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

浅谈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

李白是一位盛唐诗坛里不得不看的风景，其诗豪放飘逸，想象瑰丽，代表着诗坛里的一座高峰------浪漫主义。其诗句风华绮丽而又巧妙的熔铸为高大古雅。其人桀骜不驯，放任却又不随波逐流，一身追逐自由却又有安邦定国的宏愿······同时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封建社会空前鼎盛的时期，大唐国威远扬，辐射周边，但同时又隐藏着没落与衰败的暗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自身宏愿碰撞之下，孕育了李白独特的浪漫主义诗歌气息。

一、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元稹说李白的诗歌:“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这正道出了李白诗歌的这种豪迈而奔放的气势。

如诗人笔下的黄河: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

这里,黄河奔腾咆哮,冲决一切,呈现出不可驯服的形象,确有“落笔摇五岳”之势。再如诗人笔下的长江和高山: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奇险挺拔,高出天外的峰峦,都表现出冲决束缚,追求自由的不可阻挡气概。

（二）丰富而奇特的想象

李白诗歌中,有大量的想象,有的诗通首是想象。现实事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自然景物、梦中境界等等,在李白笔下,无不成为想象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诗人的想象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任意驰骋。而这种任意驰骋的想象又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让超现实的描写为更深刻地反映现实服务。《梦游天姥吟留别》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人借助梦境,开展大胆的想象,描绘了天鸡高唱、海日升空、熊咆龙吟、霓衣风马等超现实的想象,渲染了仙界的瑰丽和美好,映衬了现实的污浊和黑暗,表现了崇高的理想。诗中写梦醒后对梦境的议论更直接表示了他在现实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不开心颜”的斗争精神。李白诗歌中的想象往往出人意表,新颖不俗。但出人意表又入情理之内,新颖不俗而不流于怪谲。

（三）大胆而恰切的夸张

李白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手法,来表现强烈、炽热的激情。从那大胆而恰切的夸张中,也表现出了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李白在《北风行》中用了“燕山雪花大如席”句,来叙述北方雪大天寒。鲁迅先生就此句作了说明:“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变成笑话了。”(《鲁迅全集》第六卷185—186页)这就是艺术中夸张与真实的辩证法。李白那些优秀诗歌中的夸张,从来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恰恰相反,他总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因此,往往越是夸张,现实生活越是表现得深刻、真实。

（四）形象而生动的比喻

在李白的诗歌中往往通过比喻把抽象的事物化为具体的形象。如用水比喻感情: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这里可以看出,李白运用比喻,一是做到了形象:感情本来是抽象的,而诗人用滔滔江水或千尺深潭水来比喻感情,就把感情变成了可感可触的形象,鲜明地呈献在人们的眼前。二是做到了贴切:比喻与友人别情之长,绵绵无尽的流水正有长的特点;比喻友人送我深情,千尺潭水正有深的特点;比喻愁情不断,抽刀断水正有不可断的特点。这都是用与被比喻的事物有共用特征的形象做比喻,使比喻显得十分贴切。三是生动:形象本身就具有生动的特质。而诗人关于选择那些容易引起人的丰富联想的形象作比喻,就更加生动。以“抽刀断水”比喻愁不可消,不仅突出了诗人的愁情,而且从“抽刀断水”的动作上,使人联想到诗人那激愤的心情、豪迈的气概等等,余味无穷。

李白在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取得了不仅是他的前人,即使是后来者也没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位巨人。他的浪漫主义诗歌,不仅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二、李白浪漫主义诗风的形成原因 

那么李白豪放浪漫的浪漫主义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这当然有时代等客观原因，同时也有诗人自身等主观原因。我认为，这是在特定时代，特殊社会，特定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中，由其特殊身世，个性，气质和生活经历等因素促成的特殊思想性格和独特的审美追求形成大的。 

（一）特定时代与政治环境的客观影响。 

李白（701——762）生活的时期主要是所谓的盛唐时期，此时期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表面上是莺歌燕舞，鲜花着锦。盛唐气象犹存，而实际上危机四伏，矛盾重重，只不过在风雨中强装微笑罢了。但生活在此时的士人无不视本朝为有道之邦，天朝上国，因而，无论是争取金榜题名，还是探寻终南捷径，人们对这个富有魅力时代没有失望。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的最高愿望。而要做官则必须经历许多与善良本性冲突的事情，使内心失去宁静和平衡，作为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李白不可避免的拥有这份心，但不一样的是他敏锐的感受到了大唐帝国大厦将倾的危险，他在挣扎——虽然也感到无力回天，但背负着对国家和名族任务的沉重责任，也只有企图以更为直接的现实思考和政治批判来 

李白的主要诗歌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自由奔放，明白晓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也是对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无奈反抗。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世与高蹈之间。他在《行路难》其二中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便表达了这一矛盾。既然“我独不得出”，为什么又说“大道如青天”呢？这正是盛唐时代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统一在这个时代，也统一在李白的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 

正如《尚书·舜典》中所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特定的政治环境深刻的影响了李白的理想追求，从而决定了他诗歌的内容和思想，也影响了他诗歌风格的形成。 

