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做人做事做官的启示

从优秀儒学文化中汲取修身养德的营养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提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称为"三严三实"讲话。201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安排。严于修身是“三严三实”的重要内容。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严以修身才能受人尊敬、敬爱。

一、加强修身是提高个人领导力的重要方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修身是成就事业的基础。修身可以使人有不苟的学习态度，认真的工作作风等，这些都是一个机关工作人员所必备的。2015年3月31日，李长胜书记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暨全民修身全民守法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要坚持“内修外化、全民创文、法德兼治、共建文明”，着力开展全民修身、全民守法两大教育实践活动。毫不客气地讲，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不注重修身，不但无法很好地开展工作，甚至在工作中栽跟头。

机关工作人员大多负有社会管理的职能。“正人”必须先“正己”，“正己”需要照镜子、正衣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先进行自我治理，然后才能更好地施治于人。在己身正的基础上，才能以德服众。现代管理科学认为，领导力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权力因素，一种是非权力因素。权力让人产生敬畏感和服从感。而非权力的影响，主要由道德品格、知识才能、意志情感等构成，使人产生一种敬重感、信赖感和激励感。非权力影响主要来自领导者的内在因素，通过潜移默化的自然过程体现出来的，所以对人的影响就非常巨大而且持久。因此，孔子讲“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可以看出，儒家文化更看重非权力因素即道德威望的影响力，它有着“怀近柔远”的巨大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我们党员干部更应注重非权力的作用，发挥真理和人格的感召力，用“道德力量”感化人。

二、注重修身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非常强调修身的，把“修身”即内在的道德修养看作外在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认为只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有良好的政治行为。《大学》 中讲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后而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不单指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根本，同时指出所有人都要以修身为本，这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全民修身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同时儒家文化认为“学而优则仕”，只有个人修养达到一定的层次才可以出仕。做官的人掌握公权，道德修养比一般人更重要，强调在领导和管理活动中“以德修身”，这比做人的修养标准更进一步了。儒家经典《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可见，官吏的修身治己，这是治国理政的起点。

三、修身是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

《论语》记载这样一段话，子路向孔子求教问成人之道，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儒家文化将圣贤作为一种价值追求。成为圣贤这样的完人也涉及到人的知识才能、德性力量、审美情趣等很多素质。论语中孔子讲，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而应该是一个多面手，是一个能“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文武全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要求我们每一个党员要加强个人修养，做人要追求全面发展，做事要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不仅是个人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培养人的理想目标。领导干部在做人上，不仅要有德的根基，还要努力有比较全面的修养，才能带领人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修身是学、思、行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和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基因，植根于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源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思想道德营养，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延伸，既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树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

1、博学笃志是修身之本

一方面要博览群书广泛学习，另一方面要坚守自己的志向。《荀子·劝学》篇讲到，“学不可以已”。我们现在也提活到老，学到老，倡导建设学习型机关。第一，领导干部更要重视道德修养。当了官，不是说你修成正果，可以为所欲为了，而是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用更高的“官德”标准进一步去提高道德修养。越是高级领导干部，越要注意修养，否则，掌握更大的权力和资源，足以以“才”误党误国。第二，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主要靠自律即慎独。面对权力，要常念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时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自省、自重，养浩然正气。第三，选拔干部既要注重德才兼备，更要坚持以德优先的原则。如果说有才能干事，那么有德就决定了为谁干事。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让权力掌握在愿意为人民做事的人手中，让那些有能力又愿意为人民做事的人当官。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古人云：“公门里面好修行”，做官要面对各种复杂矛盾，是人生大舞台，如果做官能注重修养，那就可以为人民做好事、做大事。因此，传统文化讲做官的道德，目的是为了做事。传统文化对做人意义的启示就是，做人首先要树立道德人格内涵，树立做人的责任，那你就要分清楚是非、善恶和美丑，

“反求诸己”启示我们，不怨天，不尤人，多苛责自己，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这是做人的基本方法。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反身自省，才能奠定从内心愿意为民众服务的基本素养。

