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元素

［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创新方法和创新内容以及创新特点和现代价值几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元素作了全面梳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因素对继承和弘扬民族创新精神、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文化具有重大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传统和弘扬民族创新精神，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文化，动员亿万人民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下面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创新方法和创新内容以及创新特点和现代价值几个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元素做一梳理。

［关键词］:传统文化；创新精神；现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思想

(一)《周易》中的创新思想

创新意味着改变，所谓推陈出新、气象万新、焕然一新，无不是诉说着一个“变”字。而《周易》正是讲变的哲学。“《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变则通，就是说要通过不断变化，通过创新来实现通达，这才是长久之道。在《周易》中，始终贯穿着创新这一永恒的主题，《易》学本身处处充满着变革、创新的思想：“《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益，不可为典要，为变所适。”《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也就是说，“易”有三重含义：简易、变易、不易。虽然这三个含义都是对“易”的发挥，实际上，“周易”的真义就是变化，变易是宇宙的根本精神，体现了宇宙万物永恒的运动本质。所以，唐人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周易正义·卷首》）在孔颖达看来，“易”就是变化的总称、改换的特殊称谓，其基本内涵是“新新不停，生生相续”，体现出来就是“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其变化的动力原因在于“阴阳二气”。因此说，之所以取名《易》，实则是取其变化的含义，“变化”的现代意蕴就是“创新”，具体化就是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周易·杂卦传》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故鼎新这一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革，就是变革、革命，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鼎，是用来承接革的结果的，所以取意更新。《易经》中《革》《鼎》两卦所体现出来的改革意识、变革思想与进取精神，是《周易》创新思想在社会历史领域的集中体现。《革·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的卦象是离火中女在下，而兑泽少女在上。朱熹说：“中少二女合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为革也。”（《周易本义·下经二》）二女同为阴，两阴相互排斥，势同水火，而少女又位居中女之上，中女不能容忍，少女也势不能容，二者都试图消灭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果断地进行变革，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变危为安。所以说，“革而当，其悔乃亡”，只有变革才是恰当的举动。“革”的理念延伸到自然领域，就是“天地革而四时成”，天地互相变革感应而生成四时万物；延伸到社会领域，就是“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社会历史也要不断进行顺天应人的政治改革。总结这两点，所以说“革之时大矣哉！”革的作用是很大的，这就是对变革、创新的充分肯定。这就为历代王朝更替、改朝换代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易》学的精华，就在于其本身的变，以及由此而延伸出来的“生生之道”“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二） 法家的创新思想

先秦历史进入到战国中期，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必然要引起治国理念与统治方式的改变。在变法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商鞅在秦国推行的变法最彻底、也最成功。他的变法理论也最有影响。商鞅推行变法在理论上的最重要依据是：“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不足多是也。”（《商君书·更法》）在商鞅看来，治国之道变与不变，应该以便国利民的现实功利为依据，现实功利的求取方式已经变化，治国之道就应该而且必须变化。这种强调变法的政治主张，为治国之道的政治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出“不必法古”，“反古者不可非”，反对守旧复古，认为社会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时移而法不变”，那么国家的统治就危险了。因此，他积极主张进行变法，提倡创新，并且在秦国为自己的变法创新思想进行了政治实践。商鞅变法的成功，也证实了创新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变法主张，提出了“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变化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创新思想。他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事因为于事，而备适于事。”（《韩非子·五蠹》）时代在变迁，客观环境在变化，治国之道理所当然地要改变，这就需要创新。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创举都是时代的需要和产物。无论以前的措施多么完美有效，如果将它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在来用，则无异于守株待兔。因此，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实不可取，不断进取、与时俱进才是永恒的生存法则，才能适应社会历史“变化”“变迁”的客观规律。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方法和创新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着丰富的创新思想，更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模式，在制度、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丰富了创新的内涵。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方法

1. 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的方法

早在春秋时期，大教育家孔子在谈到如何为学时，就提出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创新方法。其中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的方法对中国传统创新有着重要影响。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罔（迷惑）、思而不学则殆（危险）。就学与思对于创新的意义而言，学是知识的积累、是创新的基础。唯有通过博学于文、每事问以及实践等多种途径，才能掌握现有的科技和知识，全面了解和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对一个事物有全面准确的认识，找到创新点并实现创新。也唯有将苦学与勤思相结合，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仅仅停留在“学”的层面，是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创新的实现是通过“思”来完成的。思的过程，是人脑将已掌握的经验和知识与现实情境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和推理的过程，是人类所特有的创新方式。学思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温故知新的过程。只有通过“学”，掌握了尽可能多的“故”，才有了知新的基础。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如果说学思结合是创新的途径，那么，温故知新就是创新的目的。温故知新不仅是孔子对人类认识世界的认识论的概括和方法论的总结，而且还与中国传统上习惯于传统基础上创新，创新后不抛弃传统有着密切关联。以天人沟通的方式而论，远古时期的中国人相信天与人之间虽然遥远，却可以通过高插云霄的高山实现天与人的对话。为了体现天意和权威，中国人习惯在有与高山形似的旗杆广场上召开会议、决定重大事项。旗帜问题在现在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代表的是古人心目中神圣的共同利益。在同一个旗杆下开会，说明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只有有了共同的旗帜，才能将不同的人团结在一起。在当代，旗帜虽然已没有了沟通天人的意义，却还是一个国家、组织同心同德的基础。我们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就是因为只有这个旗帜，才能把亿万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创新方面的特色，就集中体现在我们的创新是在对传统进行因循损益基础上的创新，而且创新之后并不抛弃传统。创新来源于传统，却又高于传统。学思结合、温故知新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创新路径。

