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围城的主题思想[1]

论钱钟书《围城》的主题思想

[内容提要]

钱钟书的《围城》可说是现代文学中的一大著作,现已享誉中外。但在它初次与世见面时,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而被认为是没有中国现代性的作品。但其实不然。我认为《围城》是一部以时代为背景,关注时代,关注人生的杰作。它与作者生活的时代、环境,以及作者的往历有着密切的关系。书中描写的那群知识分子形象,正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汇背影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尤其是方鸿渐、赵辛楣两人,可说是作者的两个化身,在他们身上或多或少可看见作者的影子。这部著作也可说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从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所谓〝文人〞〝学者〞的人生经历。也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形形色色、方方面面。所以说,这是一部时代的著作。正如迈蒙尼得在《迷途指津》中所说的那样, 〝《围城》的金苹果－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装在银器里。 〞时代就是《围城》的银器,而《围城》中的人生则是银器中的金苹果。

[关键词]׃

时代性 人生 价值取向 银器里的金苹果

《钱钟书围城》读后感

简介：

钱钟书是中国四十年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大家。人们把他称为“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

《钱钟书围城读后感》正文开始>> 钱钟书是中国四十年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大家。人们把他称为“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留学英国，获副博士学位，后又留学法国，1938年归国任大学教授，他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前几天我拜读了他的著作《围城》。

《围城》出版于己于1947年，随即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并曾一度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围城》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抗战背景下，来对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进行描绘的。小说采用西方流浪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以留学归来的方鸿渐的经历为主线，描写抗战爆发以后从上海到湖南后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从中央探讨人的本性，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出路等问题。作品以写实与象征相结合，写出了时代、社会的象征。“围城”既是实体的象征，即抗战环境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围城，同时又是一个虚体的象征，即对一类文人心城的映射。

作者“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里的“某一部分社会”指旧中国混乱荒谬的病态社会。而“某一类人物”又是指在那个社会中迷惘、落寞、卑琐的病态知识分子，揭示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与国难家愁中的动摇和怯懦的基本根性。小说的主题以暴露否定病态社会为基本前提，但又具有多重意味。“结婚好比被围困的城堡，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作者在审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现实悲剧的众生相时，也揭示了现代人所处的多层次的人生困境。小说的男主人公方鸿渐所经历之处，无不是“围城”——上海滩各式知识界分子的社交圈子，内地小镇和乡村的丑恶闭塞，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的灰色生活……都构成了一座座围城，不仅国家、社会是如此，家庭也是一样：方鸿渐父亲处处制约儿子的行动，方老太太经常疑心别人诱骗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妻子的孙柔嘉柔顺之下的深藏心计……家庭社会的环境使方鸿渐感到处处有围城。方鸿渐的自身精神领域也妨碍和束缚了他冲出围城的信心和勇气。方鸿渐自身性格和顺，看出恶劣环境而不能自拔，嘴上聪明而内心懦弱。

他与四个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都有瓜葛，但在爱情面前却节节败退。以至落入孙柔嘉的网里，又由合到分，他一生并没有冲出围城，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作者揭示了抗战环境下的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祖国危难之际，欲持超脱的人生态度，但却空虚难耐，又加深了人们困于围城之中这一人生含义。他们被困于生活的城里，日趋腐化，不断下沉，以至不能自拔，这就是钱钟书写这书的基本主题。

作者在书中的讽刺艺术相当杰出，因此被称为“新《儒林外史》”。他对人物隐蔽心理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是相当突出的。加上作者广博的知识，高超的幽默技能刻画出一个又一个性格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学无术的褚慎明，走私发国难财的李梅亭，老奸巨滑的高松年，说谎到底的韩学部委员愈……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是尖刻讽刺的。作者又借助自己的深厚文学功底，编制出众多比喻和警句，对人物进行嘲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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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 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人生面貌。理解"围城"这两个字, 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 在某种层面上, 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 无奈的自我欺骗, 这都是这部小说的成功所在。

