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全

父权制（PATRIACHY）《政治学核心概念》2013年版

从字面意思来看，父权制就是由父亲（拉丁文pater）实施的统治，也指一种在家庭内部丈夫或父亲居于支配地位而妻子和孩子居于从属地位的现象。然而，为了引起人们对妇女所受压迫和剥削之整体性的关注，这一术语在更多情况下指的是“男人的统治”（‘rule by men’）。因此，父权制的用法意味着，整个社会中的男性权力体系既反映了家庭中的父亲统治，也根源于这种统治。这一点在激进的女权主义口号中得到了印证：“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凯特·米勒特（Kate Millett, 1970）指出，父权制包含着两项原则：“男性应该统治女性；年长的男性应该统治年轻的男性”。这就意味着父权制社会是以性别压迫与代际压迫的连锁体系为特征的。

意义：1960年代，随着所谓的*女权主义第二浪潮的出现，父权制概念被引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讨论之中。其价值就在于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性别的政治意义和女性与男性的政治关系方面。常规的*政治理论将性别关系视为理所当然，而女权主义论者却从父权制概念出发将性别关系视为男权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是，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对父权制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来说，父权制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它强调性别不平等是有系统的、制度化的和普遍存在的。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指出，父权制存在于所有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之中，而不论其为当代的和还是历史上的。因此，父权制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与根据国籍、*社会阶级、*人种或*种族等标准进行的划分相比，性别划分更深刻，也更有政治意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强调性别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把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看成是相互依赖的统治体系。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有时候则不太情愿使用“父权制”一词，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将性别划分置于其它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之上；而且，他们是根据*权利和资格的不均衡分配而非系统的、制度化的压迫来理解性别划分的。后女权主义理论家进而指出，女性（至少在发达社会中）已经取得的进步表明，父权制已不再是一个有用的或合适的术语，而且人们对父权制度及其实践也已进行过实质性的改革。

妇女状况详考

《现代政治分析》2012年版

妇女，提供了又一个政治态度和倾向发生变化的惊人例子。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地球上所有地方的妇女都受男人的支配。例如，在英美习惯法中，已婚妇女不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她全部的个人所有物在法律上都属于她的丈夫，正如这些所有物在她结婚之前属于她的父亲一样。她不得以自己的名义签署有约束力的契约，也不得立遗嘱。的确，根据十八世纪后期出版的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权威的《英格兰法释义》所载：

在婚姻期间，妇女的存在或法律存在被中止了，或者至少被吸收、合并到了丈夫的法律存在之中；她要在丈夫的庇护、照顾和监管下做各种事情。

在欧洲和讲英语的国家，尽管传统法律规范（如习惯法中的规范）的严酷性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因为立法或解读上的变化而有所缓和，但在二十世纪初期，妇女仍然在许多方面受到了被法律和习惯所允许的歧视。迟至1901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仍然做出如下裁定：“与一个男人的妻子通奸，即使获得了她的允许……也是对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损害。”

即便是在所有别的多头政治制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妇女的完全公民权利，特别是选举的权利和在公共部门任职的权利，仍然没有得到承认。正如我们在第八章看到的那样，事实上多头制国家就是男性（在美国是白人男性）的多头制国家。即使是那些民主制度或共和政府的著名倡导者也不理会（或干脆漠视）妇女应该成为完全公民的要求。他们多半都采取了一种压倒性的看法，即妇女适合的角色是结婚、生育、家庭，而非政治。例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虽然主张“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从未昌言妇女应获得投票权，而且还多多少少地把男人在家庭事务中必须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当成是天经地义的。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有时被说成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但他也向妇女宣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在为一篇关于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的论文所写的题词中宣布的）：“你们这个性别的总量将会永远决定我们性别的总量”，但只是作为妻子和母亲而非公民。虽然独立宣言信誓旦旦地声明，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然而它的主要作者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却宣称“妇女必须永远被排除在公共的评议和职位之外，因为如果她们‘混杂在男人的集会之中’，就会导致‘道德的沦丧’。”

我们虽然不可能追溯男人支配权的历史源头，但却可以在男女的身体差异中找到一个貌似非常合理的解释。男人通常比妇女更重、更高，身体也更强壮，因而也比妇女更有能力通过武力、强制来实现他们的意志。而且，妇女生育和照顾小孩的角色也加剧了她们的脆弱性。妇女的从属角色一旦被确立起来，就会被习惯、传统、惯例和教义进一步强化。但除了暴力、强制、习惯和教义之外，妇女的从属角色还受到了法律的支持，而站在法律背后的正是国家权力。

