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蓬勃发展的阶段，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著作，这就是文学史上的先秦散文。先秦散文分为两种，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前者包括《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后者是儒、墨、道、法等学派的文章，其中如《论语》《墨子》《孟子》等，是孔丘、墨翟、孟轲的弟子对其师言行的记录，《庄子》《荀子》《韩非子》等则为本人的著作。
先秦散文是中国散文的发轫。主要保存在《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包括《左传》、《国语》等先秦叙事散文和《论语》、《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先秦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还不分明。当时的散文，只能说是与韵文相对的一种文体，基本上是哲学、政治、伦理、历史方面的论说文和记叙文，但由于它们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因而被视为先秦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用历史事实来解释《春秋》的著作，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春秋》是概括的记述历史，而《左传》则详细的记载事件本末细节，此书丰富多彩，叙述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和历史人物的言行。
《左传》擅长战争描写，它不仅把纷繁复杂的战争有条理的叙述出来，并且从大处着眼，通过人物对话，写出战争的性质，决定胜败的因素等内容。《曹刿论战》和《秦晋肴之战》等篇，都写得非常出色。
《国语》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国别史，记载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大事。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及《左传》，然而它有的叙事比《左传》更鲜明生动，如写“厉王弭谤”和“勾践复国”的文字，就是这样。
《战国策》记述的基本上是战国时期谋臣纵横捭阖的谋略和辞说，它的文风是剧谈雄辩，书中还刻画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例如写唐且出使秦国，唐且与秦王谈起“布衣之怒”，秦王轻淡的说，布衣之怒不过“免冠徒跣，以头抢地尔。”唐且慷慨陈词：“此庸夫之怒，非士之怒。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说完，拔剑而起，这一番慷慨豪壮的言辞，打掉了秦王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
《战国策》中的纵横家辩士，还擅长运用寓言进行说理、论证，象狐假虎威、画蛇添足等成语故事，都出自《战国策》。
《左传》和《战国策》对后世的散文家有着深刻影响 。司马迁的《史记》，曾经大量采用这两书的材料，并汲取了它们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汉代贾谊、晁错等人的政论文章，其雄辩风格得之于这两书也很多。历代史书的编撰，以至唐宋散文家的记叙文，在语言和表现方法上，也都受到先秦散文的影响
先秦散文在散文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甚多。
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是认
先秦散文
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思想的深邃，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儒、道为代表的先秦说理散文，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确定了作家的人格理想，作品的审美风范，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石之一。
先秦说理散文是中国散文创作的典范，它以成熟的说理文体制，形象化的说理方式，丰富多彩的创作风格和语言艺术，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章学诚认为，“周衰文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说战国时文章已变尽，未必符合实际，但后世的所有文体都能在战国散文中找到先例或萌芽则是无疑的。先秦说理散文不仅标志着说量议论文体的成熟，而且也包孕了寓言、小说等因素。
先秦散文虽然不是纯文学的著作，但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影
礼乐文化
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在文体方面，后世各种文体的滥觞，多见于先秦。在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诸篇中，常追本溯源直到先秦。先秦时期的论说及史传各体都为后世所直接继承。此外，《论语》“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晏子春秋》“晏子使楚”章等，类于轶事；《左传》、《列子》好奇，载及鬼神，近乎志怪；子、史中的寓言故事以及《穆天子传》、《燕丹子》，可以称之为小说萌芽；而《战国策》铺陈扬厉，《庄子·说剑》与宋玉《对楚王问》增设主客问答，更可以看出汉赋的渊源。
在文风方面，刘师培《论文杂记》说：“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奡，《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确实，先秦各家的散文风格，从不同方面滋养着后代作者。
此外，先秦散文还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提供了不少题材。 在表现手法上，“《春秋》笔法”、“《左传》义法”，曾被推崇为文之准绳。唐宋古文运动以诸经、诸子为旗帜，标举“文统”，莫不导源于先秦。因此，先秦散文与《诗经》、《楚辞》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的基石。
编辑本段文章风采
