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一个漂泊的灵魂作者：贾冬婷来源：《青年文学家》2015年第13期
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给萧军的信里写：“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那个时候，萧红身在日本，正试图用出走来逃离与萧军的情感困局，同时也想给自己找一个安静的写作空间。隔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狂风骤雨般的爱情和烽火漫天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怀想的轻雾，而漂泊了那么久，她奉为宗教的写作在导师鲁迅的提携下日益自由，终于可以停下来感叹一句：“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仅仅是在笼子里的平安，她也是又爱又怕的。写信的一个月前，鲁迅逝世了，震惊和悲恸过后，萧红好像隐隐找到了一种悲痛化出来的力量，这是她微小的坚强。事实上，这平安确实是短暂的，不久后，萧红就不得不提前回国，踏上了更加颠沛流离的悲剧之路。如今去回望萧红对“黄金时代”的感叹，实在是饱含凄凉的。
萧红在本质上是个善于描写私人经验的自传体式作家，文学与人生，是萧红的两条交叉线。这两重世界曾经合二为一，但最终渐行渐远、无法弥合：她在文学中找到了个人价值和心灵自由，像“大鹏金翅鸟一样飞翔”，而在人生际遇上则颠沛流离，终于“跌入奴隶的死所”。在她身后，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而被长期忽略的。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为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卢玮銮（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将近百年过后，萧红为什么这么红？除了她小说般爱情的戏剧性，还不可忽视她身处的大时代背景，曾造就了一个群体性文学上的“黄金时代”，而萧红作为其中一个女性个体，置身其中不同寻常的道路选择又构成一重戏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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