这是报效社会、做官的前提条件；做人要追求全面发展，既要以德立身，也要才华出众、素质全面。这不仅是个人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培养人的理想目标。

尽管讲全面，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评价中“德”还是占第一位的。

传统文化认为，做官的人掌握公权，道德修养比一般人更重要，强调在领导和管理活动中“以德修身”，这比做人的修养标准更进一步了。以德修身，首先强调在官员的各种活动中，必须始终把道德修养看作基础性、前提性的。儒家经典《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可见，官吏的修身治己，这是治国理政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官员往往位高权重，别人不易监督，所以道德修养主要靠自律。

2、切问近思是修身之径

切问而近思就是指与切身有关的问题提出疑问并且去思考。修身不是漫步云端，更不是“屠龙术”，无用武之地。对身边的问题提出疑问，对本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疑问并进行思考，才是修身的正确途径。如在我市的交通旅游秩序整顿过程中，我对导游管理中遇到的违规候团练团问题进行了思考，并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将自己的想法同分管领导进行了沟通，不但了解了我市导游管理工作的流变过程，当时改革的初衷和核心政策，同时修正了自己思考问题的立足点。管理工作不仅仅只是维护好行业秩序，同时还要照顾好群众的利益，掌握与群众沟通的方式方法，让群众更好地接受和配合。一个工作实际问题的思考不但让自己更好地熟悉了工作，同时掌握了工作的方法。

3、知行合一是修身之要

“知行统一”，即孔子说的“言必信，行必果。”我理解的“知行统一”有两层含义：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事务时的“知行统一”是说话算数，讲诚信；对于个人来讲，就是要把说的话付诸行动。孔子很讲诚信，他说“民无信不立”。“民”就是人，任何一个人没有诚信都无法在社会上立足，不仅仅是君子了。这第二层次孔子可能认为做到有点困难，因此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以说出来却没有做到为耻，再进一步也就是君子应说到做到，但这样孔子觉得还不够，他认为君子还应该“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论语?宪问》中有孔子关于君子的一段话：“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在孔子看来，要做一个君子，首先就要不断地修养自己。但儒学并不是不顾国家，只顾自己修身。修养自己是为了安人、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

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道德情操

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让别人也得到安宁，做官的要让老百姓得到安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做人做事做官的启示

摘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从提高领导干部道德修养的视角看，把它的整体结构及内涵用古人自己的话概括为“内圣外王”四个字。意思就是以内在道德修养，去为社会人群做事业；最高应达到“圣人”的境界，去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

一、做人的启示

优秀传统文化把“修身”即内在的道德修养看作外在政治行为的前提和基础，认为只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有良好的政治行为。这话反过来说就是，“领导干部首先要堂堂正正做人”。做人基础不牢，就会地动山摇。那么传统文化是怎样看“做人”的呢？就是要求明了做人的意义、做人的方法、做人的目标。

（一）修己安人

做人的意义就是要做到修己安人。修己安人，就是用人伦道德修养自己，同时也使他人获得安乐。为什么要这样去修养呢？就要明白人是什么。

从人与其他“物”的区别来看，荀子说：水、火有气但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但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但不讲礼义；人有气、有生命、有知觉特别是讲礼义，所以成为天下最尊贵的了。孟子认为人有这样的特点：吃饱穿暖了，非常悠闲，若没有人伦的教育，跟禽兽的区别不大，所以人离禽兽不远。可见，人与物之别、人与鬼之差，只是一念之差。差在什么地方？正是人有了礼仪文明，有了人伦道德即做人的规范，懂得了是非、善恶、美丑，有了羞恶之心、荣辱之道，才是人。这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点。

从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人的强大在于能够组成社会。组成社会，就要有人与人相互合作和爱护的“仁义”之道。所以，修养仁义道德，不纯粹是为了个人，更主要是为了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孔子说“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让别人也得到安宁，做官的要让老百姓得到安乐。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话的境界就更高了，他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传统道德强调个人对他人也有一份责任，官员更要对百姓负责。

