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忆视角的个人化。
作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在大众中早已获得了固定的评价称谓，诸如“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斗士”“战士”“导师”等等，而萧红摆脱了这些权威话语的制约和干扰，采取了一种纯私人化的写作态度。她把鲁迅先生从神圣的祭坛上请了下来，也让他脱离战场，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回归到普通生活的日常图景中，借着她笔墨的指引，我们看到了起居室、会客间、病榻上、书桌前的鲁迅。这一叙述视角的转换，反而能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走近鲁迅先生，给予大众一次接近真实鲁迅的机会。
原来，鲁迅先生并不是我们习惯上以为的那样冷峻。他和我们身边的每一位亲人、邻居、同事一样，会为一则笑话“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也会有自己的近乎偏执的生活习惯——“不游公园”，等等。这篇文章昭示出的真实的鲁迅是很有普通凡人的人情味的，他把价钱贵的纸烟拿来招待客人，却把价钱便宜的留给自己抽，这让我们能够马上联想到一位厚道而好客的乡亲。再比如，海婴执意要他答应“明朝会”的时候，“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明朝会’”，这正折射出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舐犊深情。周海婴之子曾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到过自己中学阶段对鲁迅的印象，“一怕周树人，二怕文言文”。如果他能够早点读到萧红的这篇文章，我想，他便不会觉得鲁迅先生是可怕的。综观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由于叙述视角的私人化，让读者触摸到了一个平易近人的、和蔼可亲的鲁迅，得到了一种从政治话语的叙述中永远无法获得的鲜活印象。
2.回忆内容的零散化。
胡风曾指出过萧红小说创作的弱点，“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显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胡风的批评是不是一定准确，我们可以保留不同的看法，但他确实发现了萧红创作上的独特风格，这就是把一个个细碎的生活场景进行图画式的归并和拼接，也就是片段式的结构方式。文章没有任何明晰的时间或空间意义上的一以贯之的逻辑顺序，而是撷取日常生活中的碎片加以整合:鲁迅先生的笑声、走路姿势、不游公园的习惯、看电影、抽烟、陪客人、写文章、尝海婴碟里的鱼丸子、卧病在床、和海婴互道“明朝会”、步行赴约会、身体变化、床头摆放小画，直到最后的病逝，一一道来，几近杂乱，几近巨细无遗。即便是一个单独的细节，也往往采用复沓的句式加以罗列，比如，“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面对这样零散的内容，传统的用来理清线索的阅读办法都行不通了。这里，用一个简单的“形散而神聚”的套语来评价也显然是隔靴搔痒。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这篇文章在构思上显得混乱呢？回答是否定的。我认为，连缀这些细节的只能是情绪。有论者指出，萧红的小说是一种情绪模式的小说。套用一下，把这种琐忆式的回忆性散文称作情绪模式的散文，同样是贴切的。萧红只想把自己与鲁迅先生交往过程中的情绪体验原生态地表达出来，把自己对鲁迅先生的情绪记忆真实地加以再现。这种把生活碎片、细节、意象性的事件加以串并的结构方法，更接近生活的本真状态，也更具有一位女性作家直觉思维的特性，从而更便于凸现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鲁迅形象。情绪在这里作为强烈的表达欲望，远远胜过了语言叙述的迫切性。这和我们平时的经验是非常符合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对生命中难忘的人展开回忆时，不可能用一条明晰的线索贯串下来，浮现在头脑中的恰恰是一个个细碎的片段。
3.回忆情感的亲情化。
萧红这篇文章在对鲁迅的回忆中，我总觉得具有一种对原型意义上的“父亲”形象的追寻。萧红幼年丧母，后来不顾父亲的反对，外出求学，记忆中的父亲是冷漠的。“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亲情的缺失，使她更强烈地渴望一种父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永远的憧憬和追求》)。美国心理分析学家阿瑟·科尔曼说:“女儿获得父亲注意的幻想通常会转移到其他男人身上去。”可是，自以为是的萧军和萎缩怯懦的端木蕻良这前后两任丈夫，都没有给予萧红以应有的情感上的慰藉。恰恰相反，从鲁迅先生那儿，萧红得到了合适的赞许、奖掖和关爱，获得了缺失已久的同时又是终生寻觅的父爱般的温暖。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写这篇文章的1939年，也是她创作《呼兰河传》的时候，是萧红生命中最为孤独和寂寞的时候 。一个很有价值的现象是，两篇文章前一篇回忆鲁迅先生，后一篇回忆了自己的祖父。在绝望中苦苦挣扎的作者，用近乎絮叨的低语式写作，呼唤着曾经给予过自己精神安慰的“父亲”和祖父。我们先来看一处《呼兰河传》中的著名片段: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这种近乎啰嗦的叙写，表达了作者在凄婉幻灭中对情感交流的伙伴——祖父深情的眷恋和不舍。
类似的写法，在《回忆鲁迅先生》这篇文章里数见不鲜，比如写到先生陪客人的片段:
“ 鲁迅先生从下午两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
透过这样的描写，我们分明能够感到作者在苦苦追忆一位精神之父，和前述的对祖父的叙写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整篇文章都是以一个女儿的声吻口气进行倾诉，比如自始至终不厌其烦地出现“鲁迅先生”这个称谓，在不违反语法规范的情况下，绝不用代词“他”来称呼，其中的钦敬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表面的师长身份蕴含着本质上的精神之父的诉求。
总之，这篇文章在回忆鲁迅先生的字里行间，渗透着萧红式的独特情感体验，和萧红的小说创作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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