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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散文读书笔记

发布时间：2019-02-07 09:54:29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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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散文读书笔记

【篇一：《梁衡散文》读后感】

《梁衡散文》读后感

翻开洁白的卷帙，首先竟是被梁衡先生的幽默吸引了。书中说“我想许多同学对我这个作者，大概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神秘。1984年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正上中学，学我的《晋祠》，他就说：“这作者是我的同学。”那孩子仰头看着父亲，足有几秒钟，然后说：“这人早死了吧。”2008年“六一节”，北京101中学举办师生与作家见面会。校方问作协，能不能找到我。好像我已经失踪??”读到此处，就不禁笑了起来。想起原来老师和我们的一段对话。师问：“知不知道梁衡是谁？”生答：“不知道！”师问：“怎么会不知道，初一学过了他的《夏》的呀？”生答：“哦??还是不知道。”师问：“知不知道朱自清的《春》？”生答：“知道！”“那知不知道梁衡的《夏》？”“不知道！”师晕了??

读梁衡的第一篇文章是《晋祠》，他细腻的描摹令我羡慕。例如写树“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缅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用了多种修辞，把树的姿态写的具体生动，各不相同，令人拍案叫绝。

读晋祠的另一感受是读书要多积累，多背诵。正如梁衡所说“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学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借意、借境，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我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要将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其气。当时听得朦朦胧胧，现在却真感到其言不谬。这篇小文也是这样。比如欧阳修《醉翁亭记》写山，朱自清《松堂游记》写树，柳宗元《小石潭记》写潭，这些在本文的山水、树各节中都能找到影子。另外还有，《史记》写人状物之笔力刚劲，我在写木龙、石虎时，虽数字，却实赖太史公之气；徐志摩写康桥风光时色调之艳丽，我在写山水绿阴时，实向他借过颜料。”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应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夏感》吧。作者视角独特，另辟蹊径，赞美夏天。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宣泄肥,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之若过江之娜。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醉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阅如!即使有人写写,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干死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作品)—一种作为艺术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 “手倦抛书午梦长”(蔡榷》—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可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份金的夏季。”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

《夏感》中写到“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其实，“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梁衡的散文，精美，朴实，独特，而富有韵味。

【篇二：梁衡散文读后感梁衡谈阅读】

《梁衡散文》读后感

翻开洁白的卷帙，首先竟是被梁衡先生的幽默吸引了。书中说“我想许多同学对我这个作者，大概也会感觉到有一点神秘。1984年我读研究生时有一位同班同学，他的儿子正上中学，学我的《晋祠》，他就说：“这作者是我的同学。”那孩子仰头看着父亲，足有几秒钟，然后说：“这人早死了吧。”2008年“六一节”，北京101中学举办师生与作家见面会。校方问作协，能不能找到我。好像我已经失踪??”读到此处，就不禁笑了起来。想起原来老师和我们的一段对话。师问：“知不知道梁衡是谁？”生答：“不知道！”师问：“怎么会不知道，初一学过了他的《夏》的呀？”生答：“哦??还是不知道。”师问：“知不知道朱自清的《春》？” 生答：“知道！”“那知不知道梁衡的《夏》？”“不知道！”师晕了??

读梁衡的第一篇文章是《晋祠》，他细腻的描摹令我羡慕。例如写树“那周柏，树干劲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疏枝，偃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说古；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屈虬，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缅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齐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像地下旋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有的偃如老妪负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用了多种修辞，把树的姿态写的具体生动，各不相同，令人拍案叫绝。