故此传统文化对做人意义的启示就是，做人首先要树立道德人格内涵，树立做人的责任，那你就要分清楚是非、善恶和美丑，按照今天的话讲，就是做人什么是引以为荣的？什么是引以为耻的？有荣辱观。所以，道德人格不只是一般人，更是领导干部首先应树立的。这是做人的基本资格。

怎样把这种意义、这种责任贯彻落实下来？特别是当你与他人、社会发生矛盾时怎样办？是首先去指责别人，还是怨社会？这就涉及到做人修养的具体方法——“反求诸己”。

（二）“反求诸己”

什么是“反求诸己”呢？儒家典籍《礼记》用射箭的道理解释说，在社会中做人的修养，就像射箭一样。射箭先要把自己的身心调整好，调正了你才能去发射；发不中，你不能怨旁边别人胜过了你，比你的环数高，你再回来调整自己身心就可以了。

怎样做到“反求诸己”？具体来讲，就是要贯彻孔子说的“忠恕”之道。所谓“忠”道，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的基本精神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我，也不要以之来对待别人；我自己所希望达到的，也希望别人能达到。

这是不是只是对普通人的要求？不是的，它更是对各级官员的要求。《论语》最后传载中国上三代文化的精神是“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万方”就是万邦，引申含义就是全国。强调社会没治理好，甚至出现了天灾人祸，官员不能怨老百姓素质不高，甚至是最高领导者也不能把责任推到人民身上，而是要从自己身上找根源、找原因，反思自己的过失。中国历史上常有皇帝下“罪己诏”的例子，在天下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担起所有的责任。比如有了天灾、地灾，也不去怨老天爷，而是首先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反求诸己”启示我们，不怨天，不尤人，多苛责自己，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这是做人的基本方法。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反身自省，才能奠定从内心愿意为民众服务的基本素养。

上面做人的意义和方法都突出强调了做人道德方面的要求。实际上，在做人的理想目标上，传统文化还强调人要具有包括德性在内的多方面素质，即具备“成人之道”。

（三）“成人之道”

这里的“成人”，不是从小孩到成年人的生理成长过程，而讲的是在做人的目标上如何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儒、道、佛三家分别提出了圣、仙、佛三种做人的理想目标。单就儒学而言，《论语》记载这样一段话，说学生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说：智慧像臧武仲，可以控制欲望，清心寡欲像孟公绰，勇敢像卞庄子，多才多艺像冉求，再用礼乐来成就他的文采，这样可以说是完人了。所以，“成人之道”涉及到人的知识才能、德性力量、审美情趣等很多素质。

“成人之道”的启示说明，做人要追求全面发展，既要以德立身，也要素质全面。这不仅是个人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培养人的理想目标。领导干部在做人上，不仅要有德的根基，还要努力有比较全面的修养，才能带领人民逐渐全面协调发展。我们应该承认，传统文化强调人应当多方面发展，这在思维趋向上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求有相同之处。但具体地看，二者的区别又是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是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片面性、建立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目标和实践活动密切相联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传统文化关于做人的意义、方法和目标的思想，反映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一般特点，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对我们培养新时代的建设者，奠定做官的基础具有重要启示。总结以上，这种启示就是：做人首先要明辨是非、善恶和美丑，按照今天的话讲，就是要有荣辱观。这是做人的基本资格；做人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自己的诚信取信于人，取信于社会。这是报效社会、做官的前提条件；做人要追求全面发展，既要以德立身，也要才华出众、素质全面。这不仅是个人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培养人的理想目标。

