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

　　思想寓于信笔所至的文字之中,并能做到亲切自然,舒展流畅,感情随笔流出,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透露出人生况味,有一种迷人的风采。有人说“汪曾祺
　　
　　的散文
　　
　　比小说
　　
　　好”,的确有道理。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关于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一)
　　
　　深沉纯朴、浓郁深厚的感情寄托,是汪曾祺散文的一大特色。追求真情,是散文的灵魂,也是作家的最高信念。这种真情无疑包含着作家主观心态的真诚和所要描写的客观世界的真实。这两者是绝对不能离开的。汪曾祺的散文即注重从真情实感出发,从熟悉的人和事出发,描绘自己感受的一切,而且不拘于表面和浅层的真实,敢于深入到内层的真实里去,这就给读者送来可震动心弦的磁力,从而引起共鸣。这种真情实感的倾泻程度,显然决定着作品的成功命运。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汪曾祺关于家乡的散文,如《故乡的元宵》、《我的家乡》、《文游台》、《故乡的野菜》等篇章,就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对故乡高邮生活充满深情而又略带沉重的思忆。“任何一篇好文章都是容易上口的。哪怕你没有时间读熟,凡是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容易让人记住。我并没有想到要记住它们,它们会时时到我的脑子里来游历。”汪曾祺散文把人唤入对过去岁月的追忆,你能立刻被其中纯正的乡音、浓郁的乡情以及稔熟的草木虫鱼牢牢地吸引住,你不由惊叹作者竟能把四十多年前那些非常艰涩的生活表现得如此生动感人。作者在江苏《雨花》杂志发表总题为《故乡的食物》的散文,其中《端午节的鸭蛋》一节这样写道: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我对异乡人的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我的家乡》一文中,汪曾祺在饱含深情地写了高邮的风俗、风土、风情之后,又郑重写道:“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古城高邮,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大运河依傍而过。这样一个渗透着独特的地理文化性格的历史名城,怎一个咸鸭蛋涵盖了得?汪曾祺如此介意把高邮总是与咸鸭蛋联系在一起,这其实凝聚和体现着他对与之血肉相连的故土的生命感悟和无限挚爱之情。通过对家乡食品炒米和焦屑的制法和与之相关的几个小故事
　　
　　的回忆,作者在文末写道:“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故乡的食物·炒米和焦屑》)。即使那里给作者留下的几乎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和波折,但那段逝去的岁月,那片生他养他的热土仍值得格外珍惜,并含着泪微笑着写出来,可谓千般衷曲寄乡情。
　　作者关于故乡的散文,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感人至深,既不是靠花里胡哨的辞藻,也不是靠故作深沉,唯一所依赖的就是作者对故乡那一腔无怨无悔、包容一切的诚挚爱心,把诸多的普通市民百姓的命运与真实艰难的生活场面、花草树木蔬菜瓜果与社会风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勾勒出一幅色彩斑驳、鲜活动人的苏北里下河水乡的生活图画,犹如“美丽的梦、感伤的诗、文化的画”。
　　社会的演变与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类主动性的发挥,只能体现为善于发现和积极遵循这些规律,从而自觉地推进这一演化。颠沛流离的生活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确实撑起了汪曾祺的至诚至性的艺术大厦。50年代末,汪曾祺作为右派下放在张家口沙岭子劳动,劳动的四年中,汪曾祺对农业大文化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单调的生产劳动逐渐升华为具体感受的劳动美、生活美和劳动人民的人情美。散文《葡萄月令》就是一首深情的劳动赞美诗。
　　他参加葡萄园劳动,不再感到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从葡萄选种、播种、培植、管理、收获等过程中,感受甚至享受劳动之欢乐和用劳动创造的生活之美。汪曾祺说他四年下放的最大收获是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和农民。“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随遇而安》)。无故作之言,无斧凿之言,却能让人看到一个真诚的、热爱生活的、颇得人生精义的自我形象。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在逆境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对人生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关爱。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二)
