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江先生
半个世纪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馆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外国老人。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不接受采访，只过着纯粹而孤独的老年人的日子。
老人走过很多地方，偶尔落脚这里。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他在与极少的朋友交往中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馆，对这位老人而言都没有根脉维系，也没有情缘牵扯。他本该悠然而过，无印无迹，但他终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慢慢地走近那个决定。
连他自己也惊讶，怎么会是这里。
直到他去世人们纔知道，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将在这里成立，纯资产十八亿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从此，在文化版图上，葡萄牙将不再是原来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将不再是原来的里斯本。
古本江先生哪里来那么多钱呢?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有效，他又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作为对他积极推动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让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原来他当初推动石油开采只是浅层目的，背后还隐藏着这四项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论方便和影响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中心、图书馆，连巴黎、伦敦也不例外，而总部却在里斯本。这是一种多大的文化气势。
希望这件事，能对世间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设的市长们有所启发———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题，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大凡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力量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主题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这一切留给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论著、几许诗文。
古本江基金会大厦矗立在古本江公园里边，占地不小，设备先进，我们去时正在进行翻修。大厦正门右侧的花坛里，树立着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对街道的，前面有卫护栏，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详着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飞到了前些年去过的波斯湾。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现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样子，而最近的灾难，又与争夺石油有关。我在巴比伦遗址中见到过几千年前铺设的沥青路残迹，可见古文明的创造者们也发现了石油，但他们无法预料，这种地下的液体燃料将会点燃起无穷无尽的战火，结果，连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耻笑。
今天纔知，仅仅通过一个人，那片古老而悲凉的土地还拿出过百分之五的气力，滋养着现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独。里斯本的老旅馆，闭门谢客的外国老人，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哪怕是横贯千年的大事，哪怕是连通万里的壮举，如果属于文化，往往总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闪，一路暗访，寻找着一个托付地。托付的决定总是写在遗嘱上，因此注定不可能活着阐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义。
一旦离开便阐明了，顺便，也阐明了波斯湾和里斯本有可能发掘出来的文化含义。
我的窗下
里斯本往西去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在人们还不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
大地在此结束，