人生是围城, 婚姻是围城, 冲进去了, 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所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 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 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在各国出版。在美国, 由于夏志清的推崇, 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予中国作家的话, 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 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 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大人物, 这样的性格, 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 在买假文凭之前, 他也问问良心, 他为自己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 要看‘报条’, 丈人是商人, 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 就是"说了谎话, 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 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 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了, 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的, 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 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 圈"围城"建立时, 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 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 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希望做个大人物, 买文凭时, 希望自己能够

翁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 又觉得有损道德。要知道, 社会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很多的人都像方鸿渐—样, 有那么一点的良心, 有那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做小人, 又不得处处提防小人。他们也知道世道的艰险, 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 就好像方鸿渐想知道韩学愈文凭的真伪, 以此找回自己的公道一样。熟不知道, 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 真实的社会环境。

2011年10月20日

钱钟书与《围城》

一、钱钟书（1910—1998），出生于江苏无锡书香门第，自幼深受传统文化教育，从小就聪明过人，他的天赋主要表现在文学上。十九岁时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并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毕业后又到牛津大学、巴黎大学进修。1938年钱钟书先生归国，长期在昆明、上海、北京等地大学教书，并在国家图书馆及研究部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98年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性格气质“痴”——爱书、童真、淡薄名利，属于学者型作家。一生著述颇丰，学术著作主要有《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文学创作方面主要有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等。

二、故事梗概

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是江南某县一个乡绅的儿子，性格善良懦弱。读大学时，他听从父命，与一位银行家的女儿周淑英订了婚。怎奈未婚妻早逝，岳父便资助他在欧洲读了四年书。留学期间，他生活散漫，学无所成，临回国之前，只得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假博士头衔来搪塞家人。

终于在回国的途中了。尽管国难当头，可一批留学回国的男女仍大玩爱情游戏。方鸿渐在留学回国的船上与性感放荡的鲍小姐有了一夜风流。同船回国的女博士苏文纨又对他颇有垂青之意。回到上海后，方鸿渐住在已逝的未婚妻家，但他出于礼貌去拜访了苏文纨。于是，在苏家见到了苏文纨的表妹清纯女孩唐晓芙，并对其一见倾心，不断追求。苏文纨知道后，恼羞成怒，将方鸿渐以往买假文凭、与鲍小姐鬼混等丑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唐晓芙，所以方鸿渐遭到唐晓芙的拒绝。苏文纨的青梅竹马赵辛楣又对苏一往情深，他把方鸿渐当作情敌不断打击，但最终苏文纨还是嫁给别人。

方鸿渐恋爱失败后心灰意冷，和苏文纨的失意追求者赵辛楣成为好朋友，二人决定接受内地三闾大学的聘请。一路上历经艰险，也遭遇无数趣事，好不辛苦地来到三闾大学，才发现这所大学帮派分立、勾心斗角，任教不易。赵辛楣迷恋上了同事的年轻夫人，被迫辞职，去了重庆。英语助教孙柔嘉有意于方鸿渐，而方鸿渐虽觉得自己不爱她，却又不愿她接受别人的追求，便稀里糊涂地对她产生了感情。最后在成为学校帮派之争的牺牲品后，他与孙小姐一起离开三闾大学，返沪途中在香港与她成婚。

回沪后，方鸿渐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一家报社做些杂活，但不久又失了业，夫妻二人又因为生活中的琐事争吵不休，他们都想按着自己的意志行事，结果经常发生冲突。他们为了择职吵，为了亲戚吵，为了朋友吵，甚至无缘无故，为了随便一句话也要吵，有时更是互相把对方当作出气筒，终于导致无可避免的分手。方鸿渐等人在城镇与学校、家庭的一座座“围城”间不断奔走、颠簸。所以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三、 解读《围城》