就连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他们的好几代人大都是男的）也采取并因而强化了从男人的视角来解释妇女的倾向。著名理论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都“陷入了相同的观察偏见。他们含蓄地把男人的生活确立为标准，在阳刚之气的笼罩下来塑造妇女。”因此，他们在阐述自己的人类发展理论时，要么极少或干脆从不系统地关注女性，要么只大致上将女性的发展解释为男性发展模式的一种偏离而已。

一些妇女公开提倡变革，这或许才是令人惊讶的。她们的反抗有利于让我们记起第六章的观察结果，即主流意识形态——男性支配无疑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曾被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所有成员接受的情形是罕见的，而且它也确实会受到某些成员的反对。1792年，一位英国女子玛莉·沃斯顿克雷福特（Mary Wollstonecraft）写了《为妇女权利辩护》一书。在美国，妇女积极参与了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并断定她们自身的权利也需要得到保护。1848年，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与卢克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发起了妇女权利大会。紧接着，她们的事业就得到了妇女参政主义者特别是露西·斯通（Lucy Stone）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的加盟。在英国，艾米琳·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于1865年组织了第一届妇女参政权利委员会。尽管妇女平等政治权利的提倡者常常会由于她们“不像女人”的行为而遭到奚落和嘲笑，偶尔还会遭到警察的粗暴对待，但她们却促进了法律（有时候还有宪法）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如我们在第八章看到的，为所有民主国家的妇女赢得了平等的参政权和其它政治权利。

然而，拥有了与男人相同的大部分政治权利并不意味着妇女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获得了与男人同等的影响力，或者意味着他们在政治倾向上的差异消失不见了。妇女的政治活动水平往往仍然低于男人。无论是因为歧视、妇女自身的态度、家庭责任，还是所有这些因素，在那些有着现代、动态与多元社会的国度里，男人在劳动力（从事无偿的家务劳动的妇女没有被算在劳动力或有收入的雇佣劳动力中）、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在企业和职业生活，以及在威望、收入、影响力更高的职位（包括选举为政府官员）等方面的数量上，仍然超过了妇女。而且，尽管存在着显著的例外，但在抗议活动中发出了自己声音的妇女还是相对很少，而较之男人则更少了。至少从表面上看，在政治权利中的法律歧视被废止后，妇女——以及男人——好像大都已经承认了他们在机会上的其它差异是“自然的”。基于性别的歧视仍然在继续，不仅在于私人部门，而且也在政府部门的许多方面。例如，迟至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仍然裁定佛罗里达州的这样一条法律是可以接受的：当接到参加陪审团工作的通知后，男人必须参加，而妇女则有选择的余地。

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逐渐认识到这些机会上的差异并不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而是不合理的、可以矫正的。这一进程始于1960年代的美国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得到了增强。在美国，妇女所开展的运动导致了歧视性惯例的改变，也导致了妇女对她们自己以及对社会的态度的改变。在不存在男人潜在威胁的排他性的妇女团体中，“意识的增强”成为了有助于妇女发现、发展新倾向的技术手段。在日本：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前半段，处在婴儿出生高峰期的日本女性……专注于对她们的孩子的教育和为其孩子进入中学和大学的竞争。然而，在她们的孩子长大之后，这些妇女意识到了她们生活的空虚，她们的目光也就转移到了日本妇女和儿童的糟糕境况——特别是在福利和教育领域。这一意识转向在1980年代引发了一波女性参与和行动主义的浪潮。

同时，妇女开始大量地涌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在许多国家，妇女的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在一些国家，妇女的政治觉悟和行动水平已经接近甚至超越了男人。最后，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妇女在具有领导权和影响力的职位中的比例也增高了，尽管仍然比男人的比例要低一些。

关于性别、种族、物质主义以及其它此类问题的态度和意识仍在继续演进。我们在本章中关于此类变化的陈述暗含了两个结论：

1．根本的、持久的与似乎是坚如磐石的政治倾向确实在变化，这种变化有时还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在相应的政治行为中。

2．当代人很少能预知政治倾向将要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性质，或他们无法预知这些变化的时机、范围和强度，这些变化会怎样和在什么时候止息，以及这些变化对现存行为模式和对国家政策与政府机构的影响。

在美国和其它国家，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都将发生进一步的根本变化。这对于本书读者来说，似乎是一生中确定无疑的事。然而，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哪里以及何时发生，我们却只能猜测。探查、表述和解释必将发生的态度和行为的变化，对于政治学家以及其他人类现象的观察家（包括本书的读者），都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挑战。

