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读后感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读后感

一、“下马观花”的研究方法

所谓“下马观花”是和“走马观花”相对的，指深入实地，认真仔细的观察。

该书最令人钦佩并值得学习的就是作者这种“下马观花”的研究方法。毛主席曾说过：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徐勇教授为该书写的序言中也说：“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没有第一手的资料，难以做出第一流的学问”。因此深入实地的调查，切身的体会与感受，掌握充分的资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而这恰恰是目前学术界欠缺的，坐在屋里靠“想当然”做学问的大有人在。于老师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他走出纸上谈兵的书斋凭着一个学者的社会良知，不畏调查中的艰难险阻深入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实地调查访问。在读附录中的衡山调查记事时，深切感受到了于老师调查中的艰辛，白天四处奔波做访问搞调查，夜晚冒着严寒制作问卷，写调查笔记，也曾遇到过车祸后险象环生的危险情况，这些在令我感动的同时，也产生无限的敬佩之意。另外整本书都体现出了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正如后记中作者说的：“真切的理解他们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我对自己生命的承诺”。

难能可贵的是于老师调查之后在对事实的解释和分析之时，还把这些调查的原始资料、调查的操作过程以及他本人在调查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呈献给了大家。为后人更加深切的理解该书并且检验该书的结论提供了素材。徐勇教授就说过：本书的附录“衡山调查记事”或许更有长远价值。除了调查笔记之外，作者搜集了现有的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以及大量的档案文献资料 ,包括不同时期的各种报刊、各级政府档案、地方志、不同时期的村规民约、各种族谱资料、各种现存的会议记录、村干部工作总结、各种民间纠纷调解协议和法院判决书等文献。这为我们做实证研究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虽然我们很可能赶不上于老师的成就，但是如果能够学习其学者精神和研究方法应该会有不小成绩。

二、条分缕析的研究结构

在研究结构上该书运用纵向研究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阐述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变迁。作者把乡村社会划分为四个时期，分别阐述了各个时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主要是从国家，乡村社会以及农民个体的互动关系上来分析。我将这四个时期的特点用以下图表表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乡村社会的治理始终是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在一定的时期内为满足国家的利益需求，通过城市政治社会的渗透来控制乡村社会。也就是说，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供给，国家主义权威才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因素。换句话说，农民从来没有真正享有农村社会发展的自主权。

三、未完待续的“岳村政治”

于老师的研究和调查所处的时代背景恰恰是税改前期，此时农民身上的负担是非常沉重的，这些从其调查笔记中就能看出。我们能够从于老师的调查笔记中看出当时农民的税费负担相当沉重。而这之后经历了税改，国家在2001年开始实行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和各种摊派以减轻农民负担，一直到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后农业税时代已经到来。新形势下岳村又发生了哪些变化，乡村社会的政治秩序又有何新变迁？

曾经税费的征缴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国家凭借行政权力联系乡村社会的主要方式，该时期对于农民义务的要求显然超越了对农民权利的肯定，并且由于税费负担过于沉重一度激起严重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进入后后农业税时期，国家采取的是一种反哺农村的政策，强国家—弱社会这一模式中的强国家有些变弱，也可以说面对严峻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及三农问题的困扰，国家有所“让步”。国家失去了税费这一与乡村社会联系的媒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联系有些松动，但是基层政权组织与国家的联系却更加密切，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组织经费供给来源发生的变化，由过去的自我供给变为上级财政供给,因此对上级依赖性更强，乡村关系、县乡关系更加的微妙。农民个体则进一步原子化。

《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读书报告

该书作者在深入进行社会调查、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的角度，运用实证分析（是什么）和规范分析（应该是什么）的方法，以湖南衡山县三百多年及岳村一个世纪的政治关系、权力体系等方面的变迁为对象，对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实证研究。他认为，这一变迁的显著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但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命题。我重点读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衡山调查记事》，我的感觉是：窥一斑而见全豹。下面把我对这本书的后半部分的理解摘录如下：

在写之前，想先就我对在乡村进行实证调查的方法作一个说明：首先调查者必须做到客观公正，这是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带着感性的因素，这一点在《黄河边的中国》以及本书中都有所涉及，其间在面对向作者们申诉的农民和面对他们的那些基层工作人员时，作者不止一次的提到：我们只是来搞调查的。作者在心里也不止一次的说：要抛弃感性因素，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作者的这一番陈词，农民的反应是失望，官员们的反应是谨慎，怀疑！从这一点上，我想说基层社会的两大主体对同一件事情的反应不难看出：一个乡村调查的学者做到学术上的公正是何等的难啊！

精读了调查纪事，联系自己所掌握的实际生活，对作者的一番分析深表赞同，为他的理论思维和分析框架所折服，这也是我非常欠缺的！对该文的总结如下：

乡村社会是一个国家，基层政权，基层社会三者之间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在这篇调查中，我认为作者是紧紧围绕乡村社会关系主体的几对基本权利和关系展开的，比如：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村委会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及村党支部与农民的关系；等等。作者以翔实的调查资料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对上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我看来，全文都能体现出一个观点：国家，基层政权和社会处在一个动态的博弈循环当中，也就是书中所提出的一个假设“是否可以认为，在乡村社会，存在着国家与基层政权及基层干部个人的利益冲突”。各个乡村社会的利益主体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博弈生存”。作者认为：国家为确立权威的合法性，以求社会稳定，就必须考虑到农村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国家在农村的各种制度形安排就是在各利益主体冲突和交换的过程中，确保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利益实现而设立的均衡机制。基层干部尤其是乡镇干部由于国家的制度安排倾斜，出于自己部门的利益考虑，只有向农民索要而不会有多少给予，直接导致了乡镇管理阶层的运作效率低而成本高，工作与农民的要求相脱离!就像一位乡镇干部所说的那个问题：钱从哪来，人往哪去？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乡镇干部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了阿！另外作为直接和农民接触的村委会和党支部，作者谈到一个让我们必须重视的现象就是由于农村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为了垄断政治资源 ，不注重在农村发展党员，从文章的数据可以看出，每年的党员发展数量明显下降，在很多农民眼里，党员是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存在，是他们“成为村庄权力主流层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途径”。而这种政治资源却被少数人占据，在个人利益已经分化并得到一定提倡的乡村社会，垄断这种资源完全可能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获取利益的目标。在读到这里，我深深地感到，农村的党员建设刻不容缓，否则会使农村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出现相当的垄断性！对于广大的农民而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自身的局限性，很难建立起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只能在体制外寻找表达的途径，于是地方权威（“好汉”“觉悟者”）产生，这一新出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处于公利或是私利，正成为一种体制外的对抗性组织力量，如何加以运用，是我们的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解决得好，他会成为一支民间与政府谈判的机制，而这也是农民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也是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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