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瞇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说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它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O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绑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它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O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它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矙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纔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磨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纔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掩卷沉思
我读书，多半在深夜。四周都已沉睡，只有我和作者在轻声聊天。此间情景，像是小时候过年守夜，开始那么热闹，渐渐大家都打吨了，坐在椅子上，头一颠一颠的，只有我和祖母醒着，压低了嗓门说话。红蜡烛在摇曳，祖母说着以前过年的各种事情，我听着、问着，远处隐隐传来两声爆竹，天地间安静极了。
守岁，总像是在等待什么。等待着上天把一段年月交割?交割给谁呢?交割时有什么嘱咐?这一切一定都在发生，因此我们不能安睡。深夜读书的情景也与此相类，除了两个对话者，总觉得冥冥中还有更宏大的东西在浮动，因此对话时既专心又有点分心，时不时抬起头来看看窗外。窗外，是黑黝黝的一片。
阅读中的对话者，有些是我特地邀请来的，从书店;有些则是自己来叩门的，叩门的声音很沉稳，原来是厚厚一包书稿，要我写序言。近年来写序言的事情虽然已成为我一个不轻的负担，但这是朋友们把自身的精神劳作和对我的信任的双重传递，我没有理由皱眉。事实上，这也是略带强制地让我获得了重要的阅读机会。朋友是熟悉的，因此这种文本阅读必然与生命阅读连在一起，备感深切。
不管哪种阅读，我都不会关闭自己、被动接受。被动不是谦逊，恰恰相反，只有开启自我才是对对方的尊重。不过这种开启常常离题，飘飘忽忽，如夜风游荡夜空。
因此，我写的序言从来不合标准，没有精细的评价，只有一团团意绪。阅读那些不必由我写序言的书籍更是如此，读着读着走了神，有时自己觉得有趣，把走了神的那部分记下来，一看，不是读书笔记，不是对话记录，有的过分严肃，有的过分随意，只好自我安慰：这倒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散文格局，什么都装得进，有点后现代的意思。
以别人的精神劳作为起点的深夜冥思，本身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却反映了自己是如何在别人的推动下过日子的，可以摘录一些给关心我的读者看一看。亲爱的读者们为我的书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与此同时，我却把自己耗费在别人的书中，这可看成是一种心理循环、情意接力、文字转圈。一切都发生在深夜，而深夜是不必像白天那样严谨的。读者如果容忍以下的编排，觉得尚可一读，那我就理解为对深夜的原谅。
遗憾的真实
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何军事谍报性质。
大惑不解的人们当然要问他那两页绝密笔记失窃的原因，他说：笔记本还有三十页与失窃的两页同等重要的资料，为什么不把整个笔记本偷走?除非是笔记本太重，但偷走的照相机比笔记本重十倍。因此撕走那两页只是出于一种临时性的需要。究竟是什么需要呢?他在排除了其它各种可能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只能是小偷突然内急，充当了手纸。
会场上一片嗤笑。但鲁奉节的逻辑十分细密，笑声渐渐停止了。他没有笑，只是宣布，现在时间已晚，明天早晨就能在别墅周围找到与手纸有关的痕迹。果然，第二天一早，人们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找到了充当手纸的那两页笔记。而最后捕获的罪犯，也确实只是个身手不凡的小偷而已，对军事情报一窍不通，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来读这份案情材料只觉得有趣，但请设想一下，在那个时候，鲁奉节先生在几个小时内得出这个结论是多么不容易!他面临的情况，比福尔摩斯所面临的还要复杂。政界、军界和警界的高层早就动员起来了，他们层层听汇报，天天作分析，每个人都已经作出过多种多样的判断，这些判断综合了国际形势、军事动向、内部情报，都十分雄辩，而且都关及这些高官的尊严。层层叠叠的尊严加在一起，下级实际上已经很难提出不同的意见了。于是，尚未侦破的案情出现了两个走向：领导心中的走向和实际发生的走向。在多数情况下，前一种走向更强大，因此我们历史上才会有那么多的冤案、假案、错案，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会有那么多的申诉无门的委屈。
领导者即使并不霸道，他们的判断也代表了当时当地一种共通的社会思维定势，而任何定势都是强大的，连侦查人员也很难不裹卷在里边。在这种情况下，要让自己的耳朵、眼睛与周围隔绝，只是一门心思地注视切实物证，实在很不容易。鲁奉节先生做到了，他终于抬起头来，平静地说出那两页军事资料的唯一去处，那种滑稽的情景里有一种罕见的崇高。
所有的绝密电话全都响起来了，从军事禁区到北京高层，无数个声音在惊讶地重复：“小偷做了手纸，小偷做了手纸，手纸、手纸、手纸……”到昨天为止的一切滔滔分析、果敢判断，全都烟消云散。
败遗憾。遗憾得不愿向下属传达，遗憾得不愿向妻子复述。但更遗憾的是，这是真实。在这个世界上，众口喧腾的可能是虚假;万人嗤笑的，可能是真实。长久期盼的，可能是虚假的;猝不及防的，可能是真实。叠床架屋的，可能是虚假;单薄瘦削的，可能是真实。由此我们也就看清了，什么是名探。
其实，世间一切平庸和杰出的界限也在这里。何谓平庸?做加法，层层叠加地人云亦云;何谓杰出?做减法，力求简单地直奔真实。真实老被嗤笑，因此杰出者的数量总是不大。人们老想躲开遗憾，因此，更大的遗憾总是紧紧跟随。
家住龙华
1988年12月15日。
