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新闻5班 20122800015 何倚华
对《被盗官员为小偷“减罪”》的评析
首先，这篇报道的“吸睛度”高。在“反腐战争”打得越来越激烈、人民群众当家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官员的作风，直接影响着每一位人民的生活。群众愿意看贪官被抓的新闻，因为这是和他们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信息，因此，这个选题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其次，“民与官”的选题向来具有争议性。在官员贪污的大背景下，报道主要阐述群众与官员的关系，使一个政治话题迅速地成为一个民生话题。而且这里的群众指的是小偷，将小偷形象上的“暗”与官员的“明”联系在一起，让人颇感冲突矛盾。报道有了冲突性，就容易引起群众的疑问与好奇，进而继续往下读。
更重要的是，选题折射出许多重要的却少有人说的社会问题。第一个是群众的是非观问题。文中提到，“有人拿‘小偷立功’说法为小偷开脱”，认为小偷“牵出”了贪官，对社会的作用利大于弊——诚然，这种是非观是有问题的。小偷的行为无论从动机还是结果上来看，都是恶意、有害于社会稳定的。盗窃属违法行为，群众这种“赞许”的态度间接地认同了盗窃行为，也就是群众认为某些盗窃行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这恰恰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原则。第二个是，官员腐败的制度性问题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关注。官员对财物过度的贪婪，为躲避审查“主动”为小偷“减罪”，这些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还是整个官僚体制的问题。文中提到，被盗官员的行为恰恰“折射出目前官员财产尚未‘阳光化’的现状”。是的，我们为抓到一个贪官欢呼，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不完善的制度为贪污行为开了一条“阳光大道”。第三个是小偷的作案心理映射出社会价值观的问题。报道在最后用157个字叙述了小偷爱盯贪官是因为他们“发现官员财产明显超过他们的收入，料想盗抢后官员也不敢报案”。这句话不仅反映社会上有一种“仇富”的心理，还认为这种心理所导致的行为是正义的。
这篇报道虽不到2000字，但它的选题折射出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有价值的，容易引起读者的思考。
这篇报道的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准确。它基本不用形容词，而用了大量的动词。如在再现周春红盗窃团伙的盗窃过程中，报道这样描述：“在徐立新住宅楼地下停车场通往住宅的过道中，挟持其妻子，捆绑后带到地下车库塞进租来的轿车内，一人看守，另三人用取得的钥匙入室，抢走现金90余万元”，在这个句子中，“挟持”、“捆绑”、“塞进”、“看守”、“抢走”等一系列的动词使盗窃场景生动客观地再现，让读者信服。
其次，记者只描述现象，文章的结论性语句基本都是专家的话语，这不仅使文章的可信度加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记者的感情色彩。每份报纸因为定位和受众，在刊登新闻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性，因此，对待人人憎恨的官员贪污、小偷盗窃的新闻时，怎样才能更客观的叙述呢？本文做得巧妙的一点是，新闻现象由记者描述，现象背后的原因、个人行为的动机又专家来定性。如在说到有群众认为应为“小偷立功”现象的时候，记者引用了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韩友谊的观点来评价这一行为，这样就避免了记者掺杂自己的道德评判在报道中，使报道更加客观、严谨。
然后，不得不说的是报道的标题。“被盗官员为小偷‘减罪’”，如此具有戏剧性、冲突性的标题，成功地完成了作为一个标题的最大作用——吸引读者兴趣。
报道主要分成三部分，首先再现周春红及房云云这两个盗窃团伙的作案过程，其次解析了盗窃团伙专偷官员现象背后的原因，最后补充了几例官员为小偷“减罪”的案件。从逻辑上来看，文章的结构讲明白了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咋一看少了“怎么办”，但细想这又在常理之中——因为像贪污、社会价值观这类问题，并不是一个记者所能解决的。
其实细读文章，我们还是能发现，报道中有提到“怎么办”。记者在叙述完为什么官员愿意为小偷“减罪”后，紧接着有这么一段话：“新加坡在廉政方面的做法可以借鉴，其中公务员超出合法收入的财产无法说明来源时，往往会进行有罪推定。这是因为其有比较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专家表示，推进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将从一定程度上纠偏‘小偷反腐’这种‘歪打正着’。”这一段话，有国外的先进做法，也有专家的建议，但篇幅不长，也没有独立拿出来分析。但我以为，这样的安排符合文章的实际需求。
因为文章从标题开始就向读者抛出了一个“疑问”，也就是读者是带着疑问去找原因的，所以文章主要阐述的是原因而不是结果，这样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动机；其次，文章篇幅有限，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内容，报道舍弃讲述“怎么办”，而把主体放在“为什么”上，恰恰做到了突出重点，使文章的主次分明；再说，记者对“怎么办”的一笔带过是对职责的坚守——记者的天职是描述事件，而不是替读者解决问题。