读晋祠的另一感受是读书要多积累，多背诵。正如梁衡所说“我每在提笔写作时，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闪过许多文学巨人的影子，自觉不自觉地向他们借词、借字、借意、借境，然后再汇拢到一起，从自己的笔管里流了出来。我中学读书时，语文教师讲过一件文坛轶事，说韩愈每为文时，先要将司马迁的文章痛读一遍，以借其气。当时听得朦朦胧胧，现在却真感到其言不谬。这篇小文也是这样。比如欧阳修《醉翁亭记》写山，朱自清《松堂游记》写树，柳宗元《小石潭记》写潭，这些在本文的山水、树各节中都能找到影子。另外还有，《史记》写人状物之笔力刚劲，我在写木龙、石虎时，虽数字，却实赖太史公之气；徐志摩写康桥风光时色调之艳丽，我在写山水绿阴时，实向他借过颜料。”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朱熹说过“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应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夏感》吧。作者视角独特，另辟蹊径，赞美夏天。在诗人作家笔下,夏并不是一个受到青睐的季节。也许,春的百卉萌发能给人一种再生的愉悦,春的万象泰和又能使人的情思得到畅快的释放吧,也许,秋的收获能给人一种成熟的满足,秋的寂寥又能使人的心绪得到淋漓的宣泄肥,所以,吟春咏秋,古今舞文弄墨者,几乎趋之若过江之鲫。而夏呢?也许它太热太醉太稠密太有点“浓得化不开”了,因此,总不免给人一种失和谐超力度负荷过重之感。如是,怎能得到和普通百姓一样地受着“快乐原则”所支配的骚客文士的心理认同?怎能不被他们付诸阅如!即使有人写写,也难免写成“毒恶的灰沙阵”,“烫着行人的脸”,“干燥炎热的风”,“凶恶的嘶叫着”,“人象快干死的鱼”,“大地在高热度中发抖(引自茅盾、老舍、高尔基、罗曼罗兰诸人作品)—一种作为艺术内容中苦闷压抑象征的夏感,或者,写成“日常睡起无情思”.(杨万里), “手倦抛书午梦长”(蔡榷》—一种轻松闲适中透出无可奈何的失落之情的夏感。可是,梁衡同志却敢于履新涉奇,从人所寡言处言之,“大声赞美这个春与秋之间的份金的夏季。”须知,这种赞美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赞美。

《夏感》中写到“那春天的灵秀之气经过半年的积蓄，这时已酿成一种磅礴之势，在田野上滚动，在天地间升腾。”其实，“那春天的灵透之气”所积蓄所酿成“磅礴之势”，正是一种“收获之已有而希望还未尽”的伟力的奔突，一种由孕育到丰登的“承前启后，生命交替”的律动，一种印着人类巨大的钤记的创造之波的流泻。作者热情讴歌的，就是这样一首力、生命与创造的诗。

梁衡：我的阅读经历

一个作家的写作是由两大背景决定的，一是他的生活；二是他的阅读。

经常有人问我，你读过些什么书，能不能向年轻人推荐一些。我就面有窘色，一时答不上来。一般作家谈阅读时都能很潇洒地说出那些大部头，读过多少外国名著。我却不能，就算读过几本，也早已忘掉了。我不是小说作家，是写文章的，正业曾是新闻写作、公文写作，业余是散文写作。这些都强烈地针对现实，不容虚构情节、回避问题，否则写出的文章就没有人看。所以，从作家角度来说我的阅读是一种另类阅读，是“撒大网、采花蜜”式的阅读。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人人经历过的最普遍的阅读方式，只不过可能我更认真些并且与写作联系起来。这种方式对学生、记者、公务员和业余写作爱好者可能更合适一些，我就都曾有过这些身份。下面是我阅读和写作的简要经历。

一、关于诗歌的阅读

人生不能无诗，童年更不能无诗。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注意对孩子专门的选读和辅导，差一点的也会教一些俚语儿歌。这是一种审美启蒙，情感培养和音乐训练。

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开始背古诗，中学开始读词。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最早的读本是《千家诗》，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唐诗100首》、《宋诗100首》及《唐诗选》、《唐诗三百首》，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学时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价格却十分低廉，如吴唅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几角钱一本；中华书局的《中华活叶文选》，几分钱一张。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单页，文化含金量却很高，润物无声，一点一滴给青少年“滴灌”着传统文化，培养着文化基因。这是我到了后来才回头感知到的。说到阅读，我是吃着普及读物的奶水长大的。