1、《围城》的含义

《围城》是一部讲述20世纪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的小说。 小说取名《围城》，指“被围困的城堡”，正是有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结婚如围城，二是人生如围城，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作者更是借用了后一层意思，隐喻式地嘲讽了在沉重压抑的社会环境里，一批新旧知识分子行为的荒唐庸俗，灵魂的卑污丑陋。小说在艺术上，有着卓然不群的风格，运用近乎喜剧的手法表达了一种悲剧性的艺术效果，体现了作者对现实或多或少的虚无产生的不满情绪。

主人公方鸿渐无太大的人生追求，却也不甘心随波逐流，心地善良又屡遭人暗算，有时懦弱得可悲，有时刚强得可笑。《围城》除了故事好笑，发人深思外，不得不谈到的另一特色便是她的语言魅力。她的文字效果确实难得一见，被人感觉句句幽默和讽刺，把故事里人的种种心态和事的丝丝情节点评到位，有时令人扬起嘴角点头称是，有时叫人前仰后合笑声蹦出。机锋四出、幽默隽永的语言，构成了作品讽刺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升华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显示出作者卓异的才华。如此一部被称为“新《儒林外史》”的幽默机智的喜剧性讽刺小说，建议大家好好看一看，品一品，你会不经意中会意地笑，你会收获许多……

