一直就有两种意见。因为国内还没有先例，有的权威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再说所里的研究人员大都是科班出身，还有些是名牌大学出来的。我一无文凭，二无资历，年纪不过24岁，又是个从山沟里出来的二级工。正如有人说的“他算老几？凭什么让他负责？”反对意见终于占了上风，项目下马，所里决定把我退回原厂。
理想这么容易就被扼杀了！我返回了阿坝，心里非常难过。我觉得周围投来的都是卑视和不信任的眼光。但我心里并没有认输，我坚信制革工业决不会永远这样下去。后来，主张革新的意见占了上风，我又被要到省里重整旗鼓，一切从头开始。然而，斗争并没有结束，我的命运随着斗争的起落而浮沉。我一共被借调了三次，又被退回了三次。就是钢筋铁骨的人也要被折腾得散了架。我清楚地记得第三次被退回的情景，那一次是彻底退回了，卷着铺盖卷回家。到了阿坝那天，风沙蔽日，天地昏暗，刮得人眼睛也睁不开。我推开宿舍门，真觉得冷清得怕人。屋子被熏得很黑，书扔得到处都是，床铺乱七八糟的。我说不上是难过还是惆怅，只觉得一天到晚脑袋疼得跟要炸了一样。厂里也不许我搞转鼓自控了，我觉得自己陷入了绝境。
就在这时候，大学恢复高考制度，消息轰动了整个县城。我当时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那些日子我经常收到朋友的来信和复习材料。他们说“既然人们对你如此不公平，你也没有必要再呆在这里了。”“你难道非在这棵树上吊死吗？”
我不能不承认，这些话使我本来就不平静的心翻腾得更加厉害了。想到我曾被取消做一个中学生的资格，我怎么会不想上大学呢？改变我如今的处境，上大学不是最好、最体面的途径吗？然而我一走进转鼓车间，看着那缓慢转动的大转鼓，浑身就象有一团火在燃烧。我想，我走了之后，项目就要中断，停止四年工作不说，将来毕业后能不能分到制革行业还是个问题。再说，上大学并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我已经尝到了在实践中学习的甜头。我可以继续这样学下去，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文凭，但我反复问自己你所做的这一切，毕竟不是为了文凭吧？于是我下了决心，无论阻力多大，我也要把转鼓自控搞上去，把这条路走到底。
省二轻局和省皮革研究所的领导一直关心我，由于他们的努力，一年后终于又让我搞转鼓自控了。这时，我父亲的问题也得到了改正。
1979年，我们终于完成了数控转鼓中试，初步实现了转鼓操作的自动化。该项目中试鉴定后，获省科委三等成果奖，获轻工部三等成果奖，并被轻工部和省经委列为推广项目。与此同时，我还完成了其他十多个项目的试验，先后在有关学术杂志上发表了18篇文章，被首批吸收为皮革学会会员。
有人说王铀走出了一条路。是的，回头看看这条路，我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激动不已。我不会忘记那一串串的曲折和坎坷，我更记得自己在每一个困难的关口对人生目的所作的校正。那就是我常问自己的那句话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有人以为我现在干出来了，有些名气了，挫折和痛苦不再象影子那样追着我。不，如果把已取得的成绩作为一个起点，那么在它前面的仍然是一条未开拓的路。要改变制革工业的落后面貌，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我不敢站下来喘口气，我只能拚命地学习、研究、试验，两步并作一步，干事一溜小跑；熬夜、吃冷饭，为了取得支持到处磨嘴皮、说好话。对自学成才的人来说，要得到社会的承认还是很难的，我还要经常忍受着这方面的压力。所里多次争取要给我评工程师，但因没有文凭，只能按照工人的那条线评了技师。去年，我因成果突出，一年内工资提了三级。这下炸了锅，我成了众矢之的。这些难言之苦我都可以咽下去。我想起美国电学先驱富兰克林，在他自写的墓志铭上，只写“印刷工人富兰克林”，只字未提他那一打以上的荣誉头衔；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美国回国时，在户口的文化程度栏内填了“初中”两个字。我认为他们这样做，不仅激励青年自学成才，也是对传统社会偏见的挑战。我相信，在当代，文盲不再以认不认字为界线，而是看他懂不懂得和善于不善于继续学习——而且是自学。否则，知识更新的速度就会把你远远抛在后面。
我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所以我既不小看自己，也不自我满足，而是一如既往地朝着早已确定的目标——为改变制革工业的落后面貌，永远开拓，永远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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