尽管讲全面，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评价中“德”还是占第一位的。官做得再大，人做得不行，老百姓同样最终不买你的账。所以，“人”字两笔很好写，但要做好难，身居官位的人要做好就更难。当然，也就更为重要——可以说它涉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问题。人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被判死刑前，在狱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权力……修养……做人……个性……品质……就像一炉钢，要炼好，火候、原料缺一不可。我是属于‘钢’还没炼好，就出炉了……现在看，我身上欠缺的东西太多了”（乔云华：《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后悔没做好人，断送了官命，晚了呀！事实教育我们，只有做人做好了，才能为“做官”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做官的启示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政德”即官德被看作是最重要的道德。虽然这些政德在根本上是体现上层阶级意志的，但其中包含了对治世之道的一般规律性认识。2009年6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以德修身、以德服众”。我认为，这些讲话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对传统“政德”很好的揭示和继承。下面我以此为基础，谈谈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领导干部如何“常修为政之德”的启示。

（一）以德修身

传统文化认为，做官的人掌握公权，道德修养比一般人更重要，强调在领导和管理活动中“以德修身”，这比做人的修养标准更进一步了。以德修身，首先强调在官员的各种活动中，必须始终把道德修养看作基础性、前提性的。儒家经典《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可见，官吏的修身治己，这是治国理政的起点。为什么呢？因为官员往往位高权重，别人不易监督，所以道德修养主要靠自律。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曾经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简单地说，中国古人的“以德修身”，实质就是“精神自律”、心性修养。

正是有了自觉、自律的道德要求，古代产生了许多名传千古的“清官”。譬如，后汉时期东莱太守杨震路过昌邑县时，他的门生王密是本地的县令，为报杨的举荐之恩，晚上以黄金十斤相送，并说“暮夜无人知”。杨震严词拒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人知者？”百姓因此送给杨震一个“四知先生”的美号。“举头三尺有神明”，“四知”之语，意在强调人要自省、自警，心中有敬畏感。公仪休拒鱼。严于律己。

我们党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积极吸收和改造传统道德。毛泽东把“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并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把道德修养上升到“改造主观世界”的实践高度，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党性修养理论。特别是他创造性地阐述了“慎独”的修养方式，强调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0页）。胡主席经常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常怀律己之心”。这是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标准，你的作为和喜好能迅速影响下面。

所以，“以德修身”启示我们：领导活动首先不是指向被管理者、被领导者，而是首先及于为政者自身。“正人”必须先“正己”，只有先进行自我治理，然后才能更好地施治于人。在“以德修身”基础上，才能以德服众。

（二）以德服众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法家主张靠武力、靠权势让人民服从。儒家的孟子不这么看。他说，凭着强力让人屈服，人家并非内心真的佩服，那是自己力量不够；靠着道德让人信服，人家才是内心愿意并实实在在地佩服。

那么，当代的领导干部在管理活动中靠什么发挥影响力呢？现代管理科学认为，一种是权力因素，一种是非权力因素。权力让人产生敬畏感和服从感。而非权力的影响，主要由道德品格、知识才能、意志情感等构成，使人产生一种敬重感、信赖感和激励感。非权力影响主要来自领导的内在因素，通过潜移默化的自然过程体现出来的，所以对人的影响就非常巨大而且持久。

中国古代更看重非权力因素即道德威望的影响力，它有着“怀近柔远”的巨大政治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德化”理念甚至渗透到了外交和贸易之中。对此，江泽民总结说：“中华民族历来很看重领导者的榜样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古人留下的警世名言”（《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在这方面，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给中外政治家——无论是敌是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所荣’，是不知荣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修者，则能保其荣；不善自修者，适足速其辱”（林宗岗编著：《中国官训经典》，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意思是说，做官做到将相，被世人公认是一种荣耀，但荣耀与耻辱往往并存。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耀；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荣耀只会加速给他带来耻辱。今天，“以德服众”的启示就意味着，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当然要在其位、谋其职、用好权；但是，作为先进性的政党，更应注重非权力的作用，发挥真理和人格的感召力，用“道德力量”驾驭权力这把“双刃剑”，真正让权力为社会服务。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在为社会、为人民服务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矛盾就是，“才”和“德”哪个修养更重要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好德与才的关系呢？

（三）以德为先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百行以德为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资治通鉴》（一），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现在也有句顺口溜：叫有德有才是正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