　　2、《围城》的意义分析：

第一，深刻的思想：生活描写层面、文化反省层面、哲理思索层面
　　钱钟书的《围城》是意蕴丰厚的长篇小说。其所表现在生活内涵，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索及其独特构筑的 “艺术世界”，并不是读者所能一目了然的，需要反复琢磨，深入体味。小说基本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总体结构是象征的，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寓意小说。其丰厚的意蕴，须用“剥竹笋”的读法，一层一层深入探究。
　　第一层，如该书出版序言中所说，是“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具体讲，就是对抗战时期古老中国城乡世态世相的描写，包括对内地农村原始、落后、闭塞状况的揭示，对教育界、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小说写方鸿渐、孙柔嘉等赴内地求职时长途旅行所见，以人物的遭遇体验为线索，将闭塞乡镇中种种肮脏污秽都“倒弄”出来,如“欧亚大旅社”的“蚤虱大会”，鹰潭小饭馆卖的风干肉上载蠕载袅的虫蛆，以嘲弄的笔触勾勒种种民风世俗，给人的印象很深。这样描写，并非猎奇，自然也都映现着当时的社会情状。
　　小说还用较多的篇幅写“三闾大学”的乌烟瘴气，校当局不择手段争官弄权，教职员拉帮结派尔虞我诈，方鸿渐在乱麻一团的恩怨纠葛中左右不是，疲惫不堪。这些描写揭露了教育界溃流的脓血来看社会的痈疽。
　　小说意蕴的第一层面是生活描写层面,作者客观而尖刻地揭示了4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景致、停滞的气氛以及种种丑陋的世态世相。这部小说“反映”了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矛盾，揭示抗战时期教育界的腐朽，批判站在时代大潮之外的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具有“认识”历史的价值。
　　第二个意蕴层面即“文化反省层面”。《围城》从“反英雄”角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者的道路，而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作者的着眼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且并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对一批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
　　方鸿渐这个“新儒林”中的代表人物，他那懦弱无能的品性，有点类似《北京人》中的善良“废物”曾文清，某些方面又和《家》中的“老好人”觉新近似；但钱钟书的批判也就凌厉断然得多，几乎不带什么惋惜。小说表现方鸿渐爱情婚姻问题时的那种优柔寡断，对于事业和人生的软弱被动和缺少进取，特别是已经成为他心理特征的慵懒虚浮，得过且过，打骨子里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惰性所铸成的品格。方鸿渐虽然留过洋，在生活某些方式上和名份上很“新”，内里却又很“旧”，也可以说是“新旧杂拌”，“旧”的成分起主要作用。这是个矛盾的角色。小说写他一次又一次遭受生活的挫折，永远那样苦恼，那样没出息。这当然有时代社会方面的原因，但小说更着力显示于人们的，是他那种懦弱性格的文化根由。方鸿渐对于封建秩序已经感到绝望，这从小说所写的方鸿渐与其父母、岳父母的精神冲突中可以看到；但他对传统文化的衰腐性还有许多留恋，或者说，传统文化铸就的他那种慵懒无能的性格，注定他只能当一个在现实社会中找不到位置，也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多余的人”。小说写他这种本质上的“旧”势必对外来文化，对富于竞争进取的现代精神，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方鸿渐尽管在国外呆了多年，追求的仍是封建纨绔子弟的慵懒的生活，顶多加上一些洋味的玩世荒唐的手段。小说以这样一个已经为传统文化衰腐性所销蚀掉活力的“生命的空壳”作为主人公，而这个“空壳”的外表居然又涂抹上许多洋味的时髦的色彩，其立意是很深的；读者大概会在中外文明的碰撞中来思考这样一位矛盾的角色，从而引发对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
　　方鸿渐毕竟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产物。《围城》既要对传统文化反省，就不能孤立地写方鸿渐的命运，而必须同时揭示他所处的特定的环境。在那个“新儒林”的世界里，历史上文人常引为骄傲的种种传统美德，诸如讲求气节，感时忧国等统统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卑琐，庸俗，虚伪，全是传统文化的劣根在半殖民地土壤上新结出来的恶果。钱钟书着重解剖这诸多精神恶果的一种——“崇洋”。
　　如果一个民族有较为健全的心态，自然会积极寻求与新进的世界文明对话，从外国先进的经验中学习。但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近百年来又屡遭屈辱的老大中华，难得形成这种健全进取的社会心态，在与世界文明接触的过程中，就容易产生一种自卑的“崇洋”心态。《围城》对“新儒林”中“崇洋”心态的刻画，是非常辛辣的。读过此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个为了显示“精通西学”，竟伪称为俄国老婆为“美国小姐”的假博士韩学愈(名字却是“崇古”的)；靠骗取外国名人通信而充当“世界知名”哲学家的江湖骗子褚慎明；还有那个训起话来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部视学，等等，这些人物以“崇洋”业装阔的心理，与鲁迅笔下的阿Q是相通的。小说表面上是讽刺这些“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却又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孙柔嘉对于方鸿渐来说是直接左右其生活道路的重要人物。作品一开头写她是那样柔弱，天真，温顺，“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真有某些西方人所艳羡的所谓“东方女性美”。可是与方鸿渐结婚以后，慢慢就磨炼成了另一副脾气面孔，变得专横、善妒、自私、刻薄，变着法子把握家政，制服男人。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还是摆不脱传统文化束缚，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孙柔嘉也是一个“非英雄”，并非坏人，作者不过是把她作为“新儒林”中的那类旧的因袭沉重的女性来写的。小说写孙柔嘉性格的变化，也还是为了发掘她身上所蕴藏着起根本作用的传统文化的劣根。
　　这些五花八门的世态世相构成“新儒林”的生活图景。“新儒林”中各色人物，其实都是古老文化受外来文明的冲击而行将崩溃的历史人物，是半殖民地文化土层上孳生起来的特殊的人群。