和一般小孩子一样，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觉得很兴奋，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如：“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并不懂这是浪漫，只觉得美。后来读到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又觉得这个好，是在歌唱中讲故事，也不懂这是叙述的美，现实主义风格。总之是在蒙胧中接受美的训练，就像现在幼儿学钢琴，学跳舞。后来读元曲，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不说人，不说事，只说景，推出9个镜头，就制造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就是王国维讲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要想后来能够领悟，就要预先播下一些种子，这就是

小时候的阅读。一说古诗词，人们可能就想到深奥难懂。其实古人的好作品恰恰是最通俗易懂的。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李清照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都明白如话，但又不只是“白话”，这里面又有音乐、有图画。因为诗的功能是审美，并不是难为人，好诗人是在美感上争风流的。倒是今人学诗、作赋，食古不化，以僻为荣，不美反涩。古诗词的阅读价值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思想内容；二是意境的美；三是音韵的美。后两个都是审美训练。这是每个人的写作都只有诗词，特别是古典诗词是专门来表现意境和韵律的美感的。为什么强调背诗词，就是让这种美感一遍又一遍地濡染自己的心灵，浸透到血液里，到后来提笔写作时就会自然地涌流出来。现在一般人家节衣缩食给孩子买钢琴，倒不如备一本精选的古诗词。因为成人后，一万个孩子也不一定出一个钢琴家，倒是有一千个要写文案，一百个会当作家，而且在成人前每个人都得先当学生，人人都要写作文。

诗歌阅读对我后来写散文帮助很大。当碰到某个感觉、某种心情无法用具像的手法和散体的句式来准确表达时，就要向诗借他山

之石，以造成一种意境、节奏和韵律的美感。所谓模糊比准确更准确，绘画比摄影更真实。

建国60周年时我发表的《假如毛泽东去骑马》，是顺着毛泽东自己曾五次提出要骑马走江河的思路，假设他在“文革”前的1965年到全国去考察（当时中央已列入计划），沿途对一些人事的重新认识。是对毛泽东后期错误的反思，是对 “文革”教训的沉痛思考和历史的复盘。通篇表现一种反思、悔恨、无奈的惋惜之情。有许多地方一言难尽，只有借诗意笔法。

设想毛泽东在三线与被贬到这里的彭德怀见面：“未想，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庐山翻脸，北京一别，今日却相会在金沙江畔，在这个30年前长征经过的地方，多少话真不知从何说起。明月夜，青灯旁，白头搔更短，往事情却长。”这里借了有苏东坡词《江城子》与杜甫诗《春望》的意境。而写毛再登庐山想起1959庐山会议批彭的失误，写道 “现在人去楼空，唯余这些石头房子，门窗紧闭，苔痕满墙，好一种历史的空茫。??他沉思片刻口中轻轻吟道：安得依天转斗柄，挽回银河洗旧怨。二十年来是与非，重来笔底化新篇。”在诗意的写景后又代主人拟了一首诗。毛本来就是诗人，其胸怀非诗难以表达。

《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写邓小平“文革”中被贬到江西强制劳动。“他每天循环往复地走在这条远离京城的小路上，来时二十分钟，去时还是二十分钟，秋风乍起，衰草连天，田园将芜。”这里借秋景来营造一个意境，抒写他忧郁的心情。都是古诗里的句子。

回忆季羡林先生的文章《百年明镜季羡老》中有这样一段：“先生原住在北大，房子虽旧，环境却好。门口有一水塘，夏天开满荷花。是他的学生从南方带了一把莲子，他随手扬入池中，一年、两年、三年就渐渐荷叶连连，红花映日，他有一文专记此事。于是，北大这处荷花水景就叫“季荷”。但2003年，就是中国大地“非典”流行那一年，先生病了，年初住进了301医院，开始治疗一段时间还回家去住一两次，后来就只好以院为家了。‘留得枯荷听雨声’，季荷再也没见到它的主人。”花胜花枯，前后不同的诗意。