话虽这么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际上走过了一段弯路。我们倡导“又红又专”，但在实际中又有某种偏颇。“文革”时甚至用“红”代替了一切，有“才”反而成了“白专”典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比较强调“才”，启用不少“能人”，但又忽视了道德的教育。这一方面导致了社会对道德修养重要性的认识偏差。譬如，教育部课题基金《中国道德调查》一个抽样表格中的数字说明，在当今社会，重“才”占绝对优势，而“德”加上政治觉悟仅仅比偶然的机遇高一点，比“与领导关系搞得好”还差一大截（李萍：《中国道德调查》，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另一方面，由于道德缺位，创业中的“能人”倒下了很多。孙中山曾经讲过：“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2页）。不止如此，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也是这样。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高度重视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2006年他指出“在干部考察中更加注重道德品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强调“以德为先”。这反映了新形势、新任务对领导干部的新要求。“以德为先”的启示说明，领导干部在把握“才”和“德”的关系上，始终要确立“才为德之辅，德乃才之帅”的理念，把德性修养放在第一位。

总结以上要点，如果我们站在这个高度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那么其合理性即现代启示在于：第一，领导干部更要重视道德修养。当了官，不是说你修成正果，可以为所欲为了，而是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用更高的“官德”标准进一步去提高道德修养。越是高级领导干部，越要注意修养，否则，掌握更大的权力和资源，足以以“才”误党误国。第二，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主要靠自律即慎独。面对权力，要常念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时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自省、自重，养浩然正气。第三，选拔干部既要注重德才兼备，更要坚持以德优先的原则。如果说有才能干事，那么有德就决定了为谁干事。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让权力掌握在愿意为人民做事的人手中，让那些有能力又愿意为人民做事的人当官。

古人云：“公门里面好修行”，做官要面对各种复杂矛盾，是人生大舞台，如果做官能注重修养，那就可以为人民做好事、做大事。因此，传统文化讲做官的道德，目的是为了做事。下面，我们看看传统道德关于做事的思想，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三、做事的启示

传统文化讲做事，不是一般地讲在其位、谋其事，而是强调在义利矛盾面前，如何能够独善其身、不做坏事，如何能够舍生取义、为社会做大事。正是从这样一个高度要求官员，传统文化把“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其“外王”包括做官、做事两方面。这两方面在现实中也不总是完全统一的。关于做官与做事的关系，有人总结出了四种情况：做官为了做事，为做事不做官，做事为了做官，做官只为谋私事。当做事和做官相冲突时，怎么办？传统文化首先强调要用道德的高层境界去提升。要坚守道义，按今天的话讲，那就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事业观”、“政绩观”。“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在复出工作后说了一段话：“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0页）。做官为人民干事业，那就不能没有大胸怀、大境界来化解种种可能的冲突。我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但一定是道德高尚的。始终坚持为人民做事，必须具有更高的道德境界。在2009年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意志、提升道德境界”。我们要以提升道德境界来指导和统一做人、做官、做事，做到身在名利场中，却又能超越其束缚。做到这一点，吸收传统文化具有特别意义。按照传统文化的观点，当官做好事、做大事，必须以内圣的修为去做外王的事业，以“出世”的心境去做“入世”的事情。先后境界、忧乐境界、生死境界，是传统官德十分崇尚的居官三境界。正是在先与后、忧与乐、生与死的冲突中，才能显示出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来。这些层层递进的境界，不仅是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实践状态。

（一）先后境界

先后原是表达事物在时间空间上展开、排列的顺序，传统文化却赋予它们政治道德的含义，就是公私、义利孰先孰后的价值选择。古人很重视为官做事中的先后问题，并把它看作两种不同的境界。《世说新语》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魏晋时期，管宁和华歆两个士大夫小时候是好朋友，他们在菜园里锄草，翻出一小块金子。管宁视黄金如瓦片石块一样，仍不停挥锄；华歆却拾起金块，端详一阵，心动了，不得已才扔掉。还有一次，他们在屋内读书。室外有个高官乘坐马车经过，管宁仿佛没听见，而华歆却跑出门看。管宁将炕席割为两块，并说：从今以后，你再不是我的朋友了。两件小事反映了不同的精神境界：一种是视金钱如粪土、富贵如浮云，一种是见钱眼开、追慕显贵。