　　《围城》试图以对“新式”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生群)的心态刻画，来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这正是作品的深刻所在。“五四”以来新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很多，但《围城》无论角度还是立意都与一般新小说不同。在“五四”时期，新小说多表现知识者对新生的追求，人道主义旗帜下所高唱的是个性解放的赞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再是儒雅文弱的评论人，他们在气质上往往都有一种青春期的热情，所展示的姿态也几乎就是反传统的“英雄”。30年代，革命文学中的知识者更是凌厉的“斗士”，尽管“政治化”使这些“英雄”的个性一般都显得空乏。到40年代，特别是抗战争之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的“英雄”色彩就淡多了，作家们开始比较冷静地回顾与探索他们所走的道路，作品普遍弥漫一种历史的沉重感。《围城》是40年代这种小说创作风气中所形成的凝重深刻的一部。它不止于探索知识者的道路，而要更深入去反省知识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得失，或者说，通过知识者这一特殊的角度，从文化层次上把握民族的精神危机。《围城》里面有机的机智的讽刺，而这些讽刺所引起的辣痛，无不牵动着读者的神经，逼使他们去思索、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弊病。在《阿Q正传》之后，像《围城》这样有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
　　这部长篇为什么要以“围城”为题呢?读完这部小说，从这题旨入手反复来琢磨作者的立意，越过上述两个层面的意蕴，进一步发现小说更深藏的含义——对人生现代人命运富于哲理思考的含义，这就是作为作品第三层面的“哲理思考意蕴”。
　　《围城》的情节既不浪漫，也没有什么惊险刺激的场面。甚至可以说有点琐碎，并不像同时代其他长篇小说那样吸引人。这部小说虽然其机智的嘲讽性的描写也常使人在阅读中忍俊不禁，然而其真正魅力似乎主要不在阅读过程，而在读完整本之后才产生。读完全书，再将主人公方鸿渐所有的经历简化一下，那无非就是，他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然而冲出之后又总是落入另一座“围城”，就这样，出城，进城；再出城，又再进城……永无止境。
　　回国的邮船与世隔绝，百无聊赖，自然如同“围城”，对方鸿渐来说，到了上海就应该是走出邮船这个“围城”；可是战时的上海实际上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到上海之后职业无着，爱情又碰壁，这境况更如同“围城”，因此他才不惜历尽艰辛到内地，希望走出“围城”；内地“三闾大学”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好，那时的勾心斗角的环境又使他重陷“围城”，于是他又渴求回上海，以摆脱“三闾大学”这座“围城”；重回上海生活愈是困顿，方鸿渐又打算再次冲出上海这座“围城”去重庆……小说结束了，读者并不知道方鸿渐后来的情形，但依其生活的逻辑可以推见，他又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且他可能永远也摆脱不了“城”之困。
　　综观这部长篇的结构，如果要“归纳”出主人公的基本行动的“语法”，那就是：方鸿渐的行为＝进城→出城→进城→出城……这就是说，方鸿渐永远都不安分，永远都不满足，因而永远都苦恼，因为他总想摆脱困境，却处处都是困境，人生旅途中无处不是“围城”。这一切对于这位懦弱的主人公来说，似乎始终是不自觉的。他完全处于一种盲目的状况，几乎是受某种本能的支配，或者更应该说，受“命运”的支配，永远在寻求走向“围城”，而事实上却是不断地从一座“围城”进入另一座“围城”。这进进出出，是盲目的行为，而且终究都是“无用功”。
　　《围城》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结构呢?
　　作总体分析，这结构带总体象征意味，寄寓着作者对人生更深的哲学思考，概括起来就是：人生处处是围城。作品象征地暗示于读者：“城”外的人(局外人)总想冲进去，“城”里的人又总想逃出来，冲进逃出，永无止境。超越一点儿来看，无论冲击，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生终究不可能达到自己原来的意愿，往往是你要的得不到，得到的又终非你所要的。人生就是这么一个可怜的“寻梦”。
　　这种读完整部《围城》后领悟到的结论，是否符合创作实际呢?细品本文，会发现这确就是作者的意图，一种深入的哲理的思索。其实钱钟书似乎也有点怕读者不理解其象征的寓意，所以多次借小说人物之口来点破这一“秘密”。《围城》第三章写方鸿渐和朋友们聚会吃饭，其中江湖骗子式的“学者”褚慎明在饭桌上大谈婚姻“哲学”，他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了离，离了结，没有了局。另一位朋友也补充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rtresse 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这些都是画龙点睛之笔，将《围城》的整体象征含义“点”明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江湖骗子褚慎明等人在大谈“鸟笼”、“围城”，似乎都对人生哲学有清醒体会时，唯独方鸿渐“给酒摆布得失掉自制力，觉得另有一个自己离开了身子在说话”。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作者这样写“新儒林”各式人物的“醒”、“醉”状态，也别有一番深意；这暗示着方鸿渐始终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被命运所播弄的人是这样的盲目。如果读者真正读懂了这部小说对于人生哲理的思索，“悟”出了作者所企图表现的现代人的日益失去主宰自我的自制力的落寞感，孤独感，那么就能强烈感受到作者所具有的特殊的讽刺力量。
　　从《围城》第三层面的意蕴，也就是“哲理思索层面”来看，这部小说已经蕴含着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普遍出现的那种人生感受或宇宙意识，那种莫名的失望感与孤独感，真有点看破红尘的味道。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中出现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可以说是透露着战后社会心态的一个侧面。这种有超越感的命题，在同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被表现得突出而充分，但在中国文学中却凤毛麟角。四五十年代的中国读者几乎忽略了《围城》里的“哲理思索层面”的意蕴，人们那时毕竟热衷于执着现实的作品。
　　直到当今，我们才越来越体会到《围城》特有的艺术魅力。这魅力不光在妙喻珠联的语言运动，甚至也不在对世态世相谐谑深刻的勾画，主要是在其多层意蕴的象征结构以及对人生社会的玄想深思。