有时文章到了结尾处情绪激昂无以言表，只好用诗了，如《梁思成落户大同》一文的结尾：“我手抚这似古而新的城墙垛口，远眺古城内外，在心中哦吟着这样的句子：大同之城，

世界大同。哲人之爱，无复西东。古城巍巍，朔风阵阵。先生安矣！在天之魂。”这种效果有如“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非诗不能表达。

我在中学时开始读新诗，断断续续订阅《诗刊》直到工作后多少年。新诗给我的影响主要不是审美，而是激情，虽然我后来几乎不写诗，但这种激情一直贯穿到我的散文写作、新闻采写和其他工作中。我们这一代人的诗人偶像是贺敬之、郭小川。他们的诗我都抄过、背过。《回延安》、《雷锋之歌》、《向困难进军》、《祝酒歌》等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响彻在各种场合。他们的诗挟裹着时代的风雷有万钧之力，是那个时代的进行曲，能让人血液沸腾。它的主要作用不是艺术，而是号角。如郭小川的诗句“我要号召你们，凭着一个普通战士的良心。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 ”毛泽东说：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我都看了，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他竟敢说‘我号召！’我暗自好笑，我毛泽东也没有写过‘我号召！’”那是一个特定的年代，现在做不到了。现在思想多元化，诗歌当不了号角，不能再起动员作用，它又回归到审美，但是小众的孱弱的美。那时还出版过一本《朗诵诗选》，精选名家诗作，还有《革命烈士诗抄》都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还保存有几本当年抄诗的笔记本，里面有许多抄自书报刊的无名好诗。1968年12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先要在农村劳动一年。村里没有什么书可读，塞外的数九寒冬四个大学生挤在一盘火炕上念诗，互相回忆过去读过的好诗。从北京带去的《朗诵诗选》帮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冬之夜。现在想来是有点幼稚，但却留住了一点激情的火苗，受用一生。我见到好诗就抄就背，这种爱好持续到40岁左右。后来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见到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我说我背过你的《日出》、《黄山松》，“九万里雷霆，八千里风暴，劈不歪，砍不动，轰不倒！”。一次全国作协开会我与诗人严阵坐在一起，我说，我现在还保存有你的诗集《竹矛》。他们没想到在二三十年前还有我这样一个“粉丝”，大家都很激动，谈起那个诗的时代“老夫聊发少年狂”。我在《人民日报》工作，都快要退休了，带着采访组到贵州采访。路上，贵州山水如诗如画，我想起了贵州老诗人廖弓弦的一首诗，背出了第一段：“雨不大细如麻，断断续续随风刮。东飘，西洒，才见住了，又说还下，莽莽苍苍，山寨一幅淡墨画。”同行的年轻人都很惊奇，他们不知道当地还有这样一个诗人，可惜诗人已经过世。这是我高二时在中学简陋的阅览室里读到的，发在《人民文学》的封底上，印象很深。少年时的记忆真是宝贵。那时阅览室里杂志不多，怕人拿走，每个刊物都用一根粗白线拴在桌子上。我不但背诗，也写诗，20多岁时在河套平原劳动，一年后又当记者，夏收季节800里河套金黄的麦浪一直涌到天边，十分壮观。就不自量力写了一首几百行的长诗《麦浪滚滚》，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当然也没有刊物可发。我第一次得到的稿费不是因为散文，而是诗歌。1975年我调回山西，到大寨下乡，写了一首诗，发在《北京文学》上，稿费14元。当时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46元，稿费单插在省委传达室的窗户上，让很多人眼红，我也自豪了一阵子。1988年我将自己多年读、背、抄的诗选了56首，按内容和体例分为写人、写景、抒情、词曲体、古风体、短句体、长句体等11类，加了40条点评，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新诗56首点评》。但我终究没有成为诗人。