　　
　　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和读者心理转机的审美需求,努力拓展散文的艺术表现空间,苦心地追求散文艺术表现手段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也是汪曾祺散文的一个特色。他讲究“有点见识,有点感慨”的理趣,讲究意象的虚实契应、主题内涵的多义性的释放、时空的交错和转移、主客体的对立和换位,讲究散文的内在规律及音乐性和绘画性等等,可以说是古典与现代表现艺术相渗透的综合运用。这种艺术表现手段的多样化,使他的散文呈现出质朴多姿的艺术风格。汪曾祺的文论和读书心得,体现了深沉凝重的理趣。“我写的文论大都是心平气和的,没有论战的味道。但是有些也是有感而发,有所指的。”这些散文叙中趣显,议中理明,或对历史人物、现实人物进行深刻的透视和分析,如《贾似道之死》、《悬空的人》等;或间作小考证,阐发精辟的见解,如《 <水浒>人物的绰号》、《城隍·土地·灶王爷》、《呼雷豹》等;或剖析创作与欣赏中的种种疑难,给出肯定的一家之言,如《中国文学
　　
　　的语言问题》、《沈从文的寂寞》、《谈风格》等。其突出的美学意味就在于它强调了一个“理”字,一种感情化、形象化的“理”。知人之深,论世之深,识见之深,因“理”的贯注而幽远,而深沉,而凝重,卓然不群,在其他散文中独具风韵,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在经历了深刻的人世忧患之后,在精湛的学养功力长期孕育下,终于进入到思想和艺术全面收获的更为高级的阶段。作者在《贾似道之死》一文中,对南宋奸相贾似道之死的有关史料记载进行考证分析后,指出:现在许多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尤其是电视剧
　　
　　,简直是瞎编,如写李太白与杨贵妃恋爱,就更不像话了。我觉得《木棉庵郑虎臣报冤》是短篇历史小说的一个典范:材料力求有据,写得也并非不生动。今天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仍可取法。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披沙拣金,卒章显志,历史与现实呼应,并射出作者睿智的思想光芒。我国清代著名美学家叶燮把艺术家的创造力分析为“才、胆、识、力”四种因素,而认为四者之中“识”又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概言之,没有理性的光辉,没有深刻的识见,就决然没有好的文章。
　　优秀的散文,不仅在于“理”,还在于“诗”。在于作家在生活中发现、提炼的那种美好的、闪光的思想和感情,在于散文写作体现出的我国古典诗歌
　　
　　情景交融以创造意境的某些特点。“散文象诗,缺乏诗情的散文决不是上品;散文又不是诗,它没有格律来限定诗意。散文要写出诗意,诗情,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命题。”有人在谈汪曾祺散文的艺术特色时,把它归纳为一个“淡”字,即淡淡的诗意,平和的情愫,中性的色彩,不事藻饰的语言。但是,深入考察汪曾祺散文的整体风貌可见,“淡”字并不能恰切地概括其艺术表现特色,他的散文还具有深远、刚劲、高亢、炽热、婉约等多重特征。如《一个爱国的作家》充溢着凿凿的辩护和高昂的格调,《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怀念德熙》透露着追念、哀婉的情怀,《翠湖心影》、《胡同文化》发散着眷念、无奈的感慨,《自得其乐》、《多年父子成兄弟》则满盈着浓烈的生活氛围和色调。这些作品都别具特色,浓淡各异,格调清新,其艺术表现风格丰富多采。由于汪曾祺打破散文单一化的表现模式,注重艺术表现的多样化,所以,在他的散文世界里,簇新的意象代替了吟风弄月之类的俗喻,家常式的倾吐抒发代替了矫揉造作的伪情滥调,徐疾有致的节奏代替了呆稳板滞的语序。
　　汪曾祺以情绪体验去追踪生活,组织画面,他特别注意以直觉、感觉的方式去把握审美对象。他的一些散文小品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人间草木·槐花》一文,开头一句“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接着讲述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养蜂人的故事,最后以一段“玉渊潭的槐花落了”戛然收尾。一组简单的画面却包容了丰富而深刻的意蕴,给读者以某种情绪的感染,某种感觉的联想,某种生活的暗示。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三)
　　
　　致力于散文文体的创新,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打破散文题材和主题的单一、技巧和形式的单一、神韵和语言的单一,使散文以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体的技巧并容兼包,寻求和创造不拘定格、富于弹性和主体感的文体形式,是汪曾祺散文的又一个重要特色。