四、讽刺艺术：

《围城》熔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是一种机智讽刺（不同于政治暴露性讽刺）。

温儒敏 从不同层面理解作品的丰富意蕴——怎样读钱钟书的《围城?br>《围城》的艺术特色

钱钟书的讽刺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是比较智慧的讽刺，是一种“普遍的滑稽化”。他的讽刺主要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来表达的，所以你读的时候往往会停留下来欣赏他这个讽刺的语言艺术。
刚才主要是用不同的方法来读《围城》，读出不同的味道，下面讲一下它的特色。最重要一点，大家都能够感觉到了就是讽刺。现代作家擅于讽刺的很多，鲁迅也讽刺，老舍先生也讽刺，张天翼也有讽刺，很多都有讽刺，钱钟书的讽刺有什么不同呢？他就是比较智慧的讽刺，是一种“普遍的滑稽化”。他的讽刺主要是通过语言的陌生化来表达的，所以你读的时候往往会停留下来欣赏他这个讽刺的语言艺术。他喜欢用比喻，把庄严的东西滑稽化。刚才说的王朔他也滑稽化，但跟钱钟书的不一样，钱钟书比较智慧。王朔不是这样，你不是在台上吗，我把你拽下来，他是这种方法。钱钟书并不把你拽下来，他还让你在那个位置，但是呢他把你滑稽化，普遍的滑稽化。特别在语言方面，让大家阅读之中感到一种快感，一种智慧，一种欣赏。