新诗阅读对我写作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是激情，二是炼字。

旧诗给人意境，新诗直接点燃人的是激情。在各种文体中，诗歌的分工主要是抒情。散文抒情不如诗歌，叙事不如小说，说理不如论文，但他的长处是综合。如果能将每种文体之长都拿来嫁接在散文中，这就出新了。我后来总结“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这个“情”字就要靠读诗来培养。诗陶冶人性，让人变得热情，可以改变你的性格，你的人生态度。我后来当记者，直至退休多年，每见一新事，就想动笔，甚至一人看电视看到好的节

目，听到一首好曲子都会流泪，与读诗有关。当你胸中鼓荡、翻腾，如风如火，如潮如浪，想喊想叫时，这就是诗的感觉，但是不去写诗，移来为文，就是好文章。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为文第一要激动》谈的就是这个体会。青年时期关于诗的训练并不吃亏，都无形地融入了文章中。 1984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夏感》，选入中学课本，使用至今。全文只有666个字，歌颂生命，抒发一种激昂向上、拼搏奋斗的情绪。其实这就是十年前那首数百行长诗的转世。那首诗我现在连一个完整句也想不出来了，但那种情绪总在心中鼓荡。诗歌所给予的感情上的律动在我后来的散文中都能找见。阅读诗，但写出来的是散文，正如鲁迅说的，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

读诗对写作的另一帮助是炼字、炼句。诗要押韵，就逼得你选字，本来中国字很多，但这时只许你使用一小部分。如果碰上窄韵字更是走钢丝，冒风险。李清照所谓的“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经过这种训练后再去写文章，就像会走钢丝的人走平地，可以从容应对了。下笔时经常一处换三四个甚至七八个字，这就是诗的推敲功夫。从字义、字音、字数上推敲。比如，我在《秋风桐槐说项羽》中说到项羽故里的一棵梧桐和一棵古槐，人们在树下“轻手轻脚，给围栏系上一条条红色的绸带，表达对项王的敬仰并为自己祈福。于是这两个红色的围栏便成了园子里最显眼的，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秋风乍起，红色的方舟上托着两棵苍翠的古树。”这里是该用“布带”、“丝带”还是“绸带”。现场实际情况是什么都有，但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要找意境效果。“丝”的质感华贵纤细，与项羽扛鼎拔山的形象不合； “布”更接近项羽朴实的气质，但飘动感不如“绸”。因为文近尾声，这里强调的是“在绿地上与楼阁殿宇间飘动着的方舟”，隐喻两千年来在历史的天空，在人们的心头飘动着的一种思绪。所以还是选“绸带”好一些。还有诗歌常用叠字，特别是民歌。如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中的“山丹丹”、“背洼洼”、 “半炕炕”等，自带三分乡土味。我在《假如毛泽东去骑马》中，写到毛回到陕北，就是用的当地的这种民歌口语“他立马河边，面对滔滔黄水，透过阵阵风沙，看远处那沟沟坡坡、梁梁峁峁、塄塄畔畔上俯身拉犁，弯腰点豆，背柴放羊，原始耕作的农民，不禁有一点心酸。”而写到他内心的自责时，则用古典体“现在定都北京已十多年了，手握政权，却还不能一扫穷和困，给民饱与暖。可怜二十年前边区月，仍照今时放羊人。”借了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意。

诗歌因为与音乐相连，所以最讲节奏。节奏感主要由句式、章节、平仄构成。我在《新诗56首点评》的研究中专门分了长句类、短句类。指出：“短句体借鉴词曲手法和口语句式，节奏强烈，如鼓点，如短笛，如竹筒倒豆。出语就打在你的心上，不另求弦外之音。”如郭小川的《祝酒歌》“斟满酒，高举杯！一杯酒，开心扉；豪情，美酒，自古长相随。”我读过的印象最深的短句诗是一首《同志墓前》作者叫丹正贡布，并不出名，注明1963年创作于阿米欧拉山下。当时我手抄在一个本子上，第一节是这样的：

