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期货的“3..27”事件始末

1993年开始的国债期货交易风波，主要是指的

3．27风波国债进入期货市场的始作俑者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当时来说，股票市场是非常冷清的，绝大多数地方都还没有开设证券交易，交易的保证金也要求很高，一般至少5万元，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值。而有钱的人还都沉在商品市场，对股票市场的风险是绝对害怕的，所以要改变冷清的状态，创新品种就是活跃市场的最好办法。

1992年底，12个品种的国债标准期货合约被隆重推出，1993年上市交易。随后，北京商品交易所和武汉证券交易中心等十几家交易所也相继推出了国债期货。国债期货如雨后春笋一下遍布主要的期货交易中心。当时国债期货走向火爆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1994年初，一些券商钻实际利率比国债利率高的空子，违规超计划卖出非实物国债，以套用社会资金牟利。当国务院宣布查处这类券商时，他们为了补足计划外卖出的这部分非实物券，纷纷买入流散在社会上的实物券，使国债现货市场人为制造出供小于求的局面。二是为了配合新国债发行，财政部根据当时物价水平较高的客观情况，对1992年3年期和5年期利率比较低的券种实行保值补贴。一时间，国库券炙手可热。

当时，国债期货开户保证金只要1万元，每手保证金只要500元，浮盈还可以再开新仓；一些散户满仓带透支，一路死多头，由几万元翻到几十万元，再由几十万元翻到几百万元，那狂热绝不亚于一场豪赌，赌成了就是“王”，赌输了那就另当别论了。随着国债期货虚盘毫无节制的扩大，市场在进入1994年下半年以后，已逐渐沦为超级主力机构堆砌巨资互相抗衡以图投机暴利的赌场。1995年初，市场盛传“财政部将对‘3.27'国债加息”的消息。从2月初起，当时赫赫有名的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和辽宁国发股份有限公司因对保值贴补率和贴息的错误预估，联手对“3.27"品种在148元左右的交易部位大量抛空，企图操纵市场。2月23日，辽国发及其操纵的几家公司通过无锡国泰期货经纪公司大笔抛空无效，又提前得知“贴息”的确切消息后，率先空翻多。这一行为再加上原本就做多的各种机构的推波助澜，导致期价自148.50飙升,最高至151.98。后知后觉的万国证券当即处于全面被套牢状态，且由于持仓过大，一旦平仓会引发价格更加飞涨，其亏损将达几十亿元，足以使整个公司烟消云灭。

为扭转局面，其主要负责人授意恶意透支，超限量砸盘，造成收市前8分钟，700万手（需保证金14亿元）巨单将价格暴挫至

147.50。不少多头也于瞬间由“巨额浮盈”转眼变成“亏损爆仓”，市场一片混乱。

“3.27”事件从此震惊中外。当晚，上海证交所即发布公告，以某会员蓄意违规为由，决定尾市8分钟所有成交无效。紧接着证监会和财政部就发布《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其后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风险控制的紧急通知》、《关于落实国债期货交易保证金规定的紧急通知》、《关于要求各国债期货交易场所进一步加强风险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通知。

然而，这一系列通知虽然都具有震慑力的权威性，但并不能在短期内改变上海证交所的风险控制机制。而且因为对万国违规的查处进展缓慢，令个别投机商暗藏侥幸之心，所以违规操作层出不穷。终于，在

1995年5月，当“3.19"国库券借保值贴补率的上升连封停板，当“辽国发”及其联手机构仍然违规打压时，管理层忍无可忍了。5月18日证监会《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的发布，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金融期货从此被勒令关张。

“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对应1992年发行

1995年6月到期兑付的3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量是240亿元人民币。1995年2月23日，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违规交易327合约，最后8分钟内砸出1056万口卖单，面值达2112亿元国债，亏损16亿元人民币，国债期货因此夭折。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本来，国债期货是非常好的金融期货品种。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风险度小，被称为“金边债券”，具有成本低、流动性更强、可信度更高等特点；在国债二级市场上做多做空，做的只是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上下波动的幅度很小。这正是美国财政部成为国债期货强有力支持者的原因。当时我国国债发行难，靠行政性摊派。1992年发行的国库券，发行一年多后，二级市场的价格最高时只有80多元，连面值都不到。中国的管理者到美国考察了一圈，发现人家的这个宝贝不错，也比较容易控制，于是奉行“拿来主义”。

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于

1992年12月28日首先出现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3年10月25日，上证所国债期货交易向社会公众开放，北京商品交易所在期货交易所中率先推出国债期货交易。

1994年10月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提高3年期以上储蓄存款利率和恢复存款保值贴补，国库券利率也同样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的不确定性为炒作国债期货提供了空间，大量机构投资者由股市转入债市，国债期货市场行情火爆。1994年全国国债期货市场总成交量达2.8万亿元，占上海证券市场全部证券成交额的

74.6％。1994年至1995年春节前，全国开设国债期货的交易场所陡然增到14家，成交总额达28000亿元。这种态势一直延续到1995年，与全国股票市场的低迷形成鲜明对照。