比喻里边含有一种讽刺，是钱钟书常用的手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方鸿渐有一天到苏文纨家里，在客厅里面坐下来，这客厅里面已经来了一个客人啦，叫沈太太，沈太太穿着非常高级的衣服，他们坐下来。这方鸿渐就受不了了，沈太太胳肢窝那个味，他受不了，熏得恶心，想换座位，又不好换，当着那么多人面，不太好换。这时候呢，方鸿渐就胡思乱想了。钱钟书是这样来写方鸿渐的胡思乱想，他说啊，政府可以迁都啊，自己倒不能换座位了。我们知道这个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迁到重庆，所以他这个讽刺啊，既带有时代的特点，同时呢，又是带有一种文化的讽刺。又比如说，小说写那个“哲学家”褚慎明，他有个毛病，最看不起女人，他为什么要戴个眼镜呢？就为了怕看见女人。但是褚慎明这个哲学家啊，看到苏小姐以后啊他的眼睛就生病了，害了眼馋病，就盯着苏小姐。小说写褚的大眼睛好像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要突破那个镜框。这个讽刺很有意思。“绝对观念”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名词，非常奥妙的，来比喻这个哲学家的眼睛，这也是带有一种批判，是滑稽化。钱钟书对社会行为经常都有这一类批评，这种批评跟鲁迅那种非常尖刻的挖掘是不一样的，他是带嘲笑的。比如说三四十年代，也有很多出国的，很多人出国回来呀，就觉得很了不起。出国是好事，但是老是出国以后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没有出国的人就觉得总是好像没有完成什么事，这种状态，钱钟书表示鄙夷和批评。他说出洋啊，就像小孩出水痘，那种念念不忘自己出过洋的人，就是那种出过国回来的人，就是甘心让自己的天花变成了麻子。以前出水痘搞不好啊就变成脸上斑麻了啦。钱钟书以此比喻出洋之后的那种盲目自大的炫耀心理，如同很得意的自己的麻子脸，好像是文章，再加圈点没有出过国的也想“到此一游”，又如同出水痘，出完了就痛快了，就完了。这都是一种讽刺，对社会行为的一种讽刺，也是一种比喻。有些比喻呢，读的过程中你会有一种快感，觉得好笑。又比如说他写道，一群人去喝咖啡，谁知从冷盘到咖啡无一可口，除了醋以外，面包、牛奶、红酒，无一不酸，那醋就变成不酸的了，牛奶、面包通通都是酸的。有些描写非常尖刻啊，比如对人物的描写，写那个孙柔嘉，一出场还是姑娘，二十一二岁，说一句话就要脸红，女孩嘛，但又这样写，她两个眼睛呢隔得太远，中间距离太远，老是给人一种惊讶的感觉。你们注意一下，这个眼睛隔得太远是不是一种惊讶的感觉，这个孙柔嘉的确经常会有一种故作惊讶的表现，这是一个机智的讽刺。我就不要举很多例子了，大家阅读过程中都会感觉到的。

另外心理描写方面，这部小说也有它的特点。心理描写是现代文学比古代文学要高明的地方，古代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心理描写，人都是比较平面化，比较脸谱化的。钱钟书的心理描写并不细，只是很入骨。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来讲。

另外啊，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就是《围城》中的人名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其中许多名字都有特别的含义，有的也带讽刺。方鸿渐，鸿渐是易经上的一句话，鸿就是鸟嘛，渐就是那个树木嘛，那个鸟可以从水上飞起来，落在那个树上。方鸿渐，他比较清高，但是也表现懵懂，什么事都无定夺，就像鸟一样，在树上站不稳。孙柔嘉，柔嘉是什么意思？柔嘉是统治术啊，果然这个女子呢结婚以后有一种御夫欲，很厉害。赵辛楣，辛楣就是挂在门上的驱邪用的那个药。所以《围城》中每一个人物啊都有个符号，也有种批判。

总的来说啊，刚才我讲的这些就是一个粗略的介绍，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感觉，来说明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意蕴丰厚的小说，可以不断地阅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层面来进入。所以我们读小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松自己，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脑子框住了，老是想着它主题是什么。放松，读完以后，根据自己体验，回过头来再进行思考，如果它经得起我们批评，我们就可以发现它有很多层面的意思可以分析。如果它没什么内涵，就是一时快乐，这样的小说也好啊，是吧？武侠小说不就是这样吗？我们要相信自己的阅读感触，相信自己第一阅读印象，你认为好，那你就可以琢磨一下它好在哪里；你认为不好，你可以分析一下它不好在哪里，也就这样了。不一定非要抱着受教育的目的去读，也不一定非得一开头就考虑挖掘它的主题思想，不一定这样。如果阅读过程中能得到钱钟书《围城》的也比较多了，大家有不同的读法，也有些批评它的，认为太尖刻了，太超然。