女权主义（FEMINISM）《政治学核心概念》2013年版

女权主义是一种旨在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女权主义者强调了被她们视为政治关系的性别关系，认为在绝大多数社会（如果不是全部）男人都居于至上地位而女人则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女权主义就以这样两种基本观念为特征：第一，女人和男人由于性别差异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第二，这种不平等对待可以而且应当被推翻。尽管大多数女权主义者都拥护性别*平等，但以这一目标来界定女权主义却难免于误导，因为一些女权主义者在性别自由和性别平等之间进行了区分，指出后者意味着女人应当“和男人一样”。女权主义分析的核心概念是“*父权制”，它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妇女所受压迫和剥削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又反过来凸显了*性别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性别不是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而是社会强加的。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是一种政治建构，它通常建立在老生常谈的“女性的”和“男性的”的行为和社会角色的基础上。

但是，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相当多样化的，通常可以分为自由女权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和激进形式的女权主义。自由女权主义（Liberal feminism）致力于*个人主义和形式平等，其特征是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追求*权利和机会的平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Socialist feminism）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主义衍生而来的，它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女性被束缚于家庭或家庭生活的经济后果。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超越了已建立的政治传统，将性别划分看成是最根本和政治上很重要的社会分裂，并呼吁对个人、家务和家庭生活进行彻底的、甚至革命性的改造。激进女权主义者声称：“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然而，19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将其划分为三个传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也就显得越来越多余了。更新近的女权主义形态有：黑人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的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

意义：女权主义的所谓“第一波”与1840和1850年代兴起的妇女选举权运动密不可分。二十世纪早期多数西方国家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争取法律和公民权利的运动采取了一个比较低的姿态并使妇女运动失去了一致的焦点。女权主义的“第二波”出现在1960年代，除了关注已经获得的平等权利外，还表达了日益强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更为激进和更具革命性的要求。1970年代初以来，女权主义经历了一个去激进化的过程，这使得有些人认为后女权主义的时代已经来临。这种情况无疑与日益强烈的反女权主义呼声和*新右派的崛起有关，但它同时也反映了不情愿再将妇女视为“受害者”的、更个人化和平常化的女权主义形态的产生。

女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在于它揭露和驳斥了社会中普遍存在并被一般政治思想所忽视的性别歧视现象。于是，女权主义名副其实地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思想派别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敬。它不仅对*权力、统治和平等等传统概念进行了新的解释，还将新的敏感性和语言（如联系、发言权和差异等观念）引入到了*政治中。然而，女权主义也受到了批评，理由是其内部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使其连贯性和一致性丧失殆尽。例如，后女权主义者甚至怀疑“妇女”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范畴。另一些人则指出，女权主义已经脱离了日益后女权主义的社会现实，这是因为：主要得益于妇女运动，女性在家庭、职业和公共领域中的角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至少在发达社会中是这样。

性别（GENDER）《政治学核心概念》2013年版

性别指的是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角色方面的区别。虽然性别（gender）和性（sex）这两个词在日常生活经常可以交换使用，但在社会和政治分析中二者的区别却显得非常重要。性别，强调男女之间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同；性，表示男女在生理上的从而也是不能根除的差异。因此，性别是一个社会建构，并且往往通过“女子气质”（‘feminity’）和“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定见来发挥作用。

意义：在1960年代妇女运动重新崛起和*女权主义得以复苏之前，性别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思想家忽略了。但从那以后，性别就成了女权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并在主流政治分析中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对多数女权主义者来说，性别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男女生理上或身体特征上的差异（“性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也不能合法化他们在社会角色和地位上不同（“性别”不同）。简言之，对性别*平等的追求（这是多数女权主义的基础），反映了这样的一种观念：性的差异并不具有政治或社会的意义；生物学不是命运。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分裂是所有社会分裂中最深刻、最具政治意义的一种；因此性别是由*父权制强加的一个“政治”类别，是由一个主要通过家庭来发挥作用的调节过程再生产出来的。对激进女权主义者来说，性别扮演的角色与*社会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同，因此“姊妹情谊”（‘sisterhood’）就相当于“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则认为，性别分裂在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应该把性别和阶级作为相互联系的社会分裂来对待。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和主流政治分析家，较少采用结构性压迫的观点，而是更多地从*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分配的角度来理解性别分裂。他们认为，正是这种不平等阻碍了女性对“公共”领域的充分参与。由此看来，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应该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到诸如妇女权利、妇女在*政治和普遍的职业与管理中的职位不足等问题上去。

