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忧心的历史惯性——读《黄河边的中国》之欧阳学创编
欧阳学创编 对于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来说,见微知著、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是最为重要的素质要求
时间:2021.03.03
创作:欧阳学
。特别是一个正处于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更要注意从社会上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中发
现社会危机的蛛丝马迹,说服同僚采取非常规的决策方式,及早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挽住历史发展的巨大惯性,以防患于未然。因为对这类国家而言,事实上一直在进行着
民主政治发育的速度与社会矛盾积累的速度之间的比赛,如果后者明显高于前者,那往
往意味着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中断。
对于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言,我认为有两个薄弱环节亟待引起注意:一是在城
市,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或者说职工下岗、失业的状况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状
况不对称,职工下岗、失业过快过多,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受多方掣肘进展缓慢;二
是在农村,政府汲取能力与农民负担能力不对称,政府汲欧阳学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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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过多且呈刚性增加之势,而
农民承受负担的能力相对而言要弱得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命
运的大问题,曹锦清最近的新著《黄河边的中国》对后一问题作了充分的揭示。 一
一个社会总是由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两部分人组成的,强势集团的行为肯定有其自
身的逻辑和道理,弱势集团的行为也肯定有其自身的逻辑和道理,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
力量对比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强势集团的逻辑和道理行事。对农村而言,强势集
团就是县、乡、村的各级政府官员(在这里我们把村也视为一级政府,因为对绝大多数
地区而言,村党支部、村委会的行为方式和各级党政机构的行为方式并无实质区别), 弱势集团就是庞大的农民阶层。
从道理上说,各级政府从它们所管辖的社区内汲取收入,靠这些收入养人、办公、
办事,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这里的问题只是,政府是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
,是“老百姓允许我花多少钱就收多少钱”还是“我愿花欧阳学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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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钱就从老百姓手里收多少
钱”。如果是前一种逻辑,则社会能保持持久的良性运转状态;如果是后一种逻辑,则
意味着政府的异化,意味着政府凭借自己的强势地位对老百姓的强行剥夺。不幸的是,
我们国家的政府遵循的恰恰是后一种逻辑。
先从养人方面看,基层政府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的状况相当严重。以兰考县X乡为
例,全乡党政机构现在有150人左右,实际只需要30人左右,也就是有五分之四是冗员(
第93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在从公社体制向乡体制转轨过程中,
原有的职能,虽大大萎缩,但机构犹存,人员未去,新机制随新需要而不断增设,人员
随之扩大。二是县人事劳动部门,每年硬性向乡摊派复员军人与大中专毕业生。本乡几
乎没有乡、村两级集体企业,只能安插在乡政府与乡中学内。这是造成乡党政机构人员
逐年扩大的主要原因。三是上级各主管部门的官员安排他们的子女、亲友就业。“如不
给安排,就是不给上级领导面子,你不给他面子,他不给你办事,谁顶得住啊?”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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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党政主要官员调动频繁,换一茬官员,便增加若干编制,吃皇粮。随老关系而来的不
会随老关系而去,凭新关系进来的不断增加(第92页)。
再从办公、办事方面看,出于炫耀与攀比的目的,即便再穷的地方,乡镇主要领导
、县党政机关及直属机构的领导的轿车、大哥大也要配,星级宾馆也要修,新的办公大
楼也要建,党政官员的福利也要逐年提高,招待费也要一分不少地花;出于保官升官的
目的,盲目追求所谓的政绩;向农民集资,搞一些“短、平、快”的华而不实的项目,
强迫农民种这种那却不承担任何后果,结果往往是劳民伤财、劳而无功。这样的例子在 书中比比皆是。
应该说,基层政府官员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在官场上混不就是图个保官升官吗?
