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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州虐待儿童案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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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州虐待儿童案的几点思考
案例：徐州一名10岁女童小玲（化名）长期被生父打骂、性侵，事情意外被市民张女士发现而曝光，女童生父受到法律制裁。然而，令人心痛的是，案发后，小玲早已离家的生母依旧对女儿不闻不问，拒绝抚养。1月7日，当地民政部门以原告的身份诉至法院，申请撤销小玲亲生父母的监护权。
父亲邵某系徐州人；母亲王某河南焦作人，双下肢瘫痪且智力存在缺陷。在小玲1岁多时，因家庭矛盾两人离婚，邵某独自带女儿回徐州铜山区生活。2013年，邵某多次性侵、猥亵当时还不到10岁的小玲。那一年的2、3月份，挨饿的小玲出门讨饭吃，和邻村村民张女士相识。
2014年10月，法院以强奸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判处邵某有期徒刑11年，一审判决生效。其邻居家那名老汉也因性侵小玲被判刑。
小玲祖父母已经去世，徐州无其他近亲属。而小玲受侵害后，得不到家人的任何帮助。其母亲王某，自小玲回徐州生活后一直未尽抚养义务。更为荒唐的是，在得知小玲遭遇性侵后，也置若罔闻，不愿接回孩子。
思考：。
我们可以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司法保护、社会保护四个方面来看。
家庭保护：女童的家庭保护是十分缺失的。不但没有进行对女童进行保护，还对女童进行了虐待。由于小玲父母离异后，小玲跟随父亲居住，可见小玲的监护权是属于小玲的父亲的。可是小玲的父亲不但没有尽到监护的义务，不给小玲提供足够的食物，还同邻居对小玲进行了性侵对女童心理造成严重伤害，而且还经常对小玲进行打骂。总的来说，就是对女童进行了四种虐待中的三种包括身体虐待、性虐待和忽视。
学校保护：案例中有提到女童已经10岁了，早已到了上学的年纪，可是却没有上学，至少在邻居发现她的前几个月，她没有去上学，而是在附近讨饭吃。可见学校保护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女童没上学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女童一开始就没上过学，第二种是女童原来上过学，可是后来因为父母的原因而辍学了。对于第一种情况，自九年义务教育推行以来，读书就是适龄儿童的权利和义务。如果小玲到了年龄却没有上学，首先小玲的父亲即小玲的监护人是需要负一定责任的，其次，社区工作人员及学校老师等也应该劝导小玲入学，而不是任由小玲乞讨。如果，小玲原来上过学却因为经济或其他原因辍学，学校老师及负责人没有调查原因，放任不管，也是一种重大的失责。所以，从该案例可以看出，我国的学校保护也是不健全的。并且落实到每个孩子的义务教育还没有完全实现。
社会保护：我们可以看到，此案中，然而这一恶性事件并没有立刻被发现，以致拖延了对女童进行保护的时间。然后当地的民政部门也没有尽到责任，没有及时发现女童身处困境，并对其进行救助。而是在接到张女士举报后才采取行动。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经过多年的儿童保护的普及教育，让居民刘女士对儿童虐待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并且迅速报警。然而，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因为，刘女士没有在一开始见到小玲的时候，就向民政局等机构反映，只是拿出一些食物。市民一旦看到像小玲这样的受到父母的严重忽视，并且遭受虐待生活状况极差的孩子就应该向相关部门反映。而相关部门也应该时常关心这些孩子，给予相应的帮助。中国的社会保护也是极其确实的，不但儿童福利机构质量达不到标准，数量也不够。曾经就有因为福利院床位不够，而将孩子送到寺庙请方丈代为照顾的事发生。市民对于儿童保护的意识也不高，就算见到有人当街打孩子，或是自己的邻居有虐待儿童的行为也鲜有举报的。NGO在中国的存在感也很低，基本上不受人们关注。导致虐待儿童的事情无人问也无人管。

司法保护：从1989年我国正式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到1991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再到1999年，我国颁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日趋完善，然而由于某些法律条例不够明确，以及受中国“儿童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不打不成器”等思想的影响，这些法律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而且对儿童保护的责任机构也不是特别明确，导致真正出现问题时无人管的现象。本案是第一例依法剥夺监护人监护权的案例，也是依法进行儿童保护，对监护人进行处理的重要的一步。由民政局出面对小玲家长提起诉讼，也是对儿童的一种法律援助。该案中，小玲的母亲智力障碍，且身体残疾不具有照顾小玲的能力，小玲的外祖父母也不愿成为小玲的监护人，而张女士有一子不具有收养小玲的条件，所以小玲的监护权给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该案中，将监护权给民政局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毕竟民政局部门不能很好得照顾小玲，还是应该将小玲送到福利院，或是交予其他家庭寄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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