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夫人杨绛：淡泊背后的风华
博学、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钟书伉俪的公众印象。
钱钟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甚至一些不重要的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只忙她份内的事，坚守她和钱钟书的文字世界。杨绛曾对记者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然而，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老人百岁华诞即将到来之时称她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一代才女在“人生边上”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
才子佳人的世纪良缘“缘起一面”
杨绛本名杨季康，她曾如此解释自己的笔名来历：“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由此‘杨绛’便成了笔名。”1941年，她在上海一家小学任代理教员时写喜剧《称心如意》，是第一次用笔名“杨绛”。1943年1月，《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上海联谊剧团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中。父亲杨荫杭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
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杨绛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杨绛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在东吴大学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着浪费时间，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借读燕京大学的手续办妥，杨绛的父亲不大放心，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3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杨绛果然约到周芬、张令仪两女生，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位男生。张令仪本约定同行，但她临上火车，变卦不走了。
1932年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在四处打探，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
杨绛一行5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杨绛考试结束后，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友蒋恩钿，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这是钱钟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
杨绛初见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钟书存心要和杨绛好，定要孙令衔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但从此书信往返，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相濡以沫。或许这份“命中注定”可以追溯到更早，杨绛8岁的时候陪爸妈去无锡的一处旧宅看房子，那正是钱钟书家租住的房子……
杨绛并不认为她和钱钟书是“一见倾心”，因为之前杨绛就听到过钱钟书的“聪明和才华”，以及他的冒牌“未婚妻”。杨绛与钱钟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后来，费孝通与钱钟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夫妇友好相处。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钟书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落了。费孝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钟书每天为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孝通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钟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有时也派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探望杨绛。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在别人印象中“书呆子”气十足的钱钟书，在生活上对杨绛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随后，夫妻俩游学于英、法。杨绛和钱钟书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都在图书馆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还相互交流。杨绛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
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
杨绛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钱钟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杨绛说：“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然而钱钟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据杨绛回忆：锺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劲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