五里外，

滚滚黄河，

高唱着

不回头的歌，

五步内，

【篇三：梁衡散文风格】

当今散文的总体格局是多元而琐碎，繁茂而芜杂，贴近生活而缺乏超越，思路活泛而气魄不足。在这一总体格局中，梁衡的散文以其题材的大，气魄的雄，以及思考的远和开拓的深，越来越引起散文界的瞩目。

《跨越百年的美丽》写的是居里夫人，因为1998年是居里夫妇发现放射性元素镭 100周年。这篇文章打破以往科学家题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叙述俗套，重点从居里夫人的“美丽”下笔，写出“旧木棚里这点美丽的淡蓝色荧光，是用一个美丽女子的生命和信念换来的”。文章多次涉笔居里夫人对相貌和仪表的态度，写“为了不受漂亮的干扰，她故意把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写在巴黎求学时，“这个高额头，蓝眼睛，身材修长的异国女子，很快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写居里夫人在法国科学院的讲台上，“穿着一袭黑色长裙，白净端庄的脸庞显出坚定又略带淡泊的神情”，写居里夫人本来“完全可以换另外一个活法，她可以乘着年轻貌美如现代女孩吃青春饭那样，在钦羡和礼赞中活个轻松，活个痛快”，写“她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端庄坚毅的女学者，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居里’，变成一条条科学定理，她变成了科学史上一块永远的里程碑”。在这个基础上，文章升发到“大智之人，不耽于形，不逐于力，不持于技”的哲理层次，写出居里夫人这样的伟人，能够“自由地驾驭规律，而永葆一种理性的美丽”。

这篇佳作颇能代表梁衡现在的创作状态。他不回避写名人要事，不故作清高假装淡雅，他甚至有意去写名人要事，有意去挑战“雅人”

们纷纷回避的重大题材。但他在写名人要事之时，一不是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明朝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一种所谓“台阁体”诗。台阁主要指当时的内阁与翰林院，又称为“馆阁”。它的出现，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倒退，因为它只追求所谓“雍容典雅”，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二不是义愤填膺的控诉会或者大批判，而是把名人首先当作普通人，写他们如何从普通人成为名人，写他们作为名人的普通之处和不普通之处。这样，文章就自然具有了超越具体对象的普遍人性意义，虽写一人一事，而可以引发读者对多人多事乃至自身命运的思考。即如《跨越百年的美丽》一篇，就可以使人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美丽，怎样长久地保持美丽，怎样对待美丽，什么样的女性是真正值得尊敬和爱戴的女性，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等问题。像这样的文章，在梁衡的笔下，有一个颇为可观的系列。他从周恩来写到列宁，从诸葛亮写到范仲淹，每一篇都既让人感到大气磅礴，又感到耳目一新。

梁衡为什么会有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追求呢？梁衡在《报刊需要好文章》中的几句话值得注意：“许多东西，看过就忘，记不住，有的也不必要记。”“读者是检验报刊质量的权威。 ”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与梁衡一贯提倡的大散文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它使人油然联想到当今许多报刊的千篇一律和淡乎寡味，令人不禁深有感慨。

梁衡的散文，题材种类很多。既有“名山大川”，也有“人杰鬼雄”。梁衡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正是他的那些“大散文”。比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武侯祠：一千

七百年的沉思》，《晋祠》，《壶口瀑布》等。在这些以“大人物”、“大景观”为书写对象的文章里，梁衡第一不是滥情地描绘什么“到处莺歌燕舞”的一派大好形势，第二不是故做“独醒”的标新立异，以大做翻案文章来哗众取宠。他就从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基本事实入手，把文章的重点放在挖掘人物的心灵，探究历史的沉浮，思考文化的变迁上。梁衡曾在基层当记者，他自称“对我来说是新闻孕育了文学”，“我既把文章当艺术，就时时向往着一种新高度，就时时苦寻着通向这个高度的路。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对于“新高度”的自觉追求，是梁衡散文始终能够保持高质量和大气魄的内在根源。所谓“新高度”，包括“新”和“高”两个重要元素。“新”，就要求不人云亦云，要求发人之所未发，既不追逐时髦，也不复制自我。“高”，则要求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从大处着眼，从宏观落笔，无论描写人物事件还是山川景物，皆应该具备辽阔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比如《武侯词：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一篇，是写诸葛亮的，这个题材已经很难再写出什么新意和高度了。梁衡则第一是写出了历代帝王嫉妒武侯祠的香火之盛，从不许建祠，到下令废祠，再到君臣合庙，而人民却不顾统治者的禁令和诡计，从野外设祭，到以庙为祠，大门匾上明明大书“昭烈庙”几个字，可人民非要叫它“武侯祠”，从而写出了真正的历史是书写在人民心中的这一千秋真理。第二又指出了诸葛亮的意义并非体现在忠于谁，反对谁，而体现在他“是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实验的一个载体。”这样，