2. 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的方法

创新既然是对传统的超越，就意味着仅仅停留在学的层面、温故的层面是不够的，还要把掌握的故即学到的旧有知识与现实的情景和所遇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举一反三、由此及彼，才能真正实现创新。孔子经常说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就是将既有知识与自身情况相结合，由此及彼进行创新的过程。孔子经常用比喻的情况为学生讲解新知识。《论语》中对此有多处记载，在为弟子讲解“为政以德”时，孔子将“为政以德”比喻为“北辰”，告诉弟子“为政以德”就会像“北辰”一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把抽象的事物比喻为具体、容易理解的东西，深入浅出地增进弟子对新知识的理解，就是运用由此及彼的方法。孔子曾对他的弟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我举出一个墙角，你们应该要能灵活地推想到另外三个墙角，如果不能的话，我也不会再教你们了。后来，大家就把孔子说的这段话变成了“举一反三”这个成语，意思是说，学一件东西，可以灵活地思考，并运用到其他相类似的东西上。通过一件事情类推到其他的事情，从而获得新知识、实现创新的过程就是举一反三。举一反三的能力和水平，反映的就是个体对于知识的融会贯通程度和综合运用水平，也反映出个体的创新能力和差异。每个人由于先天资质的差异、努力程度的不同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举一反三的能力也有所不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内容

1. 制度创新

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人才选拔制度、军事制度等一直处于改革之中，不断推陈出新。比如中国古代的税收制度，初步形成于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各诸财政渐趋完备，秦代的成文法典称《秦律》，其中有关财政税收的法律有《田律》《徭律》等，对征税的对象、品目、税率、纳税人、处罚等都有明确规定；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完善；到了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土地兼并之风日盛，在不断清丈田亩、整理地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地、户、丁税的合并征收，并加强商税和盐、茶、酒等货物税的征收制度，清代初期为加强赋税管理，在明万历旧籍的基础上编纂了《赋役全书》，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田赋征收管理制度。中国古代的税制长期以土地税为主，以商税为辅。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遭受破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有所发展，中国近代税收制度也随之发生重要的变化，由以田赋为主逐步转向以工商税收为主。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中国古代的人才制度也一直处在创新变革之中。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此后，我国古代官吏选用又分别出现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隋唐的科举制。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称“军制”“兵制”，它随着国家、军队的产生而产生，并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服务的统治阶级不同，军事制度也随之不断创新。从夏朝到清朝道光年间，中国军制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发展阶段，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演变。奴隶社会军事制度以王权为中心，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掌管国家军政大权，战时便是统军将领。封建社会军事制度由春秋战国到秦、汉，由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由五代十国、宋、辽、夏金到元、明、清，经历了三次大分裂和三次大统一，形成了与君主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军事集权制，皇帝是当然的最高军事统帅，统兵、调兵与战时指挥系统三权分离，便于分而治之。这时期还出现了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军事专著，纷纷研究改革军制，以推动政治、经济变革的顺利实现。

2. 艺术创新

我国古代在文学、书法、宗教等艺术领域，都注重创新。陆机在《文赋》里说：“谢朝花之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朝花已开，指别人已经写过的意境，要辞谢掉，不再去写它；夕秀未振，晚上还没开的花朵，指别人没有写过的，要开放，要写。他用这生动的譬喻，道出了忌因袭、重独创的主张。唐代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说“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强调写作要有巧妙而独具一格的艺术构思。清代诗坛名家指出，诗文之“第一着”为“出新意”，而“依样葫芦”则如“小儿学语”。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以个性为美。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起始于商代中后期（约前14 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东周时出现了器铭与刻石文字，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融会各地书风，统一了文字，是为中国第一次统一之字体。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印刷术的发达使书法家从单纯的功能性书写活动中解放出来，书法艺术特性被进一步强调。两晋和隋唐时代书家辈出，宋、元、明书法以晋唐法度为契机，不断创造新技法和新意境，涌现出丰富多姿的个性风格和书艺流派，表现出鲜明的文人个性和品质，开一代新风。宗教艺术界也呈现出这种创新格局。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佛教与印度原来的佛教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而中国佛教艺术的博大精深，远非印度最初的佛教所能企及。中国佛教主要宗派有天台、华严、禅宗等，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唯识”两大系统作了创造性的“圆融会通”，产生了新型的教理实践系统，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天台宗的《摩诃止观》，这种创造得到了印度同道的认可，唐代盛传印度高僧欲将智者大师的法华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翻译成梵文，传回印度。与印度佛教部派泾渭分明相比，中国佛教更为“宗派圆融”，所以“净密双修”“台密双修”甚至“禅净双修”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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