国际关系中的性别问题《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2008年版

在最近几十年里，性别问题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越来越受人关注。性别问题通常是在人们围绕男女不平等以及这种不平等对世界政治后果而展开的论战中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的。例如，有一本关于全球性别问题的新书（Peterson 与 Runyan,1993; 1999）就认为，与男性对比，女性在世界上就属于弱势群体。女性大约只拥有全世界财富的1％，她们所占据的国家首脑和内阁部长职位还不到5％。女性付出了全部工作时间的60％，却只能向家里贡献全部收入的10％。女性（包括她们的小孩在内）还占到了全世界文盲人口的60％，以及难民总数的大约80％。

彼得森（Peterson）和鲁尼恩（Runyan）强调说，这些巨大的差异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客观差异毫无关系。在受过教育的西方人士中，很少有人还在认为男人天生就更加机智、聪明，而且比女性更适合于高薪的工作。他们声称：这些差异与性别不平等有关。性别“指的是体现男女差异的社会习得的行为和预期”（Peterson与Runyan,1993: 5）。其论点是：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有性别差异的世界里。在其中，相对于那些有关女性的价值（例如情绪化、消极被动、软弱）而言，有关男性的价值（例如理性、积极主动、力量）被赋予了更高的价值与社会地位。这便是性别等级结构：一种男人对女人拥有特权的权力体系。

彼得森和鲁尼恩进而指出，多数发展指标和其他数据都显示了女性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等数据都揭示了女性地位的低下。世界政治中的这种较为敏感的性别关怀，旨在把这种性别不平等公之于众，用事实证明妇女的从属地位，并解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运作是如何“再生产”了妇女的这种不利地位的。例如，彼得森和鲁尼恩指出，男人从事的许多工作均是可见与付酬的，而女性从事的许多工作则不仅鲜为人知且没有报酬。其他的研究也暗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关于“结构调整”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国际劳动分工的变化，要对“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趋势日益上升负责（True,1996:219）。发展中世界出口加工区的低报酬的繁重工作，性观光业，以及国内劳动力流动，都是在国际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妇女遭受盘剥的例证。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即使妇女在劳动力大军中所占的比例在今后的几十年会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我们也仍然能在那里看到不同形式的性别不平等与歧视。

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还认为，许多老式的国际关系学者思考世界政治的方式都打上了某种性别烙印。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即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国家军事防御思想，就是一种男性思维方式。它暗含着世界政治中性别等级结构的持续存在。也就是说，确保免受外来的威胁也就是确保了国内的管辖权，而正是这种管辖权使妇女长期处于从属地位（Sylvester,1994）。

总之，敏感于性别的国际关系学观点，考察的是妇女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分析的是我们当下思考国际关系学的方式是怎样倾向于掩饰并再生产性别等级结构的。

让我们再回到表10.1中的第二个问题：性别议题对国际关系学的核心问题有什么影响？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指出，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是两性的活动。他们相信，以上述事实为关注点的研究会产生新的洞见。一方面，军事活动（实际上包括绝大多数与战争和冲突有关的活动）与外交政策的实施，都操控在男性手中并发生在男性价值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南希·麦格伦和梅雷迪斯·赛尔克斯（Nancy McGlen 与 Meredith Sarkess,1993）曾对位居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高层的一小群女性的工作进行过研究。她们指出，妇女很少能成为这些机构的“内部人”（insiders）。外交政策和军事政策大都是由男手来把持的。

另一方面，在与战争和冲突有关的许多活动中，女性的确发挥着关键作用。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如果我们仔细地去研究，就能发现女性的这种作用。女性是外交官的妻子，防务承包商的工人，给军事基地提供性服务的妓女，战争中的平民受害者，特别是作为难民（Enlone,1990）。换句话说，战争不是男人特有的活动，或仅局限于男人。相反，战争是一种使妇女处于特定的、经常性的从属地位的两性活动，尽管主流意识形态把男人视为“正义骑士”，而把女人视为“美丽心灵”而加以保护（Ehlstain,1987）。女权主义者强调，这种意识形态“使妇女和男人不去质疑战争、军事化和暴力的根本目的及其对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生命造成的消极后果”（Peterson and Runyan,1993: 91）。

在某些学者看来，性别不平等本身便是冲突的根源。人口分析家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高度的不平等，特别是男性和女性在角色上的不平等，导致了人口增长率的更快上升。这是因为，在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和总的生育率之间有着一种很强的反比关系（Kenndy, 1993:341）。换言之，没有接受任何教育的贫穷女性往往早婚，也几乎没有避孕知识，因而就会生育出大量的孩子。保罗·肯尼迪指出，新世纪里最大的挑战或许就是人口爆炸。成功地应对这一挑战要求我们改变男女两性的角色，因为“妇女地位的变化将会大大地减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Kenndy,1993:342）

