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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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金融风暴下的1.3亿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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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金融风暴下的农民工——当下的农民工生存图景
编者按在金融危机已严重拖累实体经济导致大量失业的当下,“就业”二字自有千钧重。多少年以来,在农村中的农民就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却未进入庙堂的视野。而在金融风暴的肆虐下,在城市的农民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返乡加入失业大军。全国1.3亿农民工,就有1000万提前返乡,处于春节后可能无法再返回城市,而在农村又生计无着的悬空状态,这种无法落地的危险一旦集中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内文导读——
留守农民工众生相
金融寒流冻伤工商业者
“过了年,还出去找工”
危机中更应善待农民工
在打工族服务部过冬



拆吊扇拎腊肉拿麻将离厂前上演最后疯狂
《南方农村报》记者苏晓璇
18,东莞大朗镇长盛北路243,随着被欠薪工人领到50%的工资,又一家毛织厂正式宣布倒闭。当天晚上,被欠薪的民工撤离工厂。南方农村报记者见证了他们在离开前上演的最后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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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跑路房东代付半薪
这家毛织厂的老板在两天前的夜里跑路,拖欠了工厂95名工人两个月的工资。
金融风暴刮倒了无数工厂,大朗镇也难以幸免。就在长盛北路,前两个月已有2家工厂相继结业。据大朗镇劳动分局介绍,2008年发生的欠薪事件比上年增加了三四成。工人们为此人心惶惶。
16日凌晨3点多,预感老板要走佬的工人半夜起来巡逻,发现了正准备离开的老板家,而老板早在3个小时前就已经携货跑路了。想到这两天,老板还甜言蜜语地哄骗他们加班到深夜赶货,并承诺在18日发放拖欠他们的两个月工资,工人们就气得一阵阵哆嗦。愤怒之下,他们截住了企图跑路的老板家属,并扣下了剩余的两千多件货物。
当天,该镇劳动部门介入处理此事,他们提出由厂房的房东先行垫付工人50%的工资,约定隔天发放,但遭到了工人们的拒绝。双方一直僵持着。

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断游说工人,“不拿就可能什么都没有了。8日下午5点多钟,终于有工人按捺不住,按下了手印,领取了一半的工资。接下来,一个接一个,害怕落单的工人们纷纷放弃了坚持,心不甘情不愿地领了一半的工资。
领完工资的当天晚上,他们就要搬离工厂的宿舍。
宿舍扫货填补工资缺额
在撤离宿舍之前,工人们带着不平衡的心理,上演最后的疯狂,将宿舍里所有值点钱又能带走的东西,如桌子、吊扇、饮水机„„,全部搬走,扫荡一空。
有位大姐捡了一把扫帚,遭到工友的嘲笑,她便回了一句:“自己去买还要三四块钱呢,现在能捡多少算多少,能省一分是一分。”
负责工厂煮饭的阿姨,不仅抱回了老板家的风水鱼缸,连电视天线也不放过。只见她站上凳子,一边使劲地扯拉着天线,一边利索地挥动剪刀。“回头到了新地方还能用。”她如此解释自己的动机。
四川女工罗元纯,不知从哪里得知老板在3楼还存了不少腊肉、腊肠,便拉了另一个女工上去搜,到了楼上却发现房门锁住了。正在她们找来东西准备撬开房门时,一个女人走过来声称这个房间是她的,里面的东西也是她的。眼尖的罗元纯认出,这个人不过是饭堂的女工,揭穿之后,她们顺利地撬开了房门,果真找到了腊肉,便一人拎着一大串走了。罗元纯带走的那串腊肉、腊肠重17,在经济这么紧张的时候,“够吃好一阵子了”。
几个男孩子跳上床顶,动手拆天花板上的吊扇。他们如此盘算:当废铁卖也行,留着以后用也成,反正能带走的就带走。此外,他们还拿走了老板的一副麻将牌,“没回家之前还可以解解闷”。

