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久弥新，百年大学之我见
——读《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演说》
94年前，蔡元培先生在出长北大第六天时写下了这一篇演说辞，其深刻的思想，宏丰的内容，高度的前瞻性，和大胆的创新性在当时掀起了轩然大波。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一点我是十分认同的。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的诞生，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变法失败后，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此时的京师大学堂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办学宗旨，其中招收的学生很多是京官或者八旗贵族子弟，他们不少还带着听差，有着自备的人力车，以及其他种种不良行为，表现出浓重的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色彩。很多学生读书只为了升官发财，对研究学问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为了混资历。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但是由于民主共和等观念的薄弱，政局的动荡，封建主义思想的残留等种种因素，导致一直到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都没有改观。民国五年（1916年）冬，正在留法的蔡元培受到当时的范源濂邀请出长北京大学。当时，有好心的同志劝他不要去行使这一职权，广西的马君武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整顿不好，反而坏了一世清明。但是，退缩不是蔡老先生的性格，他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决心，更使得他不会在困难面前屈服。
针对当时北大的情况，蔡元培先生在就职演说时“请以三事为诸君告”，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月尊爱师友，同时蔡老先生也在其中提出了他对于工作的两点计划，一曰改良教义，二曰添购书籍。这五点要求，不仅仅使用于当时的北大，现今细看，它们对现在的教育仍有良多的教益，可谓历久弥新。
蔡先生首先提出的“抱定宗旨”，就是入学的明确目标。在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时，曾发表《对于新育之意见》，认为民国成立，全国学风应以建设为目的，学子应以求高深学问为惟一之怀想。而面对北大学子，他明确告诉他们：“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为了养成资格，更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当时的学生，很多志不在求学，而只是混日子，搞关系，猎取功名利禄，所以，他们读书，平时不用功，考试时要求老师划出考试范围，以便他们应付过去。这与中国现在大学的情况何其相似，很多的学生在大学里浑浑噩噩，或沉迷于网络，或放纵自我，必修选逃，选修必逃在大学里也屡见不鲜。一学期下来，课本也没有翻开过几次，只有在期末考试快来临时，才尝试了临急抱佛脚，根据老师划出的范围，熬几晚夜，过了这门课程，就从此以后将之束之高阁，不闻不问。在学生中，衡量一个老师的好坏，不是其学识的高低，不是其课程的好坏，而是他点不点名，期末考试给的分数高不高。这不得不说是今日大学的一个悲哀。94年前，蔡先生说出 “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既可借此活动于社会”的话语，时光荏苒94载，今日状况依旧如出一辙，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原因呢？一是从小到大长达十多年的应试教育，导致很多考试二字深深的烙印在学生们的心中，仿佛考试成了衡量一个人优秀与否的标准，进入大学以后，很多人依旧没能转变转变这一观念。二是长久的应试教育的压抑，导致学生从小到大学习着的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应试技巧，最终失去了教育的真正本意——传道，授业，解惑。这样造就的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而是考者。因此，进入大学之后，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在重压之下的考者失去了原本的奋斗目标，进而缺乏动力，便浑浑噩噩度日。
蔡先生曾说：“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经济学中将人假设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或者说换一句话说，人性是贪婪的。或者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总体来说，热门专业挤破头，冷门专业招生困难，这种现象在国内普遍存在。归本溯源，这与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科举制度有关，寒窗苦读数十载，一朝高中跃龙门。虽然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这种一种观念似乎深深根植在国人心里，现在的高考，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变相的科举。考到好成绩，选到所谓的好专业，就仿佛踏上了通向成功的阶梯。改革开放后，拜金主义盛行，折射在教育上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社会需要什么专业，大学就办什么专业，这样才能提高大学的招生率，以便获得国家更多的预算或者荣誉等。这种观点不仅仅抽调了大学的灵魂，而且也取消了知识的尊严。以利禄的观念办学就只能培养出功利之人、利禄之徒，而培养不出完善的人格。
那么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儒家经典《大学》第一篇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正是蔡先生提出的第二个观点：砥砺德行。德行又是什么呢？应该是道德行为的准则，包括：人格、精神、良知、信义等，这分别在他的著述中得到论证，如在《师范学会章程》中把宗旨定为：使被教育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师范学校就是要造就文明的人格。在《爱国学社章程》提出：重精神教育，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重视人的精神，倡导激发志气。在《中学修身教科书》中，把修己作为第一章，指出：人之生也，不能无所为，而有其所当为者，是为道德。道德者，非可以猝然而袭取也，必有理想，有方法。道德是一种人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长期探索、实践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德之人，应该是“循良知所指，而不挟私意于其间”。简单地说，最低的要求就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大学首先应该承担着培养合格公民的责任，公民首先是要有独立思想、高尚情操，有社会正义之感、公益之心。
然而，现代大学的分科教育，使得知识越来越专门化，导致了知识体系上的学科分野。同时，知识的细分，以及各种知识在社会各个职业之间的实用性程度不一样，导致了文学，历史学，哲学等传统学科被视为无用学科。然而，恰恰是这些传统人文学科，构成了一个国家的精神基石。记得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英国之大学在于养成人格，德国之大学专重学问，美国之大学兼及实用，而中国的大学楞是将二者抛在一边，专重实用，使得大学成为职业培训场所，而人格之养成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中小学时期的品德教育，更多的是口号性质的条条框框，缺少实质性的东西。大学中虽然有着“思想道德修养课“，但是品德的教育岂可一蹴而就，所以大学中的思修课，很多人也只是去混学分，那么这样的课，学生们到底能得到什么呢？近几年，反贪风暴中，多少高官纷纷落马，其中有很多人都顶着高等学府毕业的光环，他们难道不是社会的”精英“吗？但是这样的精英只会让我们徒呼奈何。这可能正是我们国家重”智“育，轻”德“育的悲哀。
“品行不可不谨严”这是蔡先生对北大学子的第二个要求，这同时也是对于所有大学生，或者说，每一个学生的要求。
蔡元培先生提倡学生对老师要以诚相待，敬礼有加，因为他认为“师者也，授吾以经验及读书之方法，而养成其自由抉择之能力者也。”就是说，学生要成德达才，一靠经验，二靠读书，三靠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师对于学生的引导。但是，这种敬爱，并不是迷信盲从。他认为学生在学识稍进后，不宜事事待命于师，而应该学会自修。自修则学问始有兴趣，而不至畏难，自修比专恃听授者，进境尤速。当然，遇到疑难问题，还不能武断，应与老师讨论、求教。他还提出就是学生毕业以后，还应“敬爱其师，无异于受业之日。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蔡元培先生提出“同学同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属可以收切磋之效。“同学之间的友谊，能促进其相互讨论，取长补短以促学业大成。人是社会性动物，闭门造车，出门不能合辙，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与朋友的交流，才能增进自己的学识。
尊爱师友，或许可以划分与砥砺德行的一部分，但是却是最贴近学生的一部分，人与人应讲究礼貌、信义，待人接物要谦让、诚恳，这不仅仅是在校园内对待师友，也是社会中待人接物的常识。人才，先成人，后成才。一个不懂得待人接物的人，常会被人认为是一个不会做人的人，这样的人如何立足于社会呢？
94载光阴似箭，百年沧桑久弥新。蔡元培先生的这一篇演说，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吸收了西方先进理念，构建了其宏伟的教育蓝图。虽然因为种种历史社会原因依旧没有实现，但是却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指明了道路。百年前北大的豪言壮语已难重闻，但是，百年前的光辉思想依旧闪耀，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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