我们在第二章说过，国际关系学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而创立起来的。然而，这门学科并没有对妇女的和平与合作运动给予足够的关注。女权主义者正在力图改变这一状况。例如，埃米·斯维尔德罗 (Amy Swerdlow)就提到，在1960年代初的美国，妇女举行的争取和平的罢工运动（WSP:Women Strike for Peace）就曾使肯尼迪总统认同了与苏联达成控制核武器条约的紧迫性（Swerdlow,1990）。辛西娅·恩罗(Cynthia Enloe)也提到，俄罗斯的母亲们支持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使阿富汗战争产生了动摇共产主义政权合法性的结果，并因而促成了冷战的结束（Enloe,1994）。

我们再回到表10.1中的第三个问题，即性别议题所造成的理论挑战的性质问题。如果审视性别论战，我们就能确定，许多女权主义理论（例见Streans,1998）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国际关系学主流理论构成了挑战。研究性别问题有三个主要理路：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和激进的女权主义。

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把男女的权利平等当成主要的关切。在第4章中，我们强调过，自由主义的核心关切就是人类个体的自由与幸福。自由女权主义者指出，生活、自由和财产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并还没有被平等地赋予女性。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在1972年的《论妇女权利的正当性》一书中指出，妇女应该和男人一样拥有同等的经济机会和受教育的权利（见Steans,1998: 16-18）。当代自由女权主义者希望女性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积极作用，以消除男性和女性在权力和影响上的不平等，并进而实现男女权利的平等（Tony,1989; Eizenstein,1983; Gatens,1989）。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曾呼吁新自由共和主义（Neoliberial republicanism）与自由女权主义要结成同盟。他发现，这样的理论联合有助于“自下而上”地考察国际关系，也就是要从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人的立场来考察。此外，在基欧汉看来，这样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帮助廓清国际关系的制度版本——一种网络景象，以凸显制度是怎样促进有组织的实体（国家或其他行为者）之间的横向合作的”（Keohane,1989b:248）。然而，一些女权主义者却担心这种联盟的前景。她们害怕这会使性别理路从属于既有的主流理论，因为这些主流理论都试图按照自己的优先考虑来塑造性别观念（Zaleaski,1993:13-32）。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把妇女的劣势地位归因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马克思的密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84年撰写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是最早发现并详细阐释这种联系的著作之一。恩格斯注意到资本主义怎样将工厂的生产活动和家庭里私人的“无形”劳动区别开来。男人负责工厂里的有偿工作，同时女人在家负责无偿的“看不见”的工作。这就把妇女降到了二等公民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注意到，在当代劳动力市场里妇女为何总是从事报酬与地位都低下的工作。他们指出，女性获得平等待遇的唯一途径便是推翻资本主义体系（Barrett,1980; Tong,1989; Landry and Maclean,1993）。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试图把对家长制（以男性为中心和以男性为主宰的家庭）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洞见结合起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和家长制的二元体系必然会导致对妇女的压迫（Mitchell,1977）。资本主义是压迫性的生产方式，父权制是压迫性的再生产方式（Steans,1998:21）。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聚焦于资本主义与家长制将妇女置于不利地位的方式。这种关切，可以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联系。从基于阶级的经济剥削这一分析出发，可以相对容易地推导出性别（和种族）的不平等。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自由女权主义和国际关系学中自由主义传统之间的某些共同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某些共同点。但其余的女权主义理路，即激进的女权主义，却拒绝任何形式的这类合作。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希望建立一个更纯正与独立的女权主义分析模式，以避免把性别问题完全置于国际关系学传统议题之下（Peterson and Runyan,1999; Dally,1979）。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采取必要的理论和实际步骤来全面拓展对性别问题有敏感的国际关系分析。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尚不能摆出并考评这种分析模式。我们所能做只不过是大致地标出它设想的前进方向而已（Peterson and Runyan,1999）。

国际关系学的核心概念，如暴力冲突、安全、权力和主权，都必须被重新界定。例如，暴力冲突不仅是国际性的，它还必须包括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以及针对妇女的结构性暴力，即将妇女置于不平等地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给妇女施加的压迫和磨难。暴力的这些层面，要求有一种与传统安全概念截然不同的安全概念。同时，新理论也是必需的，这种理论应该把性别等级和妇女的权利与地位问题置于核心地位。它的提出，一个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国际关系学科独立地位的实质性下降。因此，性别关切将使国际关系学打开大门，接纳致力于社会权力和人类解放研究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理论传统。最后，国际关系学中的性别议题研究，将会推动、甚或必将导致从实证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紧密相联）向后实证主义（在前一章已介绍过）的方法论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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