北大文学讲堂 (连载二)
另外小说里面大量地描写那些最新式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带有某种乡村都市化特点，所谓落后的时髦。现在北京不也看到很多乡村都市化吗？钱钟书用一个比喻，也是很“损人”的，他说就像是一个中国的裁缝做了仿造的第一件西装，乡村都市化，什么都学外国，但学的又不像；表面上还去批评人家西方，事实上又不断地滴水穿石，学了又不像。钱钟书在小说里对这个有批评。这种批评当然主要是针对40年代的，但对现在也还有启示意义的。比如他讽刺的那些假博士假文凭，在这种讽刺的背后，就带有钱钟书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干嘛什么事都要崇洋呢，崇洋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当然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明科学技术，一些好的制度，是可以学习的。但一切都好，往往学的又是一种皮毛的东西，那么就没有自己的主心骨，是乡村都市化的心态。这都是批判，对方鸿渐包括他周围的那些人物都带有这种文化批判。

下面我还要讲到一个人物，我认为是小说里面写的最成功的人物，就是孙柔嘉。在孙柔嘉身上，钱钟书又带有他很深刻的思考。本来这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但是钱钟书眼中啊，把这个小女孩写得特别的老练，特别有城府。方鸿渐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孙柔嘉这个人物是左右了方鸿渐一切的。小说一开头就写这个少女啊，是那么的柔弱，那么天真，那么温顺，怕生得说一句话脸腾的就红了；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做作，矫饰。钱钟书对此给予尖锐的批评。结婚以前哪，孙是很温顺的，很柔弱的；结婚以后完全换了一个人，就变得非常专横，妒嫉自私，很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外面任何人结交。不光是不能跟女的结交啊，连跟男的结交也不行。从心理学来分析呢，也可以谅解，但是钱钟书是从文化批评角度来写的。孙柔嘉本来也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教育，但是骨子里面是很旧的，她也不是什么东方女性美，完全是刻薄的，在家庭生活里面纯粹是一种占有欲。这个人物写得非常成功。

但是我又觉得作者是否有点过火，女孩有时候有点撒娇啊，是特定身份的一种显现，也许在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长辈看来这是很正常、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虽然有点做作。但钱钟书不能容许。钱钟书是为了作文化批判，所以我说有时候他也写得有点过火。但是总的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写孙小姐呢？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像方鸿渐、孙柔嘉这些都不是坏人，都是生活区中普通的人物，是“非英雄”。回顾我们的现代文学啊，“五四”以后英雄太多了，写英雄的人太多，所以说为什么一看到钱钟书的小说我老想起老舍。老舍先生的笔下呢，也是很多“非英雄”，“五四”以后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笔下呢都“非英雄”化了。这“非英雄”带有一种新的文化视点，一种批评，这些“非英雄”，这些普通的人呢，就构成了作者所要审视批判的新的“儒林”。实际上是在新旧文明、中外文明的冲突之下的这样一群人物。

刚才我们讲了“视点”，就是写作的视点，钱钟书的视点很特别，他要通过这些新式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大学生，通过对他们的心态的刻画，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同时对新文化也进行批评。他认为新文化也有很多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照搬过来的。这种角度跟其它作家不一样，是批判，但并非巅覆一切。这跟当下的王朔也不一样。王朔什么都批，无所不批，钱钟书当然也是无所不批，但是站得比较高，写作比较从容。王朔呢他自己说他是“码字”，一天要码五千字，都是计算好的，什么都写，他有时写电视剧也可以，写得很好，老百姓也可以接受，但不断地向前卫向精英挑战、骂人。现在连鲁迅也骂了嘛，这不见得是什么文化批评。钱钟书确实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写作角度，刚才也说第一层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批评来看钱钟书作品里面写到一些什么生活表面情况，有没有揭露性批判性，有没有认识价值。那么第二层就比较深了，他通过这群人哪，写他们骨子里边的东西，写中外文化，确实有钱钟书自己特殊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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