来自湖南的谢云玉提着大号的塑料袋,挨个房间在地上的垃圾中搜寻废纸皮、饮料罐和铁盒等。“能卖钱的,不要浪费。”她的家公就在大朗收破烂,不愁销路。她还幸运地捡到一双别人不要的女式凉鞋。
此时,似乎所有东西都成了他们用来填补工资缺额的对象。在一阵风卷残云过后,只留下满地的狼藉。
工友惜别不知何日再见
离开这个令他们伤心的工厂,有的人选择继续留守东莞,有的人则第二天就要回老家了。这群因打工而聚到一起的异乡人,此时五感杂陈。除了心寒、气愤,还有小小的离情别绪。
谢云玉和大女儿唐木娥明天就要回湖南老家了,她痛感现在形势的恶劣,不知明年还能否出来。坐在空荡荡的床上等着小女儿来接时,她拉着每一个走进她宿舍的工友:“过来坐会,也不知以后还有没机会再见面。”言语间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不一会,这个小小的宿舍便聚集了七八个人。经过一年多的相处,她们已经产生了感情。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湖南的、四川的、江西的„„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经此一别,即使大家仍在东莞打工,却未必能再进同一个厂,住同一个宿舍楼。坐在一,他们的话题,除了咒骂无良的老板,就是讨论即将到来的新年该怎么过。一年到头,本来指望拿最后2个月的工资回家过年,但老板的跑路卷走了他们一年的希望。说到此处,整个房间顿时陷入一片沉寂,之后便是沉重的叹息声。
晚上8点多的时候,收拾好东西的工人们陆续离开宿舍楼。在路边,他们挥手道别。唐木娥背起大包的行李,瘦小的身影在霓虹闪烁的街道上逐渐模糊。夜里的空气中透着丝丝寒,这个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了。

城市和农民的十大纠葛

奇幻、悲壮、荒诞却又合情合理,一部社会学的中国教科书封面是城市、封底是农民,总设计师是邓小平,基调是改革开放,美编是655个市长,创作团体则有近6亿城里人和7亿多乡下人。他们演绎着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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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乡的进化史上,二元对立的矛盾呈尖锐化、扩大化、剧烈化之势,但又纠结不已,混杂共生,迅猛迁变。它们包括:城市/乡村;工业/农业;水泥/耕地;进城/留守;暂住证/祖籍;回迁房/宅基地;消费主义/谋生主义;全球化/空巢化;出国大军/进城大军;市民阶层/农民工阶层;新经济/集贸市场经济;磁悬浮/村村通公路;英语/方言;第三产业/养殖大王;国企/乡镇企业;珠三角、长三角、环勃海/西部、老边穷、欠发达;新新人类/三峡移民;引进外资/承包责任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新农村;低碳减排/退耕还林;勒紧裤腰带支持工业/城市反哺农村;小资/小武;章子怡/赵本山;比基尼/基尼系数;忧郁症/因病返贫;乐活族穷忙族御宅族/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富人生二胎/从超

生到只生一个好;煤老板/矿工;充满新奇事物/只有新鲜空气;喜吃农家菜/想做城里人;成功人士养二奶/捏脚供弟弟读书......
身份纠葛:后现代的农民
农民是谁?务农者、进城务工人员、打工族、民工、农民工、第三产业服务者、保姆、农贸市场供应商、小商贩、劳动力市场散工、装修工、走鬼、送外卖与快递。
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难以定义农民身份。户籍制度在统计学上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直接划分成两类数字,于是72750万农业人口就构成了叙事的主体:他们是农民,尽管可能生活、繁衍、奔波在城市。
城市对他们的接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流浪人员、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废除收容遣送、赠予城市的光荣建设者称号、造城的一份子。如果没有他们,城市将被架空,但同时又是城市人口爆炸和拥堵的填充物。
农民的身份,从来没有这样难以确认过。于是,在后现代的城市,他们变成后现代的农民,用农民的智慧存活、融入城市。他们花两块钱排队下载手机铃声、老乡是主要人脉关系、富裕者也炒股票供楼买车、穿戴过于求工、乐于交流或传授务工与致富经验、热情洋溢、乐于助人、嫉妒比自己混得好一个层次的人。农民的身份,从来就这样轻易为城市人辨识。
经典回放:孙志刚事件、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政治纠葛:乡村与公民社会
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政治的着眼点与关注点。直选、海选村长的推行难度并不在于上级政府,而是在于当地利益的切割与再分配,以及村民们意识与观念的未更新。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时就表明了这种态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村级的直接选举,乡、县和不设区的市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但是我坚信,群众能