乌纱帽拎在上级手里,我不听话、不围着上级的指挥棒转行吗?接待上级和其他地方的
官员,不讲究点门面和排场、不哄得他们高兴行吗?这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在这
些理直气壮的冠冕堂皇的说辞背后,一个最大的道理——欧阳学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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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也是人,他们也要生存、
要生活的道理被毫不留情地遗忘和忽略了。 二
目前农民生活的困苦、农民负担的沉重确实值得我们同情和忧虑,但这还不是我最
为担心的,我最担心的是历史发展的惯性,也就是农民负担非但不见减轻,反而愈来愈
重的趋势。从书中提供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事实。 第一, 不仅农民自己认为负担重,党校领导、报纸编辑、中小学教师认为农民负担
重,而且各级政府官员也都认为农民负担重。比如,信阳县H乡的一位村支书说:“我们
这里的农民负担,确实很重。做村支书的,本不应该这么说,但这是实际情况。”(第
651页)兰考与杞县交界处的Y乡党委书记说:“农民负担确实太重。”(第459页)几位
正在开封党校学习的县乡干部说:“我们来自农村,来自农民,我们的父老乡亲就生活
在农村,对过重的农民负担,我们怎么会不知道?!”(第449页)作为过重负担的承受
者和直接受害者,农民自己认为负担沉重并不奇怪;作为中立者的党校领导、报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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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认为农民负担沉重也情有可原;但连作为农民负担的施加者的各级政府官
员自己都承认农民负担重,就可以想象农民负担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地步了。但他们想
因此而减轻农民负担了吗?没有。他们的说法是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只能说、不能做,“
沉重的农民负担,不是想不想减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减下来”的问题(第459页)。
第二,基层官员对中央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乡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条文的抱
怨。这个5%是国务院为农民负担问题硬性规定的最高限额,但基层官员对此并不理解。
X县某乡党委书记说:“按国务院规定,村提留、乡统筹这一块,不能超过上年全乡人均
纯收入的5%。去年,我乡核定的人均纯收入是1030元,人均农负应是50元。若某村有80
0人口,该村农负总计应是4万元。村提留、乡统筹各占一半,留给村委使用的全年经费
只有2万元。……全村干部的年薪就占去⒈54万元,村委总得办点事吧,照顾若干五保户
啦,干部出差,办公费啦,订阅报刊杂志啦,必要的来往招待啦,村小学的修理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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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的四五千元怎么够花?你叫村委怎么过日子?我们又没有什么村办集体企业,乡里
也没有,干部吃饭,办事,只得向农民要钱,按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吃饭都很难顾上,
还能办什么事呢?”(第678页)“我也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吧,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
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干过许许多多违法乱纪的
事。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也不算过分。老实说,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只有两个
结果,一是根本办不成事,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必然犯法。”(第677页)从这位
乡党委书记说话的语气我们不难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为“办事”而置国务院规定于不 顾的行为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第三, 基层官员的素质日益低下,不贪污受贿吃亏的情绪日益明显。农民负担沉重 ,好人
当官完不成农民负担的收缴任务,于是上级只能物色那些有能力完成自己指派的任
务的人当官,而把“德”的考虑置于次要位置,这就必然导致一批素质低下、但办事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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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登上前台,这批人能满足上级的要求,但同时也肯定会搭车收费拼命给自己捞好处
。这种现象在封建王朝的末期是屡见不鲜的。可叹的是这种不好的苗头在我们的现实生
活中又出现了。兰考县X乡的党委书记说,村委在名义上是一个村自治组织,其实是乡政
府的执行机构。村委的第一把手是村支书。村支书的素质如今有下降甚至恶化的趋势。
他希望作者在农村调查时,应充分注意这一现象(第95页)。应该说,这位乡党委书记
是很富有观察力的,但不知道他想过没有,村支书素质的下降与乡级政权有什么关系,
村支书素质的下降会产生什么后果,这样发展下去乡级政权会不会步村级政权的后尘?
乡村两级官员是直接和农民打交道的,农民认为他们中许多人是贪官污吏,这时他
们想的不是通过财务公开等手段证明自己的清白,反而通过一个不是逻辑的逻辑为自己
的贪污受贿行为寻找借口。河南内黄某村的村支书说:现在人人都认为无官不贪,你就
是不喝不拿,洁身清廉,别人也不会相信你。你如明明不贪而别人都认为你贪,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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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摆着吃两份亏吗?既然这样,倒不如贪一点{第370页}。X县某乡党委书记说;“有一
乡干部甚至发出这样的牢骚:‘反正上上下下都认为我们是些贪官污吏,我们洁身自好
还有什么意思呢?’乡村干部也是人,既不见得比普通人更好一点,也不见得更坏一点
。上下对他们的工作给以鼓励与肯定,他们有可能变得更好一点;如上下左右都过分地
指责他们,不信任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变得更坏一点。这种充满着猜忌与不信任的社会
舆论,本身就有逼良为娼的作用啊!”(第683页)我们真不知道这些乡村干部们说的是
哪家的逻辑:明明自己有问题,还不让别人说,别人说我再变本加厉。在这种逻辑支配 下,农民负担状况有可能好转吗?
第四,农民负担问题也不单纯是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问题。几位正在开封党校学
习的县乡干部说:“谁愿意带着人到村里去挨家挨户征粮索款?!这还不是上面压下来
的硬性任务迫使我们这样做的。这个税、那个费,哪一项是我们发明的,还不是出于上
级政府与部门。老实说乡镇名为一级政府,其实只是市、欧阳学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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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党政的执行机构而已。”(
第449页)X县某乡的党委书记说:“如今有一种舆论,一是认为上头的大官都是好的,
是替老百姓说话的,二是下面的百姓是最温驯的,最听话的,三是认为乡村两级干部,
绝大部分是贪 劾簟⑼梁懒由穑焖压蚊裰窀啵闳獍傩铡U庵钟呗廴糁环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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庖晃侍狻!保ǖ683页)开封县的W副书记说:“县里为落实富民工程计划,我们压乡
镇政府,乡镇政府压各村委,村委搞摊派压农户。市里压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
往下压,定指标,派任务,搞检查。从道理上,人人都会欧阳学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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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样的做法不对,但做起
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全市各县要搞评比,排名次,名列前者受表彰,落后者挨批评,亮
黄牌。乌纱帽拎在上头,谁不怕丢官去职?!”(第557页)这些基层政府官员的话说的
可能不假,看来好象谁都有一肚子委屈,惟有农民承受过重的负担不委屈。
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