文章自然透出新意，显出高度，这完全得益于作者能够借助历史的长镜头来对人物和事件进行多侧面聚焦，因此这“一千七百年的沉思”才显得那般有分量，有深度。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小说诗歌等类型的相对岑寂，散文一再受到人们格外关注，所谓“散文热”始终不曾大幅度降温。但是这股“散文热”更多的体现为出版者的争相炒作，而在读者一方，并没有热到令人热血沸腾，心神俱爽的地步。原因在于，十年来的散文，大体是以标榜闲适为主流的。闲适的散文并非就不好，周作人、林语堂一路的闲适文章也是有其审美价值和文化蕴涵的。问题在于，当前的所谓闲适散文大多拘于格局和气魄都比较小的那一种，一言以蔽之，可以叫做“小散文”。这样的成千上万的小散文，一篇篇局部看去，也不乏一定的意义和情趣，但是整体上看来，则不免体弱气虚，器量狭小，它和我们这个波涛滚滚的轰鸣的时代颇有几分不协调，或者可以说，散文没有充分利用时代所提供给它的营养和条件，它的总成绩落在了时代总成绩的后面。面对这一局面，一些学者作家迫切呼唤时代所需要的大散文的出现，可以说是理之必然。而梁衡的作品，恰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大散文”的代表之一。

梁衡对“大散文”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和建构热情。他曾发表过一篇《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的文章，指出“凡历史变革时期，不但有大政大业，也必有大文章好文章。”“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所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梁衡此论可谓一语破的。回想80年代，大散文小散文同样生机勃勃，

既有大江东去，也有晓风残月。何以到了90年代，不闻大江流日月，只见小犬吠阴晴呢？是90年代没有大事可写，没有大情可抒，没有大理可论吗？答案是否定的。90年代，国家有国家的大事大情大理，民众有民众的大事大情大理，可以写成大散文的题材数不胜数。从港澳回归，到国际风云，从下岗分流，到洪水肆虐，从社会治安，到体制改革，这些都是民众经常议论的“焦点话题”，它们以“口头散文”的形式，在街头巷尾，在客厅卧室，被不断分析着，判断着，然而它们却恰恰被我们多数的散文家给忽略了。这些小散文家们热衷于写一次酒会，一封情书，一场艳遇，一枕春梦；写家里猫狗打架，写邻居退休种花，写当年做“逍遥派”，逃避了抄家批斗，写奶奶有关节炎，每天喝一盅黄酒。我们的散文家，自动与社会大潮脱钩了，隔绝了。鲁迅先生当年是因为不准谈风云，所以佯做谈风月，实际上谈的还是风云。而当今的众多散文家则是自动躲避风云，惟恐错过风月。应该说，这实在有愧于我们的散文传统，有愧于我们的文化传统。放弃了忧患意识，就等于放弃了文化工作者的使命。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文人是尤其灵验的。即如有些人津津乐道的“文化散文”，也是可以依凭“风云”与“风月”的标准而为之划分良莠的。梁衡的文章，不在字面上标榜“文化”，而是将“文”，化入笔下的风物人情，在谈天说地中传达出忧患意识和入世激情。没有这一类的文章，我们的文坛就会彻底暴露出物种失衡的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