管好一个村,就一定能够管好一个乡,一个县,也就能够管好一个省。但要按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主方式,循序渐进”。学者于建嵘也提出了农村权力真空化的问题,演变为宗族管理且有黑社会化的问题存在。
教育部门鼓励大学生毕业回乡当村官。最近媒体报道,一位女大学生,在才艺表演、竞选演说和承诺发给每户村民冬季取暖费后,成功被村民们选上村长。在城市受教育,回农村搞建设。这种模式是显而易见值得提倡的。
早在1920年代,梁漱溟就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其理念为:“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从基础做起,就是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村一乡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此后多少学者钟情于乡村实验,从费孝通以降,到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农村组织结构缓慢地发生变化,似乎具有自给自足、自我修复的功能,在革命、改革、运动等等时代潮流中并未饱受冲击,而是如一句偈语所言:“老牛慢吞吞地走,地球很有耐心。”
乡村治理图变,离公民社会或城市人希图中的公民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经典回放: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经济纠葛:消费新农村
从无地可种到有地不种,中国农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城务工两大历史潮流。农业税费的改制取消,行政打白条的减少,农业科技的发展一度促使农业、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兴旺和年收入的增加。
也就是说,农民开始变得有钱了。受经济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农民工发现,回家继续务农是个不错的选择:山青水秀、空气清新、生态自然,种种菜、养养猪,一年的收入不比打工少。

从杭州机场通过市区的高速路沿途,一排排气派的小洋楼都是农民盖的,他们养花、养菜,是华东富裕的农民阶层。在2009年新年,某个小镇上,打工回来的年轻人在除夕夜放了半宿的烟花,还是腰包有钱。
中国能不能拯救资本主义说不好,但农村正在拯救中国的城市经济。一方面,两千万失业人口可以返乡务农,形成就业的蓄水池;另一方面,富裕起来的农民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决策者的想法是,只要产品对路,只要他们有钱花,消费就能持续,中国经济就不会垮。
因此,电视下乡、节能电器下乡、电脑下乡、银行下乡,一时间消费新农村成为一则手机短信的续句:俺们刚刚花得起钱,你们又捂住钱包了。当然,也有外电记者报道,当洗衣机被买回去时,全村人都会来参观,把它当作富有的象征。但因为没通自来水,户主需要拎水来洗衣服。
另外,农村土地扭转正在决策层形成共识,并有推进之势,而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下一个30年的动能。
经典回放:茅于轼山西龙水头村小额信贷实验;国际小母牛组织四川支农
文化纠葛:精神的乡愁
城外的人想进城,城里的人想返乡。
每个城市人都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对于莫言,可能就是高密,对于一个要在城市驻扎下来的大学生,可能就是他出生之地。
一代或两代进城的人,并未完全丢失他们的根基。无论如何追逐时髦,但朴实、感恩、念亲怀旧总是随着年岁渐长心思益深。越是时代变迁,越是日新月异,越是不可追,越是成追忆。
当再也不回农村了,农村也都变样了,子女都不知魏晋了,这乡愁就更无可凭照,无可依托了。

所以说,这便产生了中国的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奇怪观照,先锋作家往往写乡土题材,刚往城里扎的作家则写都市人的欲望、冷漠与异化。
还有田园诗般的乡愁,将乡愁当作田园牧歌,玩高调隐居,大隐隐于城市边缘。这是城里人的精神生活。
经典回放:路遥《平凡的世界》
教育纠葛:子弟跃农门
上学贵,上学难。难倒的都是乡下人。
教育问题成为一套经典的讲述模式:全家人供一个最聪明的孩子上学,其他的兄弟姐妹养家糊口挣学费。
这造成另外一个负担,当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肩上不仅扛着自己的前途,还有对一家人付出的回报。所以,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勤奋、上进、敏感、自尊。还有一点,就是活得累,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活,他要为一家人而活。
子弟跃农门,唯读书一条,去城市上大学,拥有城市户口,从而改变下一代的命运。城市就是这样形成的。教育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一是全面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免费的政策;另一个就是大学教育实行奖学金和贷学金的政策,力保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但贫困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却很少能得到外界的帮助,他们只有通过自我的调整来完成。调整不好,在择业、求偶、与朋友相处等事件上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麻烦。
做城市人,是几代人正在进行的奋斗,不仅是70后、80后,还有90后。
经典回放:择校费、歌曲《爱拼才会赢》
福利纠葛:社会主义的礼遇