古文观止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论语》风格是语言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其中许多形象化的语言，往往包含着深远的社会和道德含义。例如，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既是对松柏的礼赞，又是对一种坚强人格的称颂，形象与哲理交融在一起。
《墨子》一书，语言质朴，但有很强的逻辑性，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理，又经常从具体问题的争论中作出概括性的总结。例如，《非攻》篇中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人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以下又从盗窃别人鸡狗说到，侵略他人国家，指出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亏人自利”的不义之举。这样的由小及大，层层推进，既是演说，又是比喻，论证明白而严谨。
《孟子》散文的特点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端锋芒显露。例如，《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述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对齐宣王所问“齐恒晋文之事”避而不言，却引齐王谈论王道。在对话中，孟子经常连连发问，步步紧逼。他的雄辩锋芒，有时竟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文章还善用比喻。他在谈及不能和不为的区别时说：“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所用的比喻常常是多样的，有时整段用，有时全篇用。就象“鱼，我所欲也”，就是层层深入，运用曲折的比喻揭出所论主旨。
诸子图
在先秦思想中，庄子的思想具有一种虚无主义色彩。在先秦散文中，《庄子》是最具风格的。大量的采用虚构的寓言故事，来说明思想论点，这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想象神奇，在古代散文中独树一帜。《庄子》寓言丰富，并且很多出自作者自创。这些寓言也不是简单的比喻，而是有着奇幻斑斓的色彩。像写河伯看到“秋水将至，百川灌河”的景象，便“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当他来到北海，看到大海的浩瀚天际，这才感到天外有天，自己的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接着通过与河伯的对话，又道出宇宙之大，大海在其中也是渺小的等的道理，既是寓言，又有壮阔的景物描写，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还有，写诸侯间的战争时说：有两个国家，一个建在蜗牛的左角，一个建在蜗牛的右角，“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可返”象这样的奇幻的想象，在《庄子》中还很多。
《韩非子》的文章注重论述，论事证理切中要害而又精辟深刻。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的分析力最强。有一篇写亡国的理由，竟写了47条之多。他的文章中也大量引用寓言故事和历史知识，我们今天还在运用的成语，如守株待兔、买椟还珠等，都出自《韩非子》。
先秦诸子散文风格多样，或气势磅礴，或雄辩锐利，或浪漫奇幻。诸子散文对我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分类：主要有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两种形式。
历史散文：又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
国别体。
史书又分为通史和断代史。
中国散文文学形成的历史，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从片言只语到成段成章，再到中心明确、结构谨严的篇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中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代是一个神权统治的时代，统治者借用神的力量来加强他们对奴隶及臣民的控制。当时的文化，基本上是神权统治的工具，被巫祝所垄断。殷代甲骨文，基本上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他们把卜问的时间及祭祀、天时、年成、田猎、征战、商王的起居、疾病等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以便日后检验。这些卜辞，一般包括序辞（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的名字）、命辞（占卜的问题）、占辞（对卜兆的解说）、验辞（事实与预卜是否符合）等部分。也有少量非卜辞的记载，上面记录了狩猎与战争的史实以及有关甲骨整治、收藏等情况。这些记事，只是为了备忘，加上刻写的困难，所以力求简单概括，大多是些零散的句子，较长的记事刻辞如“小臣墙刻辞”，补足其残文，估计原文字数超过150字。就中能够完整明白地表达意思的已属上乘，能够略具篇章规模的更为少见，所以它还只是记事散文的萌芽。
商周盛行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铜器铭文，也称金文，已发现有铭文的商周青铜器估计近万件。商代铜器铭文很简单，一般仅用一至五、六个字记作器者之名、所纪念的先人庙号等。商代晚期出现了较长的铭文，但也没有超过50字的，内容多数是因接受赏赐而作纪念先人的祭器以示荣宠的记录，在表现技巧上，与同时的商代甲骨文相似。到西周，铜器铭文达到全盛，篇幅加长，二、三百字的颇为多见，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则长达498字；内容也大为丰富，除了较常见的记载周王的任命、赏赐及记功表德外，还有记诉讼、土地交易、勘定田界等较特殊的记事铭文，正如《墨子·鲁问》中说的：“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许多周代的铜器铭文是有韵的，且喜欢用整齐的四字句，有的铭文还具有比较浓厚的文学气息。但因铜器铭文的篇幅受限制，内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叙事部分大都直陈其事，很少修饰，又有不少颂扬求福的套语，因此其文学价值一般不如流传下来的同时代的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