李白的诗风，是时代造成的，就他的经历来说，是他的不幸，就他的文学成就来看，则不失为文坛大幸。诗格与人格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李白以他崇高的人格与伟大的诗篇坚定着人们生活的意志，培养着人们高尚的情操。李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这个时代未能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才干，实现理想的环境和机会。他作为诗人的率性也使他们难以在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这就使他在诗中时时流露出这种悲哀来。其实，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物，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 

（二）特殊文化的深刻影响 

作为盛唐知识分子，李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表现出对理想政治的执着追求。李白一生要“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李白自视很高，他常以大鹏自喻，“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他不屑走一般士子所走的科举做官道路，而是一跃而为宰相，实现政治理想后又功成不居，“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在“入世”与“出世”中达到自由适意的人生理想，“入世”与“出世”都统一在对自由追求的大目标下，实现自我追求和追求自由在他身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李白的独特之处。而当李白从政失败后，转而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获得精神的解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游历过程中，诗人不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强化自然和仙境的美好，以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求得精神对现实的征服。 

李白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儒家，但他的世界观和美学观却深受道家——老庄哲学的影响 李白广泛吸取了历史文化遗产，融合百家之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面貌。他的思想是复杂的，而不是单纯的。各个不同的思想侧面，都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李白。儒家的仁民爱物的思想，使李白的诗歌充满了热爱人民，关心百姓的高尚情感。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使他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道家的愤世精神与自我追求意识，给了他批判揭露现实，揭露统治者的勇气，使他注意到了大唐由盛转衰的种种迹象和隐藏的种种弊端；墨家任侠的博爱精神，使他仗义疏财，乐于助人；纵横家的胆识和博辩，使他敢于“戏万乘若僚友，视壽列如草芥”（《李太白碑阴记》苏轼）；兵家的机敏权变和释家的空灵超脱，则给他的诗歌增添了纵横变换和空灵玄远的意趣和色彩。但李白是受道家思想影响深刻的诗人。如道家的出世思想，愤世精神及与大自然的亲和力等深刻影响了李白。总之，李白兼蓄百家，为我所用的自由开放思想及热烈追求光明理想，勇敢批判现实的斗争上说，使得他的诗歌既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又具有他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色彩。从文化传承上说，李白的诗歌继承了前代浪漫主义创作的成就，以他叛逆的思想，豪放的风格，反映了盛唐时代乐观向上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满封建秩序的潜在力量，扩大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 

已然的悲剧命运——特殊身世及社会经历的潜移默化 

古籍云：“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梁武昭王王嵩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可知，李白身世难明，虽自言为梁武昭王之后，但无任何实据。。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自小便有身受治世恩惠之感，便有建功立业，扬名天下的抱负，正所谓“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李白诗一个很浪漫的诗人，任侠仗义，痛饮狂欢，喜游览名山大川，又藐视功名权贵，还喜欢求仙访道，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等。的确，在李白身上确实有这些浪漫可爱的性格，但他性格中还有更重要的一面，甚至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主导思想——扶社稷，济苍生，建立功名，积极用世，然后像范蠡，张良那样功成身退，隐逸山林，泛舟湖海。这也许是他一生所追求的主要人生目标。 

正因为如此，李白从青年时代起就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并有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他自幼在巴蜀长大，博览群书，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在开元十二年，二十五岁的李白满怀政治豪情和建一番功业的理想，离蜀东游，广有游历，遍交天下朋友。这一切对李白奔放自由的性格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不久后李白便入长安求仕。然而，政界的倾轧与官场的腐败，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马上使李白陷入了难以侍从的困顿中，李白的生活充满了大起大落的变化，他的感情也波澜起伏，千变万化。

李白桀骜不驯，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好豪饮，好游仙，好游侠，做过隐士，也受过道籙。时而纵论王霸大略，时而又混迹与渔商，前不久还挥金如土，转眼间却又囊空如洗。中年时有破格召见，有“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与前。”后有“力士脱靴”，“才人研磨”，三年后又“赐金放还”，暮年“永王幕府”之事。这些戏剧性的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造就了李白的性格，使他的人生理想即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而这表现在诗歌中，则是在和谐的意境中加入了一些不和谐的成分，使诗人那桀骜不驯的气质和愤世嫉俗的情怀，同环境的险恶，仕途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冲突，使诗的意境也便随之而波澜起伏，动荡不安。其气魄之宏大，言辞之激烈，是前所未有的。 

李白，在仕途上的挫折，以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都是困扰他终生的重要问题。李白作为诗人，他的思想，情操，文学才华，都是通过他的诗歌来展示的。诸多的困惑与无奈，构成了他丰富的人生，形成了他诗歌独有的韵味，而李白诗歌的丰富性也由他丰富的情感世界，复杂的人生经历和作品中的复调及变换的情绪得以体现。在当时，他只能为今不如昔的世道，为生不逢时的自己和所有的治世贤人，以及为他永难实现的理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以无限的激情冲破有限的形式，唱出一曲曲悲歌来。  

罗曼·罗兰也曾说过，“伟大的作家在创作中，总是有两股激流，一股与他们当时的时代运动相混合，另一股则蕴藏的深得多，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直到现在，它还滋养着新的时代。”（《法国作家论文学》），无疑，李白所代表的诗歌高峰正是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愿望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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