南街村、大邱庄曾经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好样本:按需分配了。
但这仅对改革开放的前半段有意义,后半段,响应者无。孤立的个案和试验难以全方位推广,但福利下乡的政策,惠及农村千家万户,却是千真万确的。
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有保障。10元钱办一个本,看一年病。各级医院都设有针对农民的合作医疗保障措施。
在华南地区,一位刚刚结婚的打工女子,将自己的户藉从内地城镇户口转成农业户口,原因是这里的农民每年能分到几万块钱的补贴。
全民发红包在这两年里,已经不是什么壮举了,而是具有普遍色彩的方式。而红包又都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社会主义的福利特色体现了它的关怀性。
这导致了近两年农村的新变化,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使得安居乐业变得可能。多的人从农村搬进小镇,小镇也开始有自己的房地产事业了。
经典回放:南街村、东莞发红包
城市化纠葛:CBD与城中村
在广州,CBD与城中村互相咬合;在北京,CBD驱走城中村;在上海,CBD避开城中村。有人说城市化就是水泥化,而城市要经济化就是要CBD化、开发区化。
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中国的城市发展之痛、之败笔,都在于发展模式的单一。早期城市发展有工业、后来有私营经济、再后来有虚拟经济、然后就开始卖地了。中国市民的消费热潮也从家电、家居、数码产品向品牌服装、车、房转移了。
后来发现房地产是城市发展的经济支柱,既有GDP贡献,又有税收,兼顾修马路与绿化,还有城市形象与政绩。城市化运动中,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是最常见的模式,于是就有了拆迁、回迁、就地上楼、钉子户。北京人曾笑言,本地土著都被赶到四环外了,拆迁获得一笔

补偿金,又买不起附近的商品楼,只好到四环外买房子,后来四环外也买不起,就往五环外搬。一线城市的中心地段,住的不是老市民,而是新城市人:新富阶层、创意阶层、白领阶层。常常叫什么魏家村、史家屯的地名,其实已是城区的一部分,城郊结合部不断外移,城市包围圈扩容,城市容纳更多的混居者。
但城中村的风景亦屹立不倒:大杂院、小弄堂、牵手楼,城中村的村民顽强地在城市里展开拉锯战,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史上最牛钉子户在重庆,将五星红旗插在已成孤堡的屋顶,多少显得壮烈。
租住城中村的,以外来务工人群为主,里面多有农民兄弟,在城市里讨生活,他们的很多工作,是城市运转的一部分,也使得城市变得更加舒适、方便、成本变低。
经典回放:重庆钉子户
阶层纠葛:歧视与反哺
以前崔健唱“农村包围城市”,现在大家读“田园诗”。愤怒没有了,生活方式变了。但对阶级兄弟的歧视仍然存在,许多专家提出,“农民工”一词即有歧视之意,而市民对农民的那份嫌恶,可以说是骨子里的,阶层形成的威力多么之大,哪怕是亲属,也会有巨大的分野,文艺家在《中国式结婚》的电视剧中多有描述:两个大学生结婚,乡下小伙子娶了城里老婆,于是处世矛盾和人生价值观就展开了冲突。而在中国曾经掀起了讨论巨浪的“河南人惹谁了”诸多版本的出现更是将歧视推向高潮,但随着社会观念演进,这种提法终于烟消云散。
有识之士已经提出城市需反哺农村的思路了,大意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城市,而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农民们自给自足、纳税、种粮、交最高的电费,享受最低的福利,支持工业发展、城市建设,让祖国更美好,他们被遗忘。现在,是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城市需要运用一切资源、资本,去开发农村、帮助农村,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扶持策略和优惠政策。

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一直是个热烈的话题,如何将财富向低收入群体转移,让社会保障能满足他们的生活。美国政府羡慕中国能将医疗、教育的包袱在家庭内解决,而不成为社会性的负担,但中国面临的巨大压力是如何让农民脱贫的问题,一个方法是就地上楼,成为城镇居民,另一个方法是提高农民收入。30年前,中国有10亿农民,占总人口的80%;现在,中国已消化成7亿农民,占总人口的65%。所以中国的治理有一句政治名言:“任何小事,乘以10亿,都会变成大事;任何大事,除以10亿,都会变成小事。”所以有两句并行不悖的口号,构成两种逻辑:“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
经典回放:《河南人惹谁了?
就业纠葛:农民工交响曲
1.2亿农民工是不久前的官方统计,人们这样描述,每1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工。还可以这样描述,在城里,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农民。
农民工创造了中国城市的建设速度和发展奇迹,在区域中心城市,三个月一小变,半年一大变,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旧城保护者宣讲无效,城市仍然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裂变。问外国小孩喜欢北京什么,答曰:一自行车多,二楼房新。
一砖一瓦,一钉一铆,都是农民工创下的奇迹。打火机、玩具、服装,这些外贸生意,也是他们一针一线,一板一眼做出来的。当然,假冒伪劣山寨版,也大多出自他们之手。食品安全尤成为城市人担心的话题,农民从来不为此发愁,但别以为因此他们的生活质量就差了,相反,他们是最懂得生活的人,城里人好蒙,生意好做。早期手机流行的段子说“钱多、人傻、速来”不正是农民投奔城市的心态写照么?
有一个故事是说,在农村吃婚宴,如果主人招待的不是土鸡土猪,而是从超市里买的话,就会被乡亲说闲话,不受待见。他们懂得贵贱好坏健康。

