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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

发布时间：2023-03-01 11:14:5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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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之儒家道德哲學與世俗道德範例研究－劉蕺山《人譜》與《了凡四訓》、《菜根譚》之比較「晚明文人」型态之研究晚明心态与晚明习气
《四库全书总目》曾在论及明代士风变化时总结说：
“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漓。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多侈谈卓老（李贽），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陈继儒），矫言幽尚。
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卷一三二“杂家类”存目）这段话固然反映出《四库》馆臣对于晚明士风与文风因轻蔑而略有偏颇的态度，但它指出晚明社会风气与文人思想的特点以及当时“小品日增，卮言叠煽”这种文学现象所产生的历史氛围，却是相当准确的。因此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晚明小品可以说是我们认识晚明文人在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文化品格和精神个性的形象资料。一古代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是以修身为本，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使人成为能够安贫乐道、道德完善的正人君子。自从宋代以后，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许多文人以儒学的圣人人格作为人生修养所追求的目标，力求获得尽善尽美的人格。到了晚明因为程朱理学逐渐失去了崇高的地位，个性之风崛起，晚明文人追求独特个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于有规范性的完美人格的兴趣，他们更为欣赏的恰是有特点的狂狷癖病的文人才子人格而不是完美的圣人人格。在他们看来，有弱点有缺陷的个性才是真正的优点。张大复有《病》一文说：
木之有瘿，石之有鸲鹆眼，皆病也。然是二物者，卒以此见贵于世。非世人之贵病也，病则奇，奇则至，至则传。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传形；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吾每与圆熟之人处，则胶舌不能言；与鹜时者处，则唾；与迂癖者处则忘；至于歌谑巧捷之长，无所不处，亦无所不忘。盖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而世乃以不如己为予病，果予病乎？亦非吾病，怜彼病也。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多者吾不能与为友，将从其少者观之。（《梅花草堂笔谈》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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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病”就是超越正态、世俗、平庸、乡愿的“真”和“奇”，“病”者，才有特点，有个性，有锋芒，才有出类拔萃之处。故“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而张大复如此多病，可谓“大佳”了。张大复这种观念非常有代表性，晚明人喜欢不同常态的“病”“癖”“痴”“狂”，故抱怨“天下之病者少，而不病者多”。
有“病”，才有个性，有情趣，有锋芒，有不同世俗之处。这是晚明文人普遍的看法，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书》中认为：
“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林和靖对于梅，米芾对于石，都有一种痴迷执着的爱恋之情，故成名士。因有“殊癖”才有个性，有理想，有追求，有忘乎一切的执着之情。同样，张岱也说：
“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琅ｈｕáｎ＠①文集》卷四《五异人传》）“无癖”“无疵”之人不可作为朋友交往，因为他们缺少“深情”“真气”。晚明人推崇的是突出而又真实的个性，“癖”与“疵”其实就是那种不受世俗影响，没有世故之态的人格。
人有“癖”有“疵”，才有执着的深情和真实的个性。蚌病成珠，文人之“病”则成为一种不同世俗的情致。晚明程羽文在《清闲供》的“刺约六”中详细论及文人的六种“病”以及这些“病”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这六种“病”是癖、狂、懒、痴、拙、傲：
一曰癖。典衣沽酒，破产营书。吟发生歧，呕心出血。神仙烟火，不斤斤鹤子梅妻，泉石膏肓，亦颇颇竹君石丈。病可原也。
二曰狂。道旁荷锸，市上悬壶。乌帽泥涂，黄金粪壤。笔落而风雨惊，啸长而天地窄。病可原也。三曰懒。蓬头对客，跣足为宾。坐四座而无言，睡三竿而未起。行或曳杖，居必闭门。病可原也。四曰痴。春去诗惜，秋来赋悲。闻解佩而踟踌，听坠钗而惝恍。粉残脂剩，尽招青冢之魂；色艳香娇，愿结蓝桥之眷。病可原也。五曰拙。学黜妖娆，才工软款。志惟古对，意不俗谐。饥煮字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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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田耕砚而无稼。萤身脱腐，醯气犹酸。病可原也。
六曰傲。高悬孺子半榻，独卧元龙一楼。鬓虽垂青，眼多泛白。偏持腰骨相抗，不为面皮作缘。病可原也。（《香艳丛书》三集卷二）
他们不理生计，不修边幅，傲对权贵，蔑视众生，多愁善感，行为古怪。这些“病”，其实正是文人名士的个性和习气。他们的感情与脾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处世方法，都与正常的俗人俗事不同。不同于世人，故称“病”。文人的生活情趣，都是由这种种“病”所生发的。有了病，才有诗意，才有意趣，才有不同寻常之处，这里所写，也正是对于种种“病”的赞歌。
晚明文人的精神受到当时思想界风气的浸染，他们的文化品格多少都有心学的影子。王阳明心学崛起于明中叶，而盛行于晚明，这种理论强调人的意识、主观精神的巨大作用，主张内省，由程朱的先验的伦理本体转向心理本体，带有一种反传统的精神。这种理论给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吹进了清新的空气，起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儒与禅，原来就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自宋元以来，儒学本身受到禅学的更多影响。
尤其陆九渊、王阳明一派，更是与禅宗有血肉关系。“狂禅”之风恰是从陆王的“心学”那里来的。不过，陆王“心学”的理论归宿是正心诚意，而到了李贽等人，则主要发扬了禅的诃祖骂佛的反传统精神，对于传统道德、儒学权威等等持强烈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蔑视一切世间礼法。他们的风格狂放执着，惊世骇俗，其思想行为对于传统的伦理纲常与思想文化具有一种巨大的破坏性，故人们称之为“狂禅”。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专门论及“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明中叶之后，文人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加强，形成一种个性与世俗环境的冲突，如祝允明、唐寅等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对晚明文人有极大的影响。袁宏道曾赠给张幼于一首诗，诗中有“誉起为颠狂”之语，大概张幼于对“颠狂”二字的评价不满，袁宏道给他写了一信，信中说，“颠狂”两个字，其实是一种很高的赞词：
“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他引经据典来说明颠与狂的价值：
“狂为仲丘所思，狂无论矣。若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而求之释，有普化焉。……求之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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