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解读

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解读
作者：宋培宪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4年第08期

        毛泽东一生读书万卷，尤其对传统文史造诣颇深。具体到他对四大名著的研读与品评，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历程中，在他所做的报告、谈话以及所写的大量文字（包括诗词）里，不仅对上举诸书中的故事和角色，都分别有很好的剪裁、穿插和恰当的比喻、运用。而且，有时站在历史审视的制高点上去洞察事物的本质，有时又能够信手拈来评述时事、教育民众，有时则用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实践，真正做到了古为今用，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层面上多有触处生春之妙。

        一、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解读，其观测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最早接触到的几部古典小说之一。相对于其他几部古典小说而言，《三国演义》对他的影响也最为深远。这种影响，既是深刻的，也是全方位的，而其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本质的，则是他对《三国演义》的灵活运用。甚至于可以说古今中外，还没有人能像毛泽东那样，善于在日常教育、时事评述、军事运作等各个方面灵活运用《三国》，并以其独具的政治思维，赋予三国故事和人物以崭新的涵义，运用“三国谋略”臻于炉火纯青的程度。仅以“军事活用”为例：在军事上，毛泽东既是指挥家，更是谋略家，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和丰富的谋略经验，既来源于他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又来源于他对中国古代兵书战策的学习和吸收，尤其源自于他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对症下药”与灵活运用。而就其对前人兵法韬略的学习借鉴来讲，毫无疑问，他确实受到过《三国演义》的深刻影响。这从有关的文字记载中可以找出许多例证：如1934年，毛泽东启发王震说：“《三国演义》中，多次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他的有生力量。”“王震从中央苏区带回了毛泽东的‘三国战术’，使湘赣苏区的红军在处境相当困难时，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旅的重大胜利”。除上举史实外，他如红军勇士智渡金沙江时的“瞒天过海”，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时的“兵贵神速”，淮海大战中亲自撰写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之于“攻心”战术，志愿军初入朝作战时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的旗开得胜等等，也无不显示出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出神入化的战争指挥才能。这既是他善于借鉴传统军事理论的结果，也自然蕴含着对《三国演义》征战谋略的吸收与消化。毛泽东本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三国演义》很有意思，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怎么布置兵力的。”又说：“《三国演义》算我读到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吧。”也正因为毛泽东吸收了《三国》中所体现出的军事谋略精华，并屡屡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军事实践中，所以有些人诋毁他是军事上的“三国路线”。而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毛泽东也曾多次谈及：“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毛泽东所讲的“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以及谈心得体会时所说的读书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等话语，又都可作为毛泽东不是读“死《三国》”，而是灵活运用《三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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