大凡过年,农民工返乡退潮,城市里便空空荡荡,早点没处吃了,小商品没地买了,娱乐场所只剩下KTV了,休闲也无处可去,没有人送水送煤气送外卖送快递。没有农民工,城市冷清,运营不灵,御宅族也宅不起来了。在城市循环体中,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进城、务工、得到承认、实现价值,不仅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构成。
经典回放:2600万失业大军
生活方式纠葛:风俗的蜕变
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晚睡晚起、吃快餐、缺少运动、人和人之间充满距离、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但另一方面又让人羡慕:旅游、逛商场、看电影、享受消费的丰盛。
那些在城里过老乡聚居生活的农民工,还是将老家的风俗移到城里来:说方言、打牌娱乐、热情款待来客、注重每一个民间节日、使用农历,婚丧嫁娶,不比城里人隆重,但绝对更热闹。
有时,城里人回老家能找到那份感觉,但又想背弃它。有学者分析,乡村的风俗需要宗族亲朋好友抱成团,以扩大生产能力、形成松散的互助团体、抵御各种风险。所以,乡里人走动频繁、交往密切、注重亲缘。而城里人什么都买保险,除了老板和客户,不用看别人脸色,自然就独门独户起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干不了的活,一个电话到家政服务,修理工、搬运工就都来了。
起早贪黑闲不住,是农民的本性。勤劳是农民的本性,这一点,第一代第二代城里人是丢不掉的,这些具有农民本性的城里人,比别的城里人自然要收获得多一些。农民最鄙视的就是一个懒字,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色。
但风俗还是在发生一些显而易见的冲击,一年一度的返乡高潮,就是一大景观。返乡这种近乎仪式般的行为依然是人们最重要的年度庆典。

中秋节、清明节成为法定节日,也是在固化中国民间的风俗。要不然,没有时间保证,这些节日也无从过起了。城里人更讲究带薪休假和黄金周。
人们发现,乡村青年比城里青年穿得更时髦,发型更讲究,而这被看作另一种土气,因为城里人早已不再标新立异了,30年来,他们获得城里人的自信与气度,更懂得让自己舒适与随意。
1.3亿农民工:能否改变候鸟式打工方式
http://news.QQ.com2009030322:17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33日电题:13亿农民工:能否改变候鸟式打工方式
新华社记者朱薇姬少亭
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在来北京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之前,曾就失业返乡农民工问题回到家乡调研。他表示,非常期望由东向西的产业转移战略能够改变中国13亿农民工“候鸟式”打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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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就业,成为当前中国农民工们的就业新需求。”康厚明说。
老乡唐显秀曾对康厚明说:“在外打工,丢庄稼,丢老的,丢小的,弄不好还丢老公,是顾钱还是顾生活,打工多少年都没有弄明白。”
20年来,唐显秀从未断过打工的念头,可是家庭的牵绊让她的工作时间断断续续,最长一次也只有8个月。“我做梦都想把广东的厂子搬到家乡来。”
与唐显秀一样,25岁的李秀红也希望能就近就业。她曾在广东制衣行业打了6年工,前年初辞工回家生小孩。她说:“前年朋友们打电话回来时都说工作很好找,一个月一千多块,最近她们都说工作很不好找,找到了,工资也只有七八百块。”
“小孩已经断奶了,我又不会种地,要打不到工该怎么生活?”李秀红忧心忡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东部沿海大量外贸企业停产歇业,13亿外出务工农民工中,已有2000万失业返乡。
康厚明说,这种候鸟式的打工方式,虽在农民增收上取得巨大成果,但却无法使他们真正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和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还产生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不和谐的社会问题。
前不久的一条经济消息引起了康厚明的注意: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在一次公开场合发言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先进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目前土地、劳动力价格等因素对东部开发区发展的制约与日俱增,迫使他们尽快把一些落后产业转移出去,这给西部开发区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
康厚明说:“国家应加大产业转移力度,这一举措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2000万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农民工候鸟式的打工方式。”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杨庆育认为,国家加强宏观引导支持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以为西部地区农民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满足农民工就近就业愿望。还可为西部地区注入发展要素,打造产业集群。
杨庆育说:“不能在制度设计上使他们成为候鸟。”
“中央政府应及时出台政策,支持西部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具体制订西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指导目录,防止部分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条件招商引资恶性竞争。全国政协委员刘明华说。
为尽快推动战略转移,全国政协委员严琦也带来了一系列建议,包括:西部地区在新增中央投资中设立专项重点支持示范区开发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开展国家高新区、经开区政策在辖区的空间置换,明确西部鼓励类产业15%的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保留到2020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綦江县委书记王越说,目前,农民工返乡对于西部地区发展乡镇企业也是好事,这些返乡农民多是成熟的产业工人,不用经过大量培训即可上岗,而且见过世面的返乡农民工创业,也将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王越说,只要国家加快产业转移步伐,让东部企业尽快到西部落户,农民工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再就业”。