形势似乎一片大好。但问题出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

327国债应该在

1995年6月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加保值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与当时的银行存款利息和通货膨胀率相比，“327”的回报太低了。于是有市场传闻，财政部可能要提高“327”的利率，到时会以148元的面值兑付。但上海三大证券公司之一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不这样看，他认为高层正狠抓宏观调控，财政部不会再从国库里割肉往外掏出16亿元来补贴327国债。于是管率领万国证券做空。1995年2月327合约的价格一直在147.80元—148.30元徘徊。23日，提高327国债利率的传言得到证实，百元面值的327国债将按148.50元兑付。一直在327品种上与万国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改做多头。327国债在1分钟内竟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共涨了3.77元。327国债每上涨1元，万国证券就要赔进十几个亿。按照它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期交割，它将要拿出60亿元资金。毫无疑问，万国没有这个能力。管金生铤而走险，16时22分13秒突然发难，砸出1056万口卖单，把价位从151.30打到147.50元，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这个行动令整个市场都目瞪口呆，若以收盘时的价格来计算，这一天做多的机构，包括像辽国发这样空翻多的机构都将血本无归，而万国不仅能够摆脱掉危机，并且还可以赚到42亿元。

最意外的是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贴息，美联储调息时都是0.25％地调，咱们一下子竟然就是5个百分点。当天下午，他陪证监会期货部主任耿亮在场内。耿说国债期货管理办法修改完了，准备发布。尉正在为此高兴，突然发现市场上气氛不对劲，各地国债市场都是向上的突破性行情，“327”价格大幅下跌，交易量突然放大了许多。出事了！夜里11点，尉文渊正式下令宣布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的所有327品种的交易异常，是无效的，该部分不计入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经过此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品种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签定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

上交所没有公布管和万国的名字，但是万国在劫难逃，如果按照上交所定的收盘价到期交割，万国赔60亿元人民币；如果按管自己弄出的局面算，万国赚42亿元；如果按照151.30元平仓，万国亏16亿元。

5月17日，中国证监会鉴于中国当时不具备开展国债期货交易的基本条件，发出《关于暂停全国范围内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的国债期货无奈地划上了句号。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宣告夭折。

9月20日，国家监察部、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都公布了对327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决定说，“这次事件是一起在国债期货市场发展过快、交易所监管不严和风险控制滞后的情况下，由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公司引起的国债期货风波”。

1996年4月，万国不得不与它当年最强劲的竞争对手申银证券公司合并。

1997年1月，管金生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327”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首先，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监管乏力。

1994年11月22日，提高327国债利率消息刚面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就出现了振幅为5元的行情，未引起注意，许多违规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327”中万国在预期已经造成错误无法弥补巨额亏损时，干脆以搅乱市场来收拾残局。事发后第二天，上交所发出《关于加强国债期货交易监管工作的紧急通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了《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终于有了第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但却太晚了。

其次，保证金过低。327事件前，上交所规定客户保证金比率是2.5％，深交所规定为1.5％，武汉交易中心规定是1％。

保证金水平的设置是期货风险控制的核心。用500元的保证金就能买卖2万元的国债，这无疑是把操纵者潜在的盈利与风险放大了40倍。这样偏低的保证金水平与国际通行标准相距甚远，甚至不如国内当时商品期货的保证金水平，无疑使市场投机气氛更为浓重。

第三，没有涨跌停板制和持仓限量制度。涨跌停板制度是国际期货界通行的制度，而事发前上交所根本就没有采取这种控制价格波动的基本手段，出现上下差价达4元的振幅，交易所没有预警系统。当时中国国债的现券流通量很小，国债期货某一品种的可持仓量应与现货市场流通量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并在电脑撮合系统中设置。从327合约在2月23日尾市出现大笔抛单的情况看，交易所显然对每笔下单缺少实时监控，导致上千万手空单在几分钟之内通过计算机撮合系统成交，扰乱了市场秩序。

第四，无法杜绝透支交易。我国证券期货交易所以计算机自动撮合为主要交易方式，按“逐日盯市”方法来控制风险，而非“逐笔盯市”的清算制度，故不能杜绝透支交易。交易所无法用静态的保证金和前一日的结算价格控制当日动态的价格波动，使得空方主力违规抛出千万手合约的“疯狂”行为得以实现。

第五，多头监管的弊端。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最初是在地方政府的批准下推出的，《办法》颁布前，中国一直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国债期货的主要主管机构。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并参与制定保值贴补率，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例行管理，并制定和公布保值贴补率，证监会负责交易的监管，而各个交易组织者主要由地方政府直接监管。多头监管导致监管效率的低下，甚至出现监管措施上的真空。

“327”是人们心中永远的痛，以致于有段时间一提到期货人们总会联想起欺诈、疯狂和混乱。从1995年到2000年，是中国170余家期货企业日子极不好过的6年，监管层也整整思考了6年。

2000年12月29日，中国期货业协会终于成立。经济学家戴园晨说，这一天象征着10年来风雨飘摇的期货业终获肯定，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两年来一直在积极组织调查327国债事件，准备写一个深入的报告，梳理一下发展中国国债期货的思路。

国债期货的基础是利率市场化，虽然目前利率市场化的工作已经启动，但程度还不够。因此，国债期货的推出还必须等待利率真正市场化的那一天。等待需要耐心，等待更需要技巧。淮南的柑橘很香甜，但是到了淮北就成了苦涩的“枳”，经验丰富的农民知道这叫“水土不服”。我们在引入金融创新工具的激情中忘记了要先打理好这里的监管气候和土壤，给它一个营养丰富的环境它才能顺利成长、恢复本性，否则只能是因发育不良而早夭。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669959432687e21af45b307e87101f69e31fba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