再说当今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也往往只看到利益，看不到道义。“金融大鳄”索罗斯曾说：金融市场没有道德，只有规则。拿这次金融危机来说，温总理的回答也可能出乎很多经济学家的意料之外。他说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企业家也就是企业的高层领导身上要流淌道德的血液。所以，在面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国家利益的矛盾时，领导干部就要处理好先后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作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有一则“不同阶层对近十年来获利最多群体的综合排序”抽样调查，结果表明：69.84%的人认为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得利益最多的群体。我们说，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并不是完全不讲个人利益，只是公重私轻，做事应当自觉朝向“先公后私”，“先义后利”，“先人后己”方面努力，尤其要“利居众后，责在人先”。这就是古人推崇的先后境界给我们的现实启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表明，先后境界实质上蕴含着一层主观上崇高的情感体悟。在心灵世界上处理好“忧”和“乐”的关系，才能够更好地坚持“先”和“后”的价值选择。所以，“忧乐境界”是高于“先后境界”的道德要求。

（二）忧乐境界

孔子提倡忧乐同在：“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孟子以忧乐同在来规范“官民”关系，他讲过一段关乎“忧乐”的精彩论点：“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古人到底忧乐什么呢？春秋时期，有个宋国人挖出一块宝玉，把它献给大官子罕。子罕却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你把玉给了我，咱们都丧失了宝；我不接受你的玉，正是想让我们各自都拥有自己的宝。而范仲淹的“忧乐境界”亦并非一个文人的大话——他自己也是被三次贬官，但始终以天下为己任，这才是他名垂青史的原因。传统文化的“忧乐境界”启示我们，要正确对待“名”的问题。应忧乐的是道义之名，是民众、国家和天下的名誉，而不仅仅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在做事上，非不求功名，当超越一时一己之名，求万世功名。

忧乐境界，也关联着存亡之道。透过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我们深深感悟到，有一种从生死大义的角度，强调为天下做大事的境界。事实上，“生死境界”也正是传统文化对做事的最高道德要求。

（三）生死境界

做官、做事不只是面对一般性的“名”和“利”考验，关键时刻，做领导的还要面临生死考验。譬如，面对有损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行为，做官的不仅要做到不同流合污，更要做到勇于斗争甚至献出生命。历史上把“生死”考验看作一种最高境界，发端于孔孟儒学的道义论。孔子有“杀身成仁”，孟子有“舍生取义”，都主张道义重于生命。当年杜甫曾以诗赠友人赴官上任，嘱其“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生死境界可说是先后境界和忧乐境界的最高升华。

荀子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荀子?礼论》）。慎终就是要达到善终。怎么“善终”?《尚书》提出“克终允德”，最好的结果就是要以德性保持全节，做到生死于德、彻始彻终。“终了，终了”，但不是“一死百了”，身后能留下什么呢？春秋时代叔孙豹论“不朽”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春秋左传?鲁襄公二十四年》)在人生“三不朽”中，“立德”被排在首位；领导干部在“立言”、“立功”中，也只有弥漫着“德性”的光环、贯穿着道德的境界，才能更恒久、更长远。这就是“生死境界”的启示。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在这首明代文人杨慎荡气回肠的弹词中，留给我们是一种悲怆的对人生的深刻反思——那就是超越名利，超越生死，实现升华，留下像青山不老一样的——宇宙浩气、天地正气。

习近平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 。”中华民族这种道德文化的精神力量，永远是激励我们领导干部做人、做官、做事，建功立业的动力源泉。做好人是做好官的前提，做好官又是做好事的基础。只有在做人上树立道德的人格，在做官上用更高的政德标准修养为官之道，在做事上提高道德修养的境界，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托付的历史任务，才能够道义留青史，美誉书丹青，德名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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