从宏观上来看，文章算是逻辑分明，条理清晰；从微观上来看，报道最后也做了一定了延伸，即简单解析了小偷专偷官员作案心理，对文章整体起到了一个补充作用，使文章更加饱满。
原文:被盗官员为小偷“减罪”
时间: 2014-09-23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杨毅沉、闫平、蔡拥军
官员遭窃案日前曝出从入室盗窃转为挟持抢劫的“升级”版本：大连市相关部门证实，一盗窃团伙通过挟持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徐立新妻子进入其家中，抢走价值120万元财产。
从歪打正着到蹲点守候，小偷愈加胆大妄为的背后，暴露的是官员遭窃“难”报案的怪象。“多偷少报”的荒唐背后，揭底官员的隐匿腐败财产，显然并不能靠小偷“光顾”这一小概率事件。
暗偷变明抢，官员遭窃案“变本加厉”
大连市去年底到今年初破获一个8人盗窃团伙。该团伙供认，先后盗窃大连市两名局长住宅，被盗的分别是大连市财政局局长李圣君、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徐立新。
大连市相关部门日前证实，此前披露的上述两名局长家中被盗百万元案已经进入法律程序，二人被盗现金及财物总值均超过100万元。大连市纪委表示已对二人立案调查。
据大连警方最新透露，2013年12月18日16时许，周春达等4名犯罪嫌疑人，在徐立新住宅楼地下停车场通往住宅的过道中，挟持其妻子，捆绑后带到地下车库塞进租来的轿车内，一人看守，另三人用取得的钥匙入室，抢走现金90余万元以及玉器、手表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20余万元。
随后该团伙将徐家中监控设备搬走，还在车上用其手机给徐立新发短信称有事晚些回家，后将被害人及作案工具丢弃在大连市金州区。徐立新回家后发现家中被盗，怀疑妻子被绑架而报警，警方随后展开侦查，抓获相关嫌疑人。
警方在深挖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又供述了2013年3月7日破窗盗窃大连市财政局局长李圣君家中120余万元财物的另一案件。
从暗盗升级为“明抢”，犯罪分子的盗窃越发胆大妄为。参与大连两起案件的策划组织者表示，曾对被盗官员进行过长时间跟踪并掌握行踪规律。而合肥房云云盗窃团伙也是盯紧官员财产，精心策划、分工明确。
现金、购物卡、金条、玉器，各种形式的财物都被小偷收入囊中。合肥的房云云在安徽一副厅级官员家中盗窃时，偷走面值500元到2000元之间的各类购物卡多达约600张。河南正阳县破获的一犯罪团伙，从几个县级领导家中除了盗窃现金250多万元外，还包括金条、高档礼品等贵重物品。
专“盯”贪官，折射官员隐匿腐败财产现状
小偷频繁“顺手”牵出贪官，这种现象受到舆论关注，还有人拿“小偷立功”说法为小偷开脱。对此，北京大学刑法学博士韩友谊认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线索不仅不属于立功，而且应依法惩处。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把财产损失拼命往低里报，但贪官偏偏与众不同。他们的虚报、作假、回避，都是为了遮住黑幕，维持官位。官员被盗“难”报案，折射出目前官员财产尚未“阳光化”的现状，对于贪腐官员家中现金无数、遭窃不报、资产转移等隐匿腐败，纪检部门仍需保持高压态势。
新加坡在廉政方面的做法可以借鉴，其中公务员超出合法收入的财产无法说明来源时，往往会进行有罪推定。这是因为其有比较完善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专家表示，推进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将从一定程度上纠偏“小偷反腐”这种“歪打正着”。
官员被盗背后有三“怪”
富有戏剧性的是，遭遇财产损失的官员大多反应颇为冷淡、低调，甚至怪象重重：
1怪：家中被盗不报案
在大连市财政局局长李圣君家中被盗走人民币现金95.7万元、5万美元及其他物品后，李家并未报案，至2014年1月警方找到其妻子核实时，才承认被盗，至于所盗现金，则称是李圣君的哥哥暂放在其家准备购房的款项。大连市纪委9月15日表示，已对李圣君立案调查。
2怪：报案财产“大缩水”
在2011年轰动全国的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培中家遭抢劫案中，其妻报案称被抢财物300万元，随后还有人称白培中家被劫近5000万元。而最终法院确定被抢劫财物价值为1078万元。有关方面查明，白培中家被盗财产中有84万余元财物涉及违纪，白也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3怪：“笔录游戏”为小偷“减罪”
在河南省正阳县公安局打掉以县处级领导为盗窃目标一案中，出现正阳县原县委书记赵兴华指示“多偷少报”的荒唐一幕：当地4名办案民警受到领导指示修改小偷笔录，将赵兴华家中原本失窃的100多万元金额大幅减为6040元，为此其中两名警员已被刑事拘留，而赵兴华也受到组织调查。
官员被盗背后的作案心理
从一些官员财产被盗案中可以发现，小偷爱盯贪官，是因为发现官员财产明显超过他们的收入，料想盗抢后官员也不敢报案。如白培中家被抢案中，原是小区保安的犯罪分子，发现白家经常收到贵重物品，有的茶叶、月饼甚至搬起来很重，怀疑其中夹带钱财，于是心生歹意。在抢走上千万元财物后，两名犯罪分子甚至大摇大摆开着白家的汽车将财物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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