周人卜与筮并用，但多用蓍筮。把占筮过的事和结果记下来，以便年终复查占验多少，这些记录，叫做筮辞。占筮者把收集到的旧筮辞编辑成书，以作占筮的参考。《周易》就是这样的一部占筮用书。《周易》中所记的旧筮辞也象卜辞一样，大多片言只语。经过编辑者的选择、加工，编成六十四卦，每卦分为六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多数的卦都有中心、有层次，卦爻辞中用韵的约占三分之一，部分近似民歌，有些描写细致，运用比喻、起兴、衬托等表情达意的手法，颇为生动形象，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西周时期的写作水平。因为是占筮之书，所记的内容显得驳杂零乱，其中又插进了不少贞兆辞，衔接成章的并不多，只能说它还处在散文正在形成的阶段。
真正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应该是《尚书》。《尚书》主要载录了殷商、西周时期的典、谟、誓、命、训、诰，以及东周作品，是上古的一部官方历史文献。卜辞与《周易》是巫官之作，《尚书》是史官之作；前者记录的是对神的祈祷与所谓神的启示，后者记录的是王公的言辞与政令。
现存的《尚书》已几经聚散，真伪杂糅。《盘庚》三篇是盘庚迁都于殷的三次训话。现在读来，文句上虽然“佶屈聱牙”（韩愈《进学解》），但全文中心突出，议中夹叙，有生动的比喻，富于感情色彩，从中可见盘庚的胸怀、胆略与神情。它与《周书》中写周公告诫周成王的《无逸》等篇，可算是较早的、比较完整的论说文。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记叙文，则可以《周书》中的《顾命》为代表。《顾命》记叙周成王之死和周康王即位的经过，先记成王临终时对大臣们的遗嘱，接着记述康王即位的仪式，最后是召公和诸侯们对康王的告诫和康王的答词，记叙具体而有层次。《尚书》之后，散文分别向着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重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
先秦叙事散文特点：一、叙述丰富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在叙事之后直接引入议论，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二、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并运用倒叙和预叙的手法。叙事过程完整，并注重因果关系。三、作品中有戏剧化的情节，使作品充满故事性。四、在表现人物方面，以行动、对话为主要表达手段，另外也不乏大量的细节描写。人物塑造鲜明生动，光彩照人。五、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
大约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春秋末至战国初，有《老子》、《论语》和《墨子》。《老子》简篇短幅，《论语》也多为简短的语录，但都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墨子》始渐有论说文的基本规模，但质朴无文，同时也还有语录体的篇章。（2）战国中期，有《孟子》和《庄子》。它们开始摆脱语录体，往往是长篇大论，说理畅达，文辞富瞻，是说理文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篇章形象生动，比喻、寓言叠出，行文波澜起伏，有比较浓厚的文学色彩。（3）战国后期，有《荀子》和《韩非子》。它们逻辑严密，说理透彻，文辞富丽，是先秦说理文的高峰。
先秦散文的主要形式，是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在史官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渐进产生并成熟起来的。历史散文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此外，《逸周书》也是一部类似《尚书》的史籍。孔子编着的《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是编年体史书之祖，其体例和「笔法」对后世散文都产生了经典式的影响。二书体现了早期历史散文的特征。 （2）第二阶段，以《左传》和《国语》为代表。《左传》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也是先秦历史散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最为突出的著作。《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由各国的史料汇集而成。二书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3）第三阶段，以《战国策》为代表。《战国策》也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叙的是战国时期谋臣策士们的言行。在语言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诸子散文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春秋战国之交以《论语》、《老子》为代表，以简短的不成文的语录体或格言体为主要形式。其中《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全书没有完整的体系和篇章结构；风格温文尔雅、雍容和顺；语言简明深刻、语约义丰，往往在一两句话里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人生经验，不少成为常用的成语或格言。 二、战国中叶，以《孟子》、《墨子》、《庄子》为代表，以富有文学性的对话体为主要形式。其中《孟子》以善辩著称，多带驳论性质。其论辩，高屋建瓴，锐气逼人，机锋百出，喷薄有力，往往有一种“其锋不可犯”的气势，使对方理屈词穷，无以置辩。《孟子》虽尚未脱离语录体，但无论从篇章结构，还是文采言辞来说，都较之《论语》有了很大发展。《墨子》成书略晚于《孟子》，在形式上仍属记言，但已不是只言片语而是首尾完整、富有逻辑性的论文了。它质朴无华，以逻辑严密著称。《庄子》虽然也未完全脱离对话论辩的形式，但已实现了向专题论文的转化。它行文汪洋恣肆，想象奇特，寓说理于形象之中，极富于文学色彩。 三、战国末期，以《荀子》、《韩非子》为代表。它们已完全摆脱了以驳论为主的对话体，成为讲究逻辑、注重修辞的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以正面论说为主。其中《荀子》可称为长篇专题学术论文集。它论点突出，比喻繁富，注重修辞，表现出高度的组织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和技巧。《韩非子》多为长篇议论文，有立论，有驳论，峻峭挺拔，切中要害，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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