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文化汉奸柳存仁的阳台旧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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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与“文化汉奸”柳存仁的阳台旧怨
谢其章
2015-06-14 08:00 来自 翻书党
读宋以朗《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读出一些有意思的情节——张爱玲与柳存仁的“阳台风波”。是书最近出了简体字版,书名改为《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既称“宋家客厅”,就不好将自家祖父及父母当作来客了,实质两书是一书。表面看仅仅是繁简之别,其实还是有些微差别。一目了然的是图片的不同,繁体字版有的图片,简体字版不见得也有,反之亦然。不容易看出来的是文字的差别,我未通检全书,只在“张爱玲”这一章里看见几处不一样的地方。
先挑宋以朗先生一个小错,这个小错很多学者仍然在犯。“张爱玲”这一章,第一小节名为“张爱玲、夏志清与柳存仁”,其中有这么一句:“抗战胜利后,柳雨生南下香港任教,改名柳存仁。”这里用“改”是不对的,柳雨生的本名就是柳存仁。《古今》杂志第十期(194911月)刊有柳存仁《谈自传》,文后附录“作者略传”:“柳雨生,初名存仁,字雨生,后遂以字行。存仁,其舅公左子兴秉隆公为取名,雨生则其友人星家袁树珊先生所取也,谓其五行缺水。欲保留此时代社会上尚有此种未能革除之习惯信仰也。
“柳雨生”之名于上海沦陷时期使用最多,乃至最终大家都知道柳雨生是“文化汉奸”,而柳存仁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就算是在沦陷时期,柳存仁也不是绝对不用“柳存仁”,有的时候甚至同时使用,仍以《古今》为例,第十九期“周年特大号”,既有柳存仁的文章《年年有个三月三》,也有柳雨生的《异国心影录》,问题是只有通读了《古今》的读者才能联系得起来“此柳即彼柳”。


柳存仁后来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最省事的办法是永不再用“柳雨生”。与柳存仁心理相似的还有金性尧(文载道)周劭(周黎庵)等。柳存仁于沦陷时期使用“柳雨生”,如果说他是故意想隐瞒什么,倒也不尽然,否则他也不会早早在自传里公开柳雨生就是柳存仁,但是他这样两个名字来来回回使用,竟然把后来的研究者给搞晕菜了。
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不管时间地点一律使用“柳存仁”,免得再添乱。
《古今》刊载有张爱玲两篇文章,据说是柳存仁介绍张爱玲给主编周黎庵认识,这才有了发表的机会。我一直奇怪,柳存仁编《风雨谈》时为什么一篇张爱玲的作品也不用,而且太平书局出了那么多单行本,也不邀请张爱玲加入一本。柳存仁和张爱玲很熟络,1942年同船自港返沪,介绍周黎庵认识,现在又知道很有名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1945227日),对谈时柳存仁居然在现场。二十四年后和三十五后张爱玲两度在给宋淇信里提起那次对谈时如何怠慢了柳存仁。
196941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说正在托当时在波士顿的柳存仁找工作:“柳存仁没有消息,我打电话去,非常冷漠,说几句顺便和太太同来,免得费事(我并没预备费事招待),结果也没来。前天志清到Boston开会,住在他家。我去旁听遇见了,不然我也不提了,但是好像太太同来就不坚邀,所以又请他们有空来,仍旧推托。随后听见志清说他解释是太太吃醋。他一共跟《杂志》的人到我家来过两次,太太没有来过。有一次有点得罪倒是真的:跟苏青,对谈,我说人多,说不出,编辑叫他到阳台去等着,虽然是开玩笑的,他脸上有点窘。但是我以为他现在得意的时候也许愿意看见old acquaintance(朋友。”
1980829日,张爱玲给宋淇信称:“柳存仁我六五年在Bloomington, Ind.(印地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开会碰见他,就坐在我前排,我跟他招呼,他鼻子里哼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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