童大焕:中国应告别不人道的工棚制度
http://view.QQ.com2009012021:06中国青年报童大焕我要评论(2830
童大焕知名评论员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及其26人组成的课题组,通过两年时间的研究估算,算出我国留守儿童总数约2300万人,留守老人总数约1800万人,留守妇女总数约4700万人(网上称为“体制性寡妇”。我认为这个数字被低估了。根据农业部部长孙政才的公开说法,20

07年我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人,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有这么多的农民工,不会只有那么少的留守人员。
人生之大悲痛者,莫过于老无所养、幼无所托、青春无所伴。对于农民工及其家人来说,可以说人世间所有的苦难全都由他们来承担了!这是他们自愿的选择吗?什么时候、么原因,使他们变成或“被变成”没有情感的、年复一年终日劳碌只为了一月千把元工资的“纯经济动物”?造成那么多留守儿童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等和不能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那么多的“体制性寡妇”和留守老人,仅仅是为了照顾家和孩子,就甘愿过一种长期缺乏亲情爱情的生活,只把自己当成挣活口的牲口和苦力?
我认为一个被忽视的原因就是不人道的工棚制度。我们曾经沾沾自喜于轰轰烈烈的大规模城市化却没有产生贫民窟,殊不知,2.26亿农民工中的绝大部分,住的是条件恶劣的工棚和临时集体宿舍。那些临时性的工棚和集体宿舍,长年蛰伏在城市未建成的高楼大厦的阴影里,拥挤不堪、混乱不堪、肮脏不堪,大多数长年没有阳光也不透风,冬冷夏热。工地的噪音、粉尘就是他们最亲密的伙伴。
比恶劣的物质条件更恶劣的,是这样的居住条件把农民工家庭生活的最后一点温馨、最后一份权利剥夺殆尽。“50岁以前没有性生活,50岁以后没有社会保障”(秦晖就是不少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写照。更有一些不良企业,明令禁止员工外宿,只能住集体宿舍。
人不仅是经济动物,而且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动物;不仅是企业的赚钱机器,而且还是一个个“社会人”。贫民窟里有温暖的亲情爱情,有不同人群聚居的社会与群体生活,有老中青三代同堂的乐趣;而工棚和集体宿舍的生活,即使锦衣玉食,也是精神残缺的。
该向不人道的工棚制度彻底“宣战”,至少是告别了。要么允许贫民窟存在,让进城农民工拖家带口地自由聚居;要么政府承担起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的责任。不论是贫民窟还是农民工廉租房,在有一定规模的地方,都应该建学校、医院、文体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并且通公交,还应该鼓励和允许在廉租房和工地之间开通公司班车。1950年,国家搞

过调查,上海棚户区的居民占上海人口的四分之一强。现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仍然有大量的棚户区。允许贫民窟存在,一点不丢人。丢人的是有几亿农民工及其背后的家人,在工棚制度下过着没有正常家庭生活、没有亲情爱情的“非人”的日子。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48a5452e0066f5335a81217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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