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由衰而兴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的抗战诗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在世界反法西斯诗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在芦沟桥挑起战争，企图消灭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中国各阶级、阶层和集团，迅速行动起来，抗击日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就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诗人艾青写了《复活的土地》一诗，以他惯有的抒情笔调，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

诗人的预感，在第二天就应验了。这预感，也成了艾青及其他一些中国诗人“最大的创作雄心”的基调。

在抗日战争初期，首先出现并大量出现的都是反法西斯的短诗、抒情诗，真正起到了匕首、投枪的作用。接下来涌现出的一批长诗，以抒情长诗为主，这与中国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传统有关，如：艾青的《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袁永拍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等。

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军事、政治上的原因，文艺界客观上分成国统区、上海“孤岛”与沧陷区、解放区等不同区域的几支队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其区域的差异性、创作水平的不平衡性较大、也较复杂。

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表现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幼稚的欢欣，幼稚的苦闷”，注意形式美的探求，带有明显的消极悲观情绪和惟美主义的倾向。抗战的炮声轰毁了他的艺术之宫，使他的思想和诗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声称：“我再不歌唱爱情，像夏天的蝉歌唱太阳”，“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不爱云，不爱月亮，也不爱星星”。他写了叙事诗《一个泥水匠的故事》，歌唱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写了组诗《夜歌》，展示“新我”与“旧我”的矛盾：“我是如此地爱好我自己，/而又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

戴望舒是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多采用象征主义的手法，以潇洒自如、流畅而又节制的语言，抒写苦涩的人生、内心的寂寞，咏叹幻灭的悲哀、追寻的渺茫。抗日战争使他离开了长期蛰居的“雨巷”，发出了自由解放的战斗呼喊：“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生长”（《元旦祝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戴望舒因致力于抗日宣传而被日寇逮捕。但铁窗关不住诗人的歌喉，他写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表现了不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尤其是《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以幻中见真、平中见奇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写来自现实生活的诗情，将仇恨、挚爱和希望倾注于联翩的想像，从而展现了受尽蹂躏却有光明和希望的祖国，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抗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诗人，这是中国诗坛的一个带有规律性及普遍意义的现象。绿原在《白色花》诗集序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概括与表述。他说：“……特别是对于那些直接生活在战斗行列中的诗人们，诗就是射向敌人的子弹，诗就是捧向人民的鲜花，诗就是激励、鞭策自己的入党志愿书。”绿原称此为“七月派”“最基本的特色之一”。

纵览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国家的反法西斯诗歌，都有这样几个共性，中国抗战诗歌也不例外。

其一，来源于战争，服务于战争。诗人田间在1938年创作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被张贴在城市、乡村、车站、通衢，直接起到了“动员民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其二，反法西斯的总主题，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陈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涌现出来的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他的诗以战斗生活为内容，以理想主义为基调，既刚健朴实又瑰丽浑厚。他在《为祖国而歌》一诗中，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誓死保卫祖国，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祖国啊，/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兴，/因为啊，/我——/你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在1944年反扫荡斗争中，陈辉壮烈牺牲，年仅24岁，终于以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最后、最壮丽的诗篇。

其三，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是百花齐放，色彩斑斓。艾青、田间、臧克家

的创作都进入了繁荣期，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富特色、极有光彩的“三人行”。艾青狂热地追求着太阳与光明。在3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首短诗，写了《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长诗，出版了《北方》、《旷野》等诗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田间被闻一多称作“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没有“弦外之音”，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鼓舞你爱，鼓舞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臧克家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就已取得突出的成就，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个文工团在战火纷飞的中原驰骋了5年，写了《血的春天》、《春鸟》等诗。他的作品内容充实，感情真挚，风格严谨含蓄，推动了现实主义诗派的成长。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还有3个值得注意的诗歌流派——七月、九叶、晋察冀诗派，他们的创作实践与相互影响，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多样化。七月派强调主观抒情，九叶派提出自觉的超越，晋察冀派紧密地配合政治斗争，使它们各自团结和造就了一大批诗人。

此外，郭沫若的“国防诗歌”，柯仲平对民族化、大众化的追求，力杨的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以及解放区的街头诗、朗诵诗，和国统区的政治讽刺诗……都十分突出，加上旧体诗词、民歌小调等，说“抗战期间是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一点儿也不过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过去了，而反法西斯文学在许多国家仍盛况不衰，常写常新，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是常见的。众多的诗人都对那场战争进行了反思。他们已不满足“战壕真实”，而向“历史高度”上升，“用战时的尺度衡量现在，用现在的眼光回顾过去”。在不少人的诗中关于战争的细节越来越少，战争和牺牲了的战友仿佛逐渐不再成为描述的对象，而成为衡量战后生活中一切的尺度。生活的意义、对社会的责任、生与死、爱与恨、善与恶、高尚与卑劣、忠诚与背叛、勇敢与怯懦等问题，都通过回忆并从战时的阵亡者的高度来思考。有的诗人则郑重表现战争的严酷与艰苦，写战争给人带来的磨难，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有的诗人既有“公民激情”，又有真实的“心灵运动”，着重写战争的哲学内容，走“心灵和理智结合”的道路。

战争是人发动的，也是人制止的。战争既摧残人，也磨炼了人。战争激化了一切矛盾，撕去了所有的伪装，将人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因而最能显示出人的崇高、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力量。只有以人为中心，从历史的角度和历史的规模思考当代人类的命运和责任，深入人生与人性，正确处理自我与人类的关系、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现实与超现实的关系，方能使中国的战争文学特别是诗歌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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