他的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的散文取材广泛,不拘一格,笔墨洒脱不羁,行文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矫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语言的夸张,具有融合各种文体各种语气的高度适应能力和随手拈来、为我所用的机智,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广见博识和深刻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如《泰山片石》、《初识楠溪江》、《严子陵钓台》等游记散文,只要意有所至,笔势所趋,往往不惜打破文体技巧的藩蓠:借助于小说的叙述方式、诗歌的意象转换和韵律节奏、绘画的色彩、古典文学的旁征博引、民间的小考等等,从而使他的散文孕育出了新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审美特征。首先,能体现汪曾祺文体创新精神的是叙述方式的新变。过去这类散文,由于它的“回忆”、“怀念”的性质,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纵向的思维和叙述模式,文章的布局谋篇大多循照着一种物理时空顺序。这种线式因果叙述,往往会使它同那种单纯按横的物理时空结构的“导游词”式的游记散文一样,而流于“流水帐”式的“叙家谱”。汪曾祺的散文,如《觅我游踪五十年》、《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四方食事》、《老舍
　　
　　先生》等,今人古籍,宇宙昆虫、中外东西、伟人平民……无所不有,自由随便,显然突破了上述模式,确立一种心理时空观念,从而形成自己那种纵横交叉的最佳的情感流动方式。
　　其次,能体现汪曾祺散文创新精神的是他的那些鸿篇巨制般的集合式散文。这些散文,如《逝水》、《天山行色》、《初访福建》等,打破“假山亭池”式的美文模式,以长达万余字乃至几万字的气魄宏大的篇幅,大胆地将一些各自具有独立性同时又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异质同构的集合单位组合在一起,由一种统一的主题、氛围、基调作统摄,从而构成一个大系统。由于整体的功能总是大于部分之和,这些“殿堂楼阁”式的散文,不但具有多向延伸的功能,同时也得一种超越各种功能之上的系统功能,从纵面上增强了作品发掘生活的深度,又从横面上扩展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具有一种立体交叉效应。由八小部分组成的《泰山片石》,笔墨自由挥洒,行文伸缩自如,或考证旁引,或对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或抒发怀古之思,或对历史人物作揶揄式评价,或指点现实社会。这在艺术地把握生活和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上,呈现出一种现代散文所没有过的表现形态,这就是让多种艺术媒介竞相介入,使作品成为多层面而具有张力的复合整体,既有多向多维的松动和舒放,又具有一种内在的有机性和立体感。
　　质朴淳厚,平易真切,是汪曾祺散文在语言上的特色。他的散文,精于遣词造句,但写出来又是大白话,淡笔挥抹,平和真诚,自然晓畅,毫无斧凿痕迹,亲切得使你想拥抱它。读完他的散文之后,好象作者还在轻轻地对你说:谢谢收看。汪曾祺的散文,熔冶古今,善于引用文赋、民间谚语和诗词
　　
　　(或自作诗词),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有位评论家说汪曾祺小说的魅力在于“三味”,即:乡土味、冲淡味和诗味。把这句话用于评价汪曾祺的散文也很恰当,而且他的散文还具有相当浓厚的“幽默味”,文字不事藻饰,简洁、清新、纯净,有时寓庄于谐,亦庄亦谐,有时出诸反语,正话反说。风趣、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可感受到作者的智慧和机巧,体味到作者笔下一股时显时隐、时浓时淡的情绪流动,这正是率真本色作家自我心境的流露。幽默风格的体现,更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意味和艺术感染力,它必将为当今散文风格的多样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家的视野、阅历和踪迹,决定着作品的内容。汪曾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使得儒家为主、庄禅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渗入到他的骨肉精髓之中。而从小生活在苏北里下河水乡,五、六十年代的下放“改造”,又使得汪曾祺对农业大文化产生了有选择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依恋。所以,读汪曾祺散文,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时泛起归有光以及桐城派诸大家散文的流韵,而他的作品中的人和事,总是使我们获得重温生活的美感。他的散文清新跳脱,空灵流动,老练沉稳,“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七十抒怀》)。
　　有人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的确,汪曾祺的散文也象一条古河,只有不懈地进行发掘,其作品的认识价值、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才会不断地被发现、被关注,才能更“有益于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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