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发表以后，许多人都把它当成了信史。
难道不是吗?里面的人物都是各有所指：盛九莉分明就是作者自己，二婶蕊秋是她的母亲，二叔盛乃德是她的父亲，盛楚娣是她的姑姑，邵之雍则是胡兰成，小康是护士小周，巧玉是范秀美，荀桦是柯灵，燕山是桑弧，虞克潜是沈启无……如果真是这样看小说还有什么意思呢，记得张爱玲在《烬余录》中说过这样的话：“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
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文人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便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于注意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张爱玲自己说：“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
《对照记》出版以后，在照片的最末一张最后的一句话，张爱玲是这样写的：“我希望还有点值得一看的东西写出来，能与读者保持联系。”这“值得一看的东西”应该就是《小团圆》。她写了，然而由于当时胡兰成正在台湾，朱西宁也准备根据胡兰成的活动写张爱玲的传记，宋淇觉得此时出版《小团圆》会被胡兰成这个“无赖人”利用。种种原因和顾虑，便使《小团圆》的出版遥遥无期。
今天我们读《小团圆》，也就是张爱玲笔下的历史，应该在注意作者自己对历史解读的基础上，更注意艺术上的完整性。我以为小说的看点重要之处有二：
首先是母女感情。女儿对于母亲的厌恶嫉妒与憎恨绝情，在现代文学作品的人物长廊中，张爱玲小说中的母女关系简直是举世无两。
从《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儿女到九莉之于蕊秋，尤其是主人公“九莉”对母亲“二婶蕊秋”的态度，我们越读越是难以理解。她的妈妈常年在国外游学，每次出去都携带很多的箱子，因此九莉在香港上学的时候，连暑假都不回家。面对来港看她的母亲，九莉首先发觉的是她的发式与衣着;当蕊秋把英国讲师安竹斯给她的“小奖学金”800块港币拿去赌博输掉的时候，九莉竟然顿生这样的感觉：“就像有件什么事结束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按照张爱玲对女性的描写规律，小说中的人物发展脉络常常是从媚俗开始而最终走向骇俗。
她们母女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永远是行李，作为环球旅行家的母亲，传授给她唯一的本领就是整理箱子。九莉在学校里读的是考瓦德的剧本和劳以德的小说，因此她和母亲的关系有许多是西方家庭模式的，这里面有着西方小说的心理探讨和道德关怀。九莉生病的时候榻边有一个呕吐用的小脸盆，蕊秋见了盛气地走过来说：“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只能让你自生自灭。”快人快语的西方语言，当然一点也不幽默，而“九莉听着像诅咒”。蕊秋难得单独带九莉上街，过路口时方才抓住她的手，一到人行道上立刻放了手。这“唯一的一次形体上的接触”，让她“也有点恶心”。这是怎样的一个古怪女孩，这是怎样的一对母女!
更有甚者，九莉作为编剧的电影放映有了稿费以后，她竟然问过姑姑，母亲为自己“大概一共花过多少钱”?最后她居然将这笔钱合成二两金子还给母亲，低声笑道：“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多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在争执中蕊秋流下泪来，说道：“你也不必对我这样，虎毒不食儿，嗳!”小说接着这样写道：“从前的事凝成了化石，把她们冻结在里面”。原来就感情并不深厚的母女此刻更是形同路人，九莉反而觉得“时间是站在她这边的”，她对自己说：“反正你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读来真是令人身心俱凉，她母亲去世以后留给她的一副翡翠耳环，她也终于决定拿去卖掉了。其实那时候她并不等钱用。这样的描写正如她自己所说是“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这真是一种别样的阴冷!
其次是情感生活。九莉遇到了邵之雍，小说里面很有张爱玲与胡兰成相恋的影子，但这是继胡兰成《今生今世》之后张爱玲的另外一种解读。
邵之雍先是为九莉写一篇书评，后来是见了面，再后来是“他天天来”。在张爱玲笔下的邵之雍是“文笔学鲁迅学得非常像”，有时眼里闪出“轻蔑的神气”，他太自信了，面对一个女作家竟然这样说：“你这名字脂粉气很重，也不像笔名，我想是不是男人的化名。如果是男人，也要去找他，所有能发生的关系都要发生。”这是什么话?一个有知识再加上有匪气(或者说是无赖气)的男人，大概最能征服有虚荣心的女孩子的心。小说还写了九莉坐在邵之雍身上所引起的对方生理反应，一段象征性的想象描写，在收敛中有大胆、在写意中写实，暴露出邵之雍的真实。他说：“我不喜欢恋爱，我喜欢结婚。”他以一纸婚帖就得到了九莉的爱情，然后是把事情做实，当着九莉的面说他们的事已经说给谁谁听了、已经写信告诉谁谁了。果然是情场高手，邵之雍的目的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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