我家住在上海西南角龙华。这是一个古老的地名，一闭眼睛，就能引出不少远年遐想。但在今天上海市民心目中，龙华主要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记得两年前学院宿舍初搬来时，许多朋友深感地处僻远，不便之处甚多。一位最达观的教师笑着说：“毕竟有一点方便，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蒋星煜先生立即安慰道：“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
我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最近竟然病了，而且不轻，说笑话稍稍有点勉强。请了病假，把学院的杂事推给几位朋友，又有点空闲读文学作品了。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纔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返观自身，我有权利说一点他们的死因。单为一项工作奋斗，再累也累不死人。最痛楚的是生命的分裂。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于是，只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再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翻开书籍、铺展文稿、拆阅来信。这又是一个世界，自己正与各国同行征战。从来没有在这种征战中认输的习惯，那就捂住扒欠，用杯杯浓茶来吶喊助威。天色微明，过几个小时又得去开会、谈话。累?当然，但想想在军垦农场拼命的当年，对自己身体忍耐力的自信又悄悄回来。闹锺响了，立即起床，全不理会病魔早已在屋角等待。
我今天不用上班，睡足了起身，提个篮子去买菜。菜场很远，要走过古塔和古寺。身体不好，走得慢一点，多看看古塔和古寺吧。这地方实在是有年代了，连唐朝的皮日休过龙华时都有一种怀古感：
今寺犹存古剎名，
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
不见波心塔影横。
想着这么漫长的历史，心气又立即浮动起来，真想动笔。这一年我一直在《收获》杂志上连载《文化苦旅》，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这项写作被一个坚拒日久的行政任命阻断了，但龙华真需要补一篇。那么苍老的目光通视着一座近代都市的兴衰，其中很有一些可说的话。哪怕是最浮爆的近代上海文人，他们的精神幅度也不能不往来于古老的历史和现代的潮流之间。对这个课题研究得特别出色的是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应该把他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人格结构和海帕特征的文章，再找出来读一读。
买菜回来，赶快走进书房，陈旭麓教授的文章怎么也找不到，电话铃响了，接来一听，脸色大变。我又不能不相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了。电话中分明说的是：“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下午2时在龙华殡仪馆举行!”
打电话的朋友特别叮咛：“你家在龙华，很近，一定要去。”
在我的抽屉里还有陈旭麓教授的来信：“近来偶有空闲，到长风公园走走，自诩长风居士。”
但是，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词证明，陈先生根本没有这般优闲。他刚刚到外地参加5个学术讨论会回来，去世前几小时还在给研究生讲课，就在他长眠之后的今天，他案头求他审阅的青年人的文稿和自己未完成的书稿，还堆积如山。
我自认是他少有的忘年交，但在吊唁大厅里，六七百人都痛哭失声，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持。他是一个在19年前死了妻子，亲手把一大群孩子带大的辛劳父亲;同时，他又是100多位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他不断地从家庭生活费中抽出三五十元接济贫困学生，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他对谁也不说这一切，包括对自己的子女和学生，只是咬着牙，一天又一天，把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万人瞩目的第一流水平。
他走了，平平静静。他的大女儿向来宾致谢，并低声向父亲最后道别：“爸爸，今天你的行装又是我打点的，你走好，我不能搀扶你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连忙拉人询问，一位陌生人告诉我：“这是我们上海历史学界的不幸，接连去世两位!王守稼在给陈旭麓先生送挽联后，接受手术，没有成功。”那人见我痴呆，加了一句：“明天下午也在这里，举行王守稼副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
我实在忍不住了。站在王守稼书写的挽联前，为他痛哭。就在刚纔，我还在厅堂里到处找他。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懮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是的，家住殡仪馆很近，明天，再去与守稼告别。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不管怎么样，先得把陈旭麓先生的几篇文章找出来，好好读读，再把我关于龙华的那篇《文化苦旅》写完。今夜就不写了，病着，又流了那么多泪，早点睡。
推荐阅读：
梁实秋散文集
毕淑敏散文集
名家的散文精选
徐志摩经典散文集
席慕容散文精选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1a31b50bdc3383c4bb4